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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脑要装防火墙——警惕历史虚无主义的滥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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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华锋:国防科技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院长,大校,教授,博导,国家“四个一批”优秀理论工作者,湖南省社科联副主席,国家社科基金评委,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理事。

石海明:国防科技大学国际问题研究中心副教授,博士,中国军视网特约评论员,中信改革发展研究院研究员,察哈尔学会网络外交委员会研究员,远望智库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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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华锋、石海明:《制脑权》,北京:解放军出版社,2015年第4次印刷,入选中央国家机关干部“强素质-做表率”推荐读物

摘要:西方人很早就将文化运用于战略层面。近年,美国人策划的“橙色革命”、“阿拉伯之春”等“颜色革命”,其切入点就是文化认同问题。不少经济落后的弱势民族无力抵挡,话语权越来越少,他们的文化正在被遗忘,越来越边缘化。我国也是其重要目标之一。

一、警惕历史虚无主义的滥觞

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多元文化的跨国交流与传播日益频繁,单一文化的封闭存在状态已无法继续维持;文化政策的开放性、文化生态的多样性,文化发展的融合性已经成为普遍的文化发展特征。文化安全与意识形态安全问题也日益突出。

全球化的发展结束了冷战时代,意识形态的壁垒与边界已经被全球化与信息化冲垮。西方发达国家通过文化渗透,以西方价值观为文化认同,利用发展中国家尖锐化的社会矛盾,频繁发起“颜色革命”,改变了南斯拉夫、乌克兰、格鲁吉亚、吉尔吉斯斯坦等国家的政权。尤其值得关注的是,美国近年在东欧、中亚的“颜色革命”以及中东的“饥饿革命”之所以频频得手,主要是通过facebook和twitter等网络工具来传递消息和动员群众。当今世界呈现的变革与冲突,日益凸显文化安全与意识形态安全的重要性。

历史观是哲学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和理论基础,涉及一个国家、民族如何看待自己的文化传统和历史经验与精神财富,涉及国家认同意识与民族自尊心与自信心。古人云,“欲灭其国,先灭其史” 。对一种社会制度、一个政权来说,历史的合法性是现实的合法性的基础。民族历史观的颠倒不仅会瓦解现行制度和政权,甚至会导致民族国家的解体。苏东的剧变已经证实了这一点。

当前,历史虚无主义思潮已经对我国的文化安全和意识形态安全产生了一定的消极影响。这种历史虚无主义,是随着否定文革与改革开放发端的,进而逐步走向否定历史唯物主义的历史观,否定中华民族文化传统。其主要表现在于:

其一,通过否定历史发展规律来否定历史进步,进而否定民族历史价值与成就,对历史采取非历史主义的态度。历史进步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既成事实,也是社会的基本价值观,它赋予社会合作与世代交替以价值意义。作为个人,不相信历史进步,不会对日常生活直接产生重大影响;但作为一个民族,失去历史进步的信念,群体存在的价值就随之消失。正如陀思妥耶夫斯基所说的,“假如上帝不存在,一切都是可能的”。

中国传统文化和五四新文化运动产生的现代革命文化,代表古代和现代社会的两大文化成果,是中华民族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精神基础。历史虚无主义从西方价值观出发,抓住和夸大这两大文化成果的某些缺点,否定这两大文化成果的合理性。我们常常看到这样一些言论,认为海洋文明一定比草原文明和农耕文明先进,中国历史上的帝王都是脏唐臭汉,民众都是愚不可及,政治人物都是厚黑专家,历史事件充满阴谋诡计等等。这种用当代认识标准来简单地否定历史价值的观点和方法,表现出非历史主义的理论混乱。任何文化成果都有其历史局限性,除非它永远不变成历史。如果用历史虚无主义的态度否定上述两大文化成果,中华民族自身认同的精神基础也就随之崩溃。

其二,通过翻历史旧案的方法,否定革命,妖魔化重大历史人物,曲解民族文化标识和表征符号,进而瓦解民族精神和信念。文化和意识形态需要表征和具象传播,每个民族都有属于自己的光荣与梦想;伟大的历史事件和伟大的历史人物,构成了各民族的历史图腾和历史记忆。当然,走出历史神话是一个民族成熟的标志,认识历史真相是正视自身的新起点,可以不断通过新的发现和新的更科学的方法,不断解读历史,以求得更全面、准确的历史认识。但是,重新解读不等于颠倒黑白和全盘否定。

