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第四次会员代表大会（以下简称“作协四大”）于1984年12月29日至1985年1月5日在北京举行。这是“新时期”以来中国文学史上，甚至是当代中国文学史上一件不可忽视的大事。之所以这样说，不仅是因为“作协四大”当时在中国文学界乃至政治界产生的“轰动效应”或“震惊效果”，更是因为它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自建国以来形成的新中国的文艺体制，甚至思想文化体制，因而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此后中国文艺的生产、流通与管理方式，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中国文艺界的格局。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对当前文艺生产、流通、管理状况进行观察，不得不对“作协四大”进行反思。

综合相关资料来看，“作协四大”的问题主要集中在“三个不正常”、“两个不提”和“一个无效”上。这一切，都是对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在中共中央书记处工作会议上听取中国作协汇报“作协四大”准备工作和主要报告情况时有关言论的总结。“三个不正常”是胡耀邦对党领导文艺工作的一个整体评价，即“党领导文艺也有半个世纪了，但有三个不够正常”：“1.对如何领导文艺不够正常，有时好些，有时坏些。过去忙于军事斗争和经济建设，对文艺比较生疏。一个文艺，一个科学，都比较生疏。过去党同文艺界有血肉联系没问题。许多同志与文艺界有私交，有友谊，很好。但长期以来干涉太多，棍子太多，行政命令太多。2.党派到文艺界的干部与作家关系不正常。派不大懂文艺的同志去。对科学、教育也是如此。派人不适当。长期习惯于行政命令、长官意志。什么党组、书记，不懂行。3.作家与作家、党员与党员、地区与地区关系不正常。敏感太多，伤感情太多。要采取民主讨论，和风细雨的方法加以解决。”在这“三个不正常”之中，除了第三点是局部性、技术性问题外，前两点都是根本性问题。

“两个不提”是针对“清除精神污染”和“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而说的。汇报中，张光年说“作协四大”主题报告中没有提“清除精神污染”，胡耀邦说邓小平提精神污染问题完全正确，“但由于我们工作上出了漏洞，扩大到社会上去；二是界限不清；三是一轰而起，造声势，后来发现较早就刹车了，这个问题以后不提了，根本不提了。”万里接话，主张“资产阶级自由化”也不提了，以后提“反对资产阶级腐朽思想和封建主义遗毒”。胡耀邦表示认可，说“以后都不要提了”。

“一个无效”是就作协选举问题而说的。“作协四大”的准备工作，除了讲话、报告之外，最重要也最复杂的问题就是人选确定问题。为此，以宣传部为主，吸收作协和文联的有关同志，做了一些准备工作。可是，当会议讨论到人事问题时，胡耀邦说人事问题要区别两种情况，一是党委领导部门，一是民主党派和人民团体。文联、作协要选什么人，根本不要去干预。即使未选好，他们作家自己负责。文联、作协的领导由作家们自己来选，这方面要根本改革，党干预它干什么？民主党派，统战部去干预干什么？作协要选多少副主席，不要干预。“如果名单是党定的，撤掉！这不是指令性的，也不是指导性的，而是无效性的！都要充分发扬民主，不要只相信自己，不相信群众！”

在笔者看来，在这三个问题之中，“三个不正常”是根本性的问题，是根源，而“两个不提”和“一个无效”则是对“三个不正常”的回应，也就是说，正是由于对党领导文艺工作有“三个不正常”的整体判断，胡耀邦才提出了“两个不提”和“一个无效”予以应对。

就是按照这样的指导思想，“作协四大”于1984年12月29日至1985年1月5日在北京举行。关于这次会议的过程及效果，相关文章都有记载，此文不赘。需要重点提示的是，这次会议在客观上造成当代中国文艺界的大分裂，在中国文艺界和思想文化界产生极大震荡，因而，不同立场的人对这次会议评价截然不同。比如，据《邓力群自述：十二个春秋》记载，支持“作协四大”的夏衍盛赞这次会议为“中国文学史上的‘遵义会议’”，而杨尚昆同志知悉会议有关信息后则直言这次会议“实际上是一个反党的会”。夏衍是文艺界的老前辈，杨尚昆是党和国家的高层领导，他们截然不同的判断，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作协四大”在当时文艺界和思想文化界产生的轰动或混乱。

在文学边缘化，作协功能弱化（虽然部门更齐全、职位更多），思想文化管理边界有所转移的今天，人们很难理解“作协四大”为什么会产生这么大的“动静”，但如果将其放在当代中国文艺体制，尤其是文艺领导与管理体制的坐标中加以观察的话，其因果就凸显出来了。

研究当代中国文艺体制，应从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以下简称“第一次文代会”）开始，因为，这是当代中国文艺体制建立的正式开端，其间的诸多事件既具象征意义，亦具“文本”价值。

