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提示：东方主义话语方法论实为“西方中心论”，它使西方在对待自己和他者的叙述时采用双重标准的逻辑范式：珍视自己的历史，蔑视他者的历史。“西方中心论”是以对他者历史的虚无为前提的。

近年来，东方主义话语通过教育、媒体和留学生等途径渗透到一些国家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各个领域，并潜移默化地培植了大批“代言人”。操持东方主义话语的人，不论是西方人还是东方人，都是基于“西方中心论”话语逻辑，通过虚无东方国家历史，建构了一套为西方国家政治服务的关于东方的话语表达体系。二战后，东方主义话语霸权为美国所主导。美国推行东方主义话语霸权的重点在亚洲，主要针对中国，它通过学术会议、文化交流、大众传媒等形式倡导西方特别是美国的价值观，以实现对亚洲的文化渗透。

“西方中心论”的本质

在政治领域，东方主义话语体现为“黄祸意识形态”“中国威胁论”“中国崩溃论”等观念。甚至为了遏制中国的和平崛起，美国专门成立了西化、分化中国的“2049项目”研究所，以期实现在新中国成立100周年时达到“和平演变”的目的。在历史研究领域，典型的东方主义话语就是历史教科书中关于中国史的内容。如在现今美国最流行的高中历史教科书《世界历史》中写道：“对很多美国人来说，中国干预朝鲜战争是想在亚洲推行共产主义的明显证据……”战争的结果导致了“中国无法获得各种形式的经济和技术援助，不得不完全依赖于苏联”。美国大学历史教科书中也同样充斥着大量东方主义话语，如将近代以来中国人的形象描述成缺乏开拓进取精神、一贯鄙视商业、自以为天下第一、拒绝向西方人学习等特征。另外，美国学术界近年流行的“新清史”观，以中国北方游牧民族统治汉族为依据佐证元朝、清朝不是中国的王朝。这种论述隐含的政治目的是：假如清朝不是中国的王朝，那么中华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延续清朝的疆域就没有历史根据，现在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等地包括在中国领土内就没有合法性，等等。在文学艺术领域，东方主义话语可以说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众所周知，好莱坞电影是美国宣传其国家形象、推行文化霸权主义的工具和武器。据研究，1960—1999年间华人参演的238部美国影片中，只在20部影片中担当主角，其他都是地位低下的小角色；20世纪90年代以后部分美国电影中，男性华人被赋予的角色要么是生活在社会底层的保安、服务员、厨师、流浪汉，要么是黑心的违法分子，如持枪者、黑帮分子等。而女性华人扮演的角色主要是小商贩、服务员甚至是妓女。

东方主义话语方法论实为“西方中心论”，它使西方在对待自己和他者的叙述时采用双重标准的逻辑范式：珍视自己的历史，蔑视他者的历史。“西方中心论”是以对他者历史的虚无为前提的。这种逻辑范式的构建，经历了一个长期的过程，可以概括为四点：第一，对东方文明特别是对中国文明的研究要有一个思想指导；第二，西方研究者在对中国材料的选取时要有一种批判精神；第三，研究中国材料要用西方的概念工具；第四，不符合西方价值观的任何材料应被视为反常或不可思议的现象。

一种“话语”凭借

在现代化语境中，这种逻辑范式渗透到对中国现代性的各种批判中，从而催生了“言必称美国”的话语表达体系。而这一体系是以承认西方（特别是美国）的优越性为前提的。近年来，部分西方学者基于这种范式，宣扬“历史的终结”，这实际上暗示了现代化只有资本主义一个途径，从而否定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现代化之路。这一话语逻辑经过历史沉淀，已内化为许多西方学者、官员和一些具有西化倾向的中国学者的无意识思维方式。

一些当代中国的历史虚无主义者接受并实践了东方主义话语的现代性叙事方法。他们借用了形式逻辑的三段论：大前提是由于现代化源于西方，故西方的现代化之路才是正途；小前提是中国是现代化的输入国，是后发现代化国家；结论是中国要想成为现代化国家就得走西方资本主义道路。例如，一些人宣称：“鸦片战争后资本主义的入侵打破了封建主义禁锢，是好事”；“从某种意义上说，是鸦片战争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近代文明”；“西方殖民侵略是亚非拉地区和中国实现‘现代化’的捷径”；“中国要富强康乐，先得被殖民一百五十年”等观点，就是这一逻辑结论的体现。

由此可以看出，当代中国历史虚无主义与东方主义话语共享了同一立场和方法论：西方中心论及其现代化逻辑。立场既决定话语逻辑及其建构，又规范叙事维度及对材料的选取，“历史事实”不论是在东方主义话语还是在当代中国历史虚无主义话语里，都只不过是一种话语“凭借”：当中国材料符合他们的要求时，他们就用；不符合时，他们要么认为这些材料不可信或是反常的，要么通过编造中国材料以适应他们的话语要求，其最终目的都是为西方国家政治服务，不同的只是话语表达形式会随着时代变化而变化。

确立中国研究的主体性

正由于以上原因，我们要时刻警惕东方主义话语中的历史虚无主义症候。首先，必须坚定马克思主义在学术研究中的指导地位。2015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党校工作会议上指出，国内外各种敌对势力，总是企图让我们党改旗易帜、改名换姓，其要害就是企图让我们丢掉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丢掉对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信念。而我们有些人甚至党内有的同志却没有看清这里面暗藏的玄机，认为西方“普世价值”经过了几百年，为什么不能认同？西方一些政治话语为什么不能借用？接受了我们也不会有什么大的损失，为什么非要拧着来？有的人奉西方理论、西方话语为金科玉律，不知不觉成了西方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吹鼓手。最近，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习总书记又强调指出，实际工作中，在有的领域中马克思主义被边缘化、空泛化、标签化，在一些学科中“失语”、教材中“失踪”、论坛上“失声”。这即是说，在我国哲学社会科学领域，西化倾向很严重。如果听之任之，最终难免会导致学术领域的“颜色革命”。因此，必须注意我国哲学社会科学领域的西化倾向，坚定马克思主义在学术研究领域的指导地位。

其次，要始终坚持对西方“普世价值论”的警醒和批判。西方“普世价值”的实质是推销西方所谓“民主国家体系”和“自由体制”，是要取消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颠覆社会主义制度。基辛格在其《论中国》一书中指出：“中国主张独立自主，不干涉他国内政，不向外国传播意识形态，而美国坚持通过施压和激励来实现价值观的普适性，也就是要干涉别国的内政。”有鉴于此，我们才需要始终警醒和批判西方“普世价值论”。

最后，要回归并坚守中国研究的自主性和自信心。坚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的自信。一方面要充分认识到，“西方中心论”已经式微；另一方面要充分看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独特优势正日益显现，并在国际上产生了重要影响，从事实上证伪了西方现代化模式的唯一性。基于这两个方面，中国学者要有用中国智慧创新中国理论的自觉和信心，从而确立中国研究的主体性。

（作者单位：海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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