反思批评革命的不成熟及革命的过度理想化、激进化,和由此否定革命是有本质区别的。近代以来,面对帝国主义侵略,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女奋起抗争,被迫或主动地选择了革命的激进道路。但是,我们并不能因此以历史虚无主义否定某些革命,否定反对帝国主义的爱国主义,否定一个半世纪以来中华民族争取独立自由解放的历史的合理性。过度神化孙中山、毛泽东、鲁迅不是实事求是的态度,但也不能因为他们有缺点就抹杀他们的历史贡献,甚至夸大他们的缺点,丑化他们的形象也不对。从来就没有神仙,但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英雄,尽管他们没有一个人是完人。

巴顿将军有句名言,“最好的防御就是进攻”。面对全球化与信息化,保护文化安全和意识形态安全的最有效的方法,不是阻断文化传播,而是提升文化创新能力和加快文化发展。中国的经济成就大大提高了中华民族的自尊心和自信心,加快了中华文化在全球的传播。在辉煌的经济成就与文化成就面前,一切文化和历史的虚无主义都会黯然失色。问题在于我们要在学会如何创造经济奇迹的同时,去创造中华现代文化的奇迹。最有创造力的文化才是最安全的。

二、在民族文化中探寻文化认同

人类文明是多元文明。不同的民族在各自的环境中,创造了各自的文化。民族文化是民族存亡之本,是民族凝聚与发展的深层动力。正确认识和充分利用民族文化,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

(一)民族文化是民族认同的核心

民族文化是民族内部彼此认同的核心,其基本要素有:服饰、节庆、语言文字、饮食方式、居住形态等。这些都是在漫长的历史活动中自然形成的,与当地的气候、山川、风物、传统等浑然一体,是民族历代先祖集体智慧的结晶,是一个民族区别于其他民族的根本标志。在民族内部,无论是文盲,还是知识精英;无论是普通人,还是首脑人物,在这些特征上是一致的。

清代著名学者顾炎武在《日知录》里把历史上的改朝换代分成两类:一类叫亡国,另一类叫亡天下。亡国,是一家一姓的“国”覆灭,被新的王朝替代,文化没有发生变化,对社会震动不大。亡天下,是原有的“国”亡了,文化也被异质文化所置换,作为文化意义上的“种”,已被消灭,是亡国加上灭种。亡国的责任,由享受高官厚禄的官员承担。亡天下的责任,则属于国家的每一个人。梁启超先生将顾炎武此文归纳为“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八字。顾炎武将文化的存亡与民族的存亡等同,极具卓识,可谓振聋发聩!之后,每当中华民族处于危急关头,它就成为鼓舞民众救亡图存的最有力的口号。作于抗战时期的《毕业歌》中,“同学们大家起来,担负起天下的兴亡”一语,就脱胎于此。

民族文化越弱,民族凝聚力就越弱,如同一盘散沙。民族文化一旦消解,则民族将走向消亡。中国历史上的某些民族,由于不注意保存自己的民族文化,最终从历史舞台上消失,典型的例子是契丹。契丹人有自己独特的文化和强大的军事力量,国号辽,曾长期与北宋政权对峙,影响很大,以致俄罗斯语中的“中国”一词,就是“契丹”的音译。契丹人在与周边民族交往的过程中,不注意固守本民族文化,盲目追随其他民族的文化,久而久之,民族内部没有了彼此认同的核心,尽管契丹人的后裔还生活在我们这片土地上,但作为一个民族,已经彻底消失。历史是无情的,没有民族文化的民族必遭淘汰。一个国家或民族,只要民族文化还在,即使被侵略者所占领,就还有复国的希望;相反,如果民族文化已经消失,既使没有被占领,也是名存实亡。

人类社会早期,曾经涌现出埃及、巴比伦、印度、中国等几大文明,但在公元前后,中国之外的诸文明,都被外来文明侵占而灭亡,成为失落的文明。今天的埃及、伊拉克、印度的文化,是在外来文化的基础上重新开始的,因而人们用“古代埃及”、“古代巴比伦”、“古代印度”的称呼加以区别。中国文明是迄今唯一没有发生断裂的古文明,这是人类文明史上的奇迹。保持中华文明发展的势头,再造辉煌,是每一个炎黄子孙义不容辞的责任。