“第一次文代会”于1949年7月2日在北平召开。新中国尚未建立就先召开文代会这本身就彰显了这次会议的重要性。这次会议除了有一定的“统战色彩”，即让文艺界中那些卓有成就的进步的、革命的文艺工作者参加大会，甚至坐上主席台，并成为这次会议即将决议成立的“中华全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及其各分会的一员甚至领导外，还有更为重要的目标——按照发起者郭沫若1949年6月27日对外界谈话的内容看，“第一次文代会”预期达成两个目标：一是实现“空前团结”，二是“确定今后全国文艺工作的方针与任务”。具体看来，郭沫若所说的“团结”，除了解放区、国统区文艺队伍的会师与团结外，还包含着在新的文艺思想指导下的再组织、再出发的意思。也正是为了这个目标，“确定今后全国文艺工作的方针与任务”才显得格外重要。为了“确定今后全国文艺工作的方针与任务”，大会通过了几个重要报告：周恩来的《在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上的政治报告》，郭沫若的《为建设新中国的人民文艺而奋斗——在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上的总报告》，茅盾的《在反动派压迫下斗争和发展的革命文艺——十年来国统区革命文艺运动的报告提纲》，周扬的《新的人民的文艺——在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上关于解放区文艺运动的报告》。综观这些报告，可以发现，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提出的人民文艺被确定为新中国文艺的核心指导思想。其具体内容，1949年7月14日“第一次文代会”通过的《中华全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章程有更为明确的表述。它规定自己的宗旨是：彻底打倒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建设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和新民主主义的人民文学艺术。它为自己确定的任务有五项：一、反映新中国的成长，表现和赞扬人民大众在革命斗争和生产建设中的伟大业绩；二、肃清为帝国主义者、封建阶级、官僚资产阶级服务的反动文学艺术及其在新文学艺术中的影响；三、培养群众中的文艺力量；四、开展国内各少数民族的文学艺术运动；五、参加以苏联为首的世界人民争取持久和平与人民民主的运动。

与这样的工作方针和任务相适应，“第一次文代会”也建立了自己的组织——中华全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以下简称“全国文联”）及文协、剧协、影协、音协、美协、舞协这六个专业协会。“文协”（中华全国文学工作者协会）即中国作家协会的前身。“全国文联”及“文协”等专业协会的成立，标志着当代中国文艺体制的初步建立。这是新中国文艺史上一件划时代的大事，这意味着新中国文艺工作有了强大的思想与组织保证，也规定了新中国文艺工作的内涵与外延。

“第一次文代会”只是初步组建起新中国的文艺体制，在一些具体问题上，尚有不足。其中，最重要的是文学——整个文艺事业的重头戏——的核心地位和功能没有突显出来。这一短板很快就被意识到了，因而，“第二次文代会”决定中华全国文学工作者协会（以下简称“文协”）从“全国文联”独立出来，并更名为中国作家协会（以下简称“中国作协”）。1953年10月，“中国作协”正式成立。在“中国作协”“升级”之前，有关机构重组工作就已经在进行中：1953年“文协”常委会上，成立了创作委员会、刊物委员会、译文委员会、机关工作委员会，另外，经文化部同意，此前归属文化部的中央文学研究所（后更名为文学讲习所，系鲁迅文学院的前身）的业务划归“文协”管理。经过一系列调整，大致到1954年底，“中国作协”机构完善并定型：权力机构是理事会，日常工作由党组负责领导。职能部门有五个：创作委员会、外国文学委员会（即“译文编委会”）、普及工作部、古典文学部、文学基金全委会。学校一所：文学讲习所。出版社一家：作家出版社。报纸、刊物八种：《文艺报》、《人民文学》、《新观察》、《文艺学习》、《文学遗产》、《译文》、《中国文学》（英文版）和《作家通讯》（内刊）。在上述职能部门中，创作委员会是主要机构，负责指导全国文学创作，组织作家深入生活，研究和检讨当前文学创作上的问题，在它下面，分设诗歌、小说、散文、戏剧、电影、儿童文学、通俗文学等创作组和文学批评等专门小组。外国文学委员会除了负责文学翻译介绍外，还负责对外交流工作，借助文学这个管道及中外作家交流，起到一定的民间外交作用。普及工作部反映了当时对“文艺为工农兵服务”这一任务的重视，负责推广文学，辅导群众。古典文学部主要是为了批判与继承文学遗产而设立的。文学讲习所是为了培养青年专业人才而设的一所专门学校。设立文学基金管理委员会是为了从物质上对作家提供帮助。报刊社则负责文学出版与传播。

“中国作协”“升级”完成后，经过一年左右运行，又于1955年10月组成临时九人工作委员会，为理事会期间的执行机构，以改善理事会的行政功能。1956年3月，理事会第二次（扩大）会议决定设立书记处，撤销临时工作委员会。至此，“中国作协”的基本框架终于固定并延续下来，以后的一些变化，只是一些具体部门的增、并、撤或更名，是“微调”。与“中国作协”相呼应，各省、市也设立作协，其组织方式和功能与“中国作协”类似，只是规模有所不同而已。

“中国作协”的建立标志着新中国文艺体制的建立，由此，“党的组织”与“党的文学”有机联系起来，新中国文化领导权有了可靠的组织与制度保障。可以说，共和国文学的一切，都离不开这一体制。