(二)西方人的文化战略

西方人很早就将文化运用于战略层面。明清之际,西方传教士来华,面对积淀极其深厚的中华文化,最初几年几乎毫无作为。后来,他们刻苦钻研中国文化,发现政府非常重视历法,王朝更替之初的大事之一,就是“改历颁朔”。中国的天文历法之学原本非常发达,但明朝政府严禁民间研究历法,此学开始衰落。传教士提出“文化传教”的策略,以此挫败中国人的文化自尊,并要求罗马教廷多派懂得天文历算之学的传教士、多带天文仪器来华。随后,又提出与中国天文学者比赛预测日食时间,结果大获全胜,得到康熙帝赞赏。中国文化的缺口终于被打开,这是西方势力用文化楔入中国的成功范例。

在特殊的历史背景之下,某些知识精英对中国文化的信心全线崩溃,妄自菲薄,甚至追随欧洲人的“中国文化西来说”。他们认定,人类文明处在同一个坐标之中,西方人居于这一坐标的高端,中国比西方落后整整一个历史阶段,处在这一坐标的低端。因此,西方人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上述论调完全违背历史事实,需要彻底澄清。

大约在距今一万年前,地球上出现了三大文明起源中心:两河流域最早培育成功了小麦和大麦,中国最早培育成功了小米和大米,印第安人最早培育成功了玉米。中国实际上是由北方的旱作农业(小米)与南方的水田农业(大米)两大块构成的,它们经过数千年的交汇与融会,形成了灿烂辉煌的夏商周青铜文明。到春秋战国时期,中国文明进入巅峰期。上世纪40年代,德国哲学家卡尔·雅斯贝斯提出了著名的“轴心时代”理论,认为在公元前8世纪到公元前2世纪,在北纬30度附近,东西方同时出现巨星级的先哲,如印度的佛祖,中国的孔子和老子,古希腊的苏格拉底和柏拉图,人类文明获得重大突破,我们至今无法超越。他把中国列入全世界四个“不同寻常的地区”之中,证明中华古文明是得到西方学界认可的。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梁启超到欧洲考察,目睹这场列强之间的战争给人类带来的灾难,开始意识到,中国不能再盲目学习西方的文化与制度,因而鼓励倡导中国文化,认为中国文化是与西方文化并行不悖的两大文化体系,彼此应该互相尊重,互相学习。他在《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中说,中华为五大洲之最大国,人口居全球三分之一,四千余年历史未尝中断,有四百兆公用的语言文字,有三十世纪前传来的古书,凡此均为“世界莫能及”;又是“世界文明之祖国”中唯一“屹然独立,继继绳绳,增长光大,以迄今日”的国家,无论是上世史还是中世史时代,中华文明处处堪与欧洲文明匹敌;“惟近世史时代,则相形之下,吾汗颜矣”,但国民必定能“恢复乃祖乃宗所处最高尚最荣誉之地位,而更执牛耳于全世界之学术思想界者”。他自称是“伟大国民一分子”,为中华文化“歌之舞之,发挥之,光大之,继长而增高之,吾辈之责也”。遗憾的是,梁启超的见解没有成为主流,思想界热衷于文化自戕。时至今日,即使是在西方学术界,“西方文化中心论”也已经退潮,代之而起的是“多元文化论”,亨廷顿的《文明的冲突》一书,便是其产物。然而在国内,鄙弃中华文化,全方位追慕西方文化者依然不少。

《庄子·逍遥游》说:“且夫水之积也不厚,则其负大舟也无力。覆杯水于坳堂之上,则芥为之舟。置杯焉则胶,水浅而舟大也。”意思是说,水的蓄积不深,就没有负载大船的力量。在堂上的低洼处倒一杯水,就只能浮起一根芥草那样的船,放一只杯子就搁浅了。如果把中华民族比作一艘即将扬帆远行的航船,那么,它需要的不是一洼浅水,而是足以负载它的大海,不言而喻,这就是我们五千年的传统文化。我们古老的文明,不是沉重的历史包袱,而是宝贵的精神财富,犹如铸山为铜,煮海为盐,为我们提供了取之不竭的思想资源。

(四)建立文化战略

中华民族的腾飞,需要最大限度凝聚全球华人的心,增强向心力,消除离心力,发挥文化独特的功用,这就需要把文化放到战略层面来谋划。

首先,为人类提供不同于西方的社会发展模式。21世纪,东西方文化的交流、碰撞、冲突、汇通,正在前所未有的深度和广度上展开。西方文化是宗教文化,有一个无处不在、无所不能的上帝,在主宰人类的一切。根据《圣经》的教义,人有“原罪”,人一生下来,就想做坏事,一刻也不消停,所以人性本恶,因此,人的灵魂要交给上帝管理。人都是上帝的儿子,上帝面前人人平等。中国文化显示了迥异于西方的发展思路,在中国文化里没有救世主,天地之间有正义,得道多助,失道寡助;人性本善,人有良知,灵魂要由自己来管理;通过修身进德,可以成为君子甚至圣贤。最近几十年,情况有所变化,一方面由于上帝的存在得不到科学的证明,西方年轻人信奉基督教的比例锐减,西方人的精神世界将发生动摇。另一方面,次贷危机的发生,证明西方经济理论已经出了严重问题。有西方学者认为,中国文化正好解决了西方文化的缺失,必将受到未来西方社会的关注和欢迎。我们应该把握时机,尽早从战略高度来谋划文化建设与谋篇布局。

第二,建立对中华文明的“国家表述”。欧洲人对于自身的文化都有很深的了解与认同,例如对于“文艺复兴”的成就,人人都能娓娓道来。这既有利于凝聚民心,增强自豪感,也有利于向外部世界传播。日本明治维新时期,福泽谕吉提出“脱亚入欧”的理念,举国西化。其后,不少日本学者和政要出访欧美,东道主为之安排讲演,希望他们介绍日本民族的历史、文化传统、价值观,日本人顿时觉醒到民族文化对于提升国威的重要性,于是转而大力发掘民族文化,树立民族形象。中华有五千年文明史,博大精深。但是,经过近百年的自戕,举国上下对自身文明的认识极为纷乱,全盘否定者、虚化者依然不少。热爱者虽居多数,但大多处于自发的、散在的状态,所知不成体系,没有理论深度。甚至一说中国文化,就是茶文化、酒文化、烹饪文化,似乎中华民族是只会吃喝,没有思想的民族。我们应尽快组织力量,完成对中华文明的“国家表述”,例如,中国的文化传统是什么社会尊奉的价值观与道德标准是什么中华民族为人类的思想文化做出过哪些贡献等等。

西方世界的对外行动,包括发动战争、经济制裁、政治打压等,总是首先抢占道德制高点,一切都在道德的旗号下出手,令对方始终处于被动应付的地位。中国人有切肤之痛的是,无论是在我们贫穷的时代,还是在崛起的时代,西方政客与媒体无不对我们加以抹黑与丑化。痛定思痛,我们不能拱手相让,一定要把道德制高点夺回手中。

中华民族自古以道德立国,孔子在人类文明史上有特殊贡献,因而能位列世界十大文化名人之首。文天祥说:“孔曰成仁,孟曰取义。”仁义是贯穿古今、深入民众之心的道德主轴。有关的论述,经典中多有,许多志士仁人为之奋斗终生。中华民族是仁爱为怀的民族,是富于正义感的民族,我们始终反对不义之战。对这些,我们应该理直气壮地宣传。

第三,实现传统文化与现代社会的完美对接。就中国传统文化而言,仁义、礼乐、谦敬、诚信、忠孝、中正、清廉、和谐、荣辱、自律等基本要素,具有超越时空的价值,与现代社会的精神文明建设有很强的互洽性,与我们党的理念也有重叠的部分,我们应充分吸收。当今的世界外交错综复杂,如何巧妙应对我们也可以从传统中吸取智慧。《战国策》一书,记载了如何远交近攻、借力发力、分化瓦解、围点打援等,蕴含着极其丰富的外交智慧,对于提升相关人员纵横捭阖的能力,大有裨益,理应成为外交人员的必修课。

第四,文化立国,教化为本。文化的基本属性不是商品,更不能等同于歌舞娱乐。文化的核心价值在于,用道德理性、正确的制度与规范引领社会向上。人的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不是与生俱来的,也不是天上掉下来的,只有经过教育才能具备,所以《礼记》说:“建国君民,教学为先。”严复说,中国传统教育的根本目标是要树立人格与国性:“无人格谓之非人,无国性谓之非中国人。”如今从幼儿园到研究生的任何一个层次,人格与国性的教育都有一定缺位,使孩子从小只受到个人奋斗的教育,却缺乏对民族和国家的责任感。某些为富不仁的商人,造假添毒,危害社会,民怨四起,严重影响了政府形象。这些问题应当引起我们的足够重视。我国是礼仪之邦,讲究尊老孝亲、善友睦邻、诚信宽厚、礼让自谦等等,这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中华腾飞需要民族精神的引领,这不是几句空洞的口号就能解决的,需要从学校、家庭、社区做起,扎扎实实地开展工作。