“文革”中，以作协系统为基础的文艺体制基本陷入停顿，文艺工作自然也乏善可陈，因而，“新时期”伊始，党在文艺界的首要任务就是恢复和重建以作协系统为基础的文艺体制，这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对“文革”中激进的文艺政策进行反拨，重建当代中国的文艺传统；二是对文艺界的冤假错案进行平反，为大批文艺工作者恢复名誉，重建当代中国的文艺队伍；三是在当代中国文艺秩序基本得到恢复的基础上，适应新形势和新需要，对党的文艺政策进行调整，其中最为重要的就是以1980年1月16日邓小平在《目前的形式和任务》讲话中“不继续提文艺从属于政治这样的口号”为依据，于同年7月26日在《人民日报》发表《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社论，由此，“文艺为政治服务，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文艺方向调整为“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新的“二为方向”。

这一调整，赋予了社会主义文艺更多的内涵，也赋予了社会主义文艺工作者更多的自由，但从根本上看，这一调整并没有改变当代中国文艺体制，更没有改变当代中国文艺的生产关系和生产方式。如果从这个角度看，则胡耀邦在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上听取“中国作协”、“作协四大”准备工作时“三个不正常”、“两个不提”、“一个无效”的讲话，则无疑是颠覆性的，是对当代中国文艺体制的彻底否定，是对新中国文化领导权的自动放弃。这首先体现在“一个无效”上。按照胡耀邦文联、作协领导由它们自己选，党根本不去干预的原则去执行的话，则以文联、作协为核心的各文艺家协会势必沦为自由俱乐部，而当代中国文艺体制也势必很快就面临土崩瓦解的局面，也就是说，当代中国文艺体制势必将很快失去最为重要的组织基础。实际上，根据有关资料看，“作协四大”就导致了这样的结果，使文艺工作陷入混乱。“两个不提”则等于自动放弃社会主义文化领导权，使文艺失去“方向”。对于时为党和国家领导人的胡耀邦来说，如何使以文联、作协为核心的文艺体制焕发活力，发挥作用是一回事，而要不要以文联和作协为核心的文艺体制，或者说代之以一种什么样的文艺体制，则是另一个问题了。由此看来，他的言论，引起轩然大波，毫不奇怪。

与“三个不正常”、“两个不提”、“一个无效”相对应，胡耀邦在谈话中反复强调作家需要“自由”，对这一点，胡启立又在《在中国作家协会第四次会员代表大会上的祝词》中加以放大，强调：“文学创作是一种精神劳动，这种劳动的成果，具有显著的作家个人的特色，必须极大地发挥个人的创造力、洞察力和想象力，必须有对生活的深刻理解和独到见解，必须有独特的艺术技巧。因此创作必须是自由的。这就是说，作家必须用自己的头脑来思维，有选择题材、主题和艺术表现方法的充分自由，有抒发自己的感情、激情和表达自己的、思想的充分自由，这样才能写出真正有感染力的能够起教育作用的作品。列宁说过，社会主义文学是真正自由的文学。我们党、政府、文艺团体以至全社会， 都应该坚定地保证作家的这种自由。”甚至认为：“在文学创作中出现的失误和问题，只要不违犯法律，都只能经过文艺评论即批评、讨论和争论来解决，必须保证被批评的作家在政治上不受歧视，不因此受到处分或其他组织处理。”客观地看，这样的言论，在看到作家创作需要自由之时，却混淆了不同层面上的文学概念。关于文学，自古以来就有两个层面上的认识：一个是个人层面，一个是社会层面。在个人层面上，主要强调文学的审美性，强调文学的自主性，强调文学的技术性，强调文学的娱情性等。从社会层面上看，虽然不否认文学的个体性和自由性等特征，但却不应该忽视文学的社会功能，忽视文学的道德价值：自我国古代，儒家伦理就强调文学的教化功用；在新文化运动中，文学发挥了“立人”的启蒙重任；在中国革命实践中，文学不仅发挥了“立人”的启蒙重任，而且还发挥了唤醒人心、凝聚民气的作用，使文学有了实现“个”与“群”合一的契机；新中国成立后，更进一步，提出了书写新社会主义新人的目标，使文学有了为新中国养育主体的责任，赋予社会主义文学以崭新内涵；“新时期”以后，一方面重提文学“立人”的启蒙重任，另一方面则在思考社会主义文学如何再出发的问题。在这个维度上看，胡耀邦等只强调文学的绝对自由，甚至认为“在文学创作中出现的失误和问题，只要不违犯法律”就问题不大，可谓是：一叶障目，不见千里。

    最后，要补充的一点是，“作协四大”前后，“自由”还是一个舶来品，是一个新概念，许多人天真地以为这个所谓的“自由”没有任何背景，没有任何附加品，因而，对其鼓掌欢呼，无原则认同。这使当时支持“作协四大”的“自由派”获得了极大的同情和人心，在舆论上占据“上风”。而现在，在经历了30多年发展后，“自由”早已深入寻常百姓家，多数中国人也知道了这“自由”背后隐藏着的压抑与奴役，隐藏着的暴力与罪恶，因此它身上的光环也逐渐消退。在这样的背景下，重新审视“作协四大”及诸文艺现象，更是感喟良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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