第五,做中华文明的领航者。中华文明是东亚文明的灵魂,儒家思想至今影响着日本、韩国、越南等国家。遍布于世界各地的华人、华侨,是祖国发展的重要力量。如何强化中华文明领航者领军者的地位,对于提升我们的文化形象,构筑对话平台,保住海外华人的根,具有战略性意义。

三、倡导建立国际信息及文化新秩序

由于互联网是个无国界的社会,任何国家都可能是网络攻击的潜在受害者,网络的安全不仅要依靠本国的努力,也需要国际层面的合作,共同创造一个安全的网络环境。因此,我们要积极推动国际社会建立“国际信息新秩序”。

建立“国际信息新秩序”最初于20世纪70年代被提出。在广大发展中国家积极要求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同时,不结盟运动首倡了“国际信息新秩序”,并得到广大发展中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的支持。90年代中期以后,随着“全球信息高速公路”建设的展开,如何确立这一迅捷、便利、廉价的信息交流方式的使用规则,克服网络体制所带来的种种负面作用,以维护本国利益,成为各国政府共同面临的当务之急。为此,建立“国际信息新秩序”的问题就被重新提出来,而且,由于信息网络本身的脆弱性、易受攻击性的特点,信息安全问题成为世界各国共同面临的问题,建立“国际信息新秩序”也成为世界各国的共识。

需要注意的是:“国际信息新秩序”的建设是一个长期的、复杂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首先要采取合作的态度。信息干涉的问题是世界各国的普遍问题,只不过信息强国凭借技术优势占据更大的主动权而已。但它们同样面临着各种信息网络安全问题,因此,通过合作而不是冲突、协商而不是对抗、多边而不是单边共同建设新秩序,是唯一的有效出路。其次要采取协商的途径。双赢观念又越来越不世界各国和国际社会所接受。在建立“国际信息新秩序”的过程中,也同样需要确立这样的观念。再次是要通过斗争的方式来谋取新秩序。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建立“国际信息新秩序”的过程中,必然有一定的利益冲突,发达国家竭力主张所谓信息自由流通以谋取其最大利益,而对于战世界人口大多数的发展中国家而言,反对信息霸权,实现名符其实的信息新秩序,则是其根本利益所在。因此,在国际层面上,可以通过以下几个方面促进国际合作:(1)加强国际法;(2)增强经济的相互依赖性;(3)赋予非政府组织更多的权力并提升其有效处理全球问题的能力;(4)促进建立国际安全机制。

探讨全球媒体时代的战争规则及国家认知空间安全战略,不仅要注重国内的战略应对措施,而且还要重视国际文化环境,通过积极推进国际文化新秩序建设来维护我国的文化安全和文化利益。因为目前的国际文化秩序仍是由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主导,不利于广大发展中国家的文化发展,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国家文化主权和文化安全仍面临文化霸权主义的严峻挑战。为此,我们应积极推进国际文化新秩序建设,推动不同文明间的平等交流与对话,积极利用国际机制,弘扬我国先进文化,使我国先进文化成为构建和谐世界和国际文化新秩序的基础,成为维护中国国家安全和国家利益的重要途径。

纵览全球,文化多样性是各国文化交流、创新的源泉,是人类发展的动力之一。尊重和承认世界文化的多样性,是建立和谐世界和国际文化新秩序的内在要求。世界许多有识之士都已认识到“多元性既是不同文明之间对话的基础,也是必须要进行对话的现实”,应积极推动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

世界文明的多样性不仅是一个客观存在,是世界存在的本质特征,而且是促进世界文明进步发展的一个积极和重要的因素。尊重和承认世界文化的多样性,是实现和谐世界的基本前提。世界各国,无论强弱、大小,都应在尊重各国文化传统的基础上建立新型合作伙伴关系。应当提倡不同文化间的和谐共处,取长补短,提倡各种文明相互共处而不是冲突,对话而不是对抗,交流而不是封闭,兼容而不是排斥,共同发展,共同繁荣。

法国前总统希拉克指出:“21世纪的世界是个多极化的世界,但当今世界正面临着单一文化的威胁,很多民族文化和语言正处于边缘化的危险。”[1]芬兰前总理埃斯科·阿霍强调:“信息时代要求我们实现文化的多样性。”[2]美国人类学家博克说:“多样性的价值不仅在于丰富了我们的社会生活,而且在于为社会的更新和适应性变化提供了资源。”[3]日本学者平野健一郎也认为,“各种文化之间的接触越频繁,文化就越趋于多样性。”[4]就连“文明冲突论”的提出者亨廷顿也不得不承认,多元文化的世界不可避免。因此,建立全球帝国是不可能的。维护世界安全需要接受全球的文化多样性。[5]伴随着国际社会越来越多地认识到民族文化的多样性和丰富性正受到严重威胁,关于尊重和维护文化多样性的呼声也越来越高。承认、尊重世界文化的多样性,是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的保障,是人类社会不断进步的标志;尊重和推动不同文化的借鉴、融合和发展是全人类的共同责任。正像《世界文化多样性宣言》中所提出的:“经济全球化的进程越是加速,越要重视和促进文化多样性。”

中华民族具有悠久的文化传统,“和而不同”、“和为贵”都是我国传统文化的精髓。我们不仅要珍爱自己的文化和文明,而且也尊重世界一切国家的优秀文化成果。在新时期,中国更对世界文明与文化的多样性表示出了科学的理解和见识,并把尊重和维护世界文明多样性作为中国政府的外交主张。

当然,除了呼吁尊重和维护是文明和文化的多样性之外,在文化全球化进程中要维护民族文化主权,我们还要旗帜鲜明地反对文化霸权,以有效抵制强势国家意识形态与价值观的渗透和侵袭,法国、加拿大走在各国前列。法国、加拿大最先举起“文化例外”[6]的旗帜。“文化例外”不仅是法国等欧洲国家和加拿大等国在美国全球自由贸易谈判中所持的一个理论武器,而且这些国家已经把“文化例外”作为限制外国文化产品进入国内市场的一种有效手段,特别是针对美国文化产品进入采取了一些具体措施。法国在雅克·朗主持文化部期间,采取了一些诸如补贴等措施刺激和保护国内电影业的发展,通过法律规定所有电视频道必须至少播放60%欧洲制作的节目,而且其中至少有40%属于法国人制作的节目。1993年底,法国议会通过了一项法令,对文化产品实行配额制,规定所有法国电视台在黄金时间必须播放不低于40%的法文表述的歌曲。在法国等国的不懈努力下,“文化例外”写入了《欧盟宪章》。加拿大政府同样奉行了具有“保护主义”特性的文化政策。在国内书刊市场保护上,加拿大通过关税立法对来自美国的书刊进行了限制,如通过9958号关税法禁止进口外国期刊分刊,而且还进一步禁止广告内容中含有5%以上针对加拿大市场广告的期刊出口;通过消费税法相关规定,加拿大对在其境内发行的外国期刊与分刊每期征收相当于80%广告收入价值的消费税。早在1986年美、加自由贸易谈判中,明确规定,除了特殊情况之外,文化产品不受两国签署的这个自由贸易协定条款之限,即所谓的“文化豁免”。在法国和加拿大等国的努力下,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大会通过了《保护和促进文化表现形式多样性公约》,规定成员国有权采取正常手段促进文化多样性,在某种文化受到灭绝威胁时,他们可以采取各种合适的措施加以保护。这一重要的国际条约的批准被认为是在长期为维护世界文化多样性的斗争中的一个道义上的胜利。

注释:

[1]孟晓驷:《“和谐世界”理念的文化意蕴》,载《光明日报》,2005年12月19日。

[2]《尊重和维护文化多样性,推动不同文明平等对话》,载《人民日报》,2005年11月9日。

[3]郑园园:《尊重文化的多样性》,载《人民日报》,2005年10月23日。

[4]俞新天:《强大的无形力量》,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68页。

[5](美)塞缪尔·亨廷顿著:《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周琪译,北京:新华出版社,1998年,第368页。

[6]从表面上看,“文化例外”是一些国家对本国文化市场保护的一种手段,从实质上讲却是试图抵制来自美国大众文化的蔓延,以保证本国的传统文化价值观不至于向着美国文化趋同。在很大程度上讲,“文化例外”主要针对诸如电影、电视以及书刊等媒介产品,因为这些产品可能对人们的思想意识和行为方式产生重大侵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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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寒江雪 更新时间:2016-07-25 关键字:文化  理论园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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