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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中美贸易战对照国民党的“中日贸易战”

时间:2021-10-08 00:04:45   来源:后沙月光   作者:    点击:

用中美贸易战对照国民党的“中日贸易战”

  

  自从特朗普2017年挑起中美贸易战以来,已有四年多时间,但战火直到今天还在持续。

  美国贸易代表戴琪明天将在华盛顿的智库“战略研究中心”发表讲话,公布拜登政府的美中贸易关系战略。据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称,戴琪将谈及其对美中贸易政策的评估。

  戴琪之前一些讲话很强硬,7月份甚至还公开支持澳大利亚跟中国进行贸易对抗。美国媒体对她明天演讲的内容也是众说纷纭,有的说她将延续上届政府的加征关税政策,理由是所谓的中国没有完成中美第一阶段协议;有的说她取消上届政府加征的一些关税,以换取中国降低对美国产品的关税;还有的说她个人想继续加征关税,但担心违背拜登的意愿……

  其实,她明天演讲的关键就是美国关税政策走向,其它绕来绕去的套话只是为了掩饰美国目前的困境。

  在疫情重压之下,美国民众急需价廉物美的消费品,还有美国经济通胀危机,难道美国还指望依靠台湾地区的市场来缓解经济困境?拜登是非常清楚这一点的,看戴琪有没有胆量继续强硬关税政策的胆量。她就属于那种用极端对抗中国的态度来讨好白宫的“皈依者”。

  中美贸易战是否要再打下去?由美国做决定好了,但胜利一定属于中国。

  当年,国民党当局曾经跟日本人打过一场贸易战,结果是一败涂地,很少被人提及。

  关税与主权

  国与国之间所谓的贸易战,主要表现为互筑关税壁垒。

  关税,对于一个国家的基本作用至今没有变过:

  一、政府财政的主要来源之一;

  二、保护国内某种产业的生存和发展。

  清朝政府在1842年签下《南京条约》之后,首次制定了近代国际贸易体系意义上的关税税则---“百抽五”。

  这是单一关税,不管进口何种商品,都用这个比例套死,按贸易价值收取5%金额。

  但由于物价跌涨、银价波动、消费能力起伏等因素,单一关税无法持续,清朝在1858年、1902年两次修改税则。民国在1918年、1922年、1923年也修改过。

  这几次修改税则,主动权并不在中国手里,说白了就是恳请列强稍微松一松扼住中国经济咽喉的大手。

  列强之间又因利益冲突而勾心斗角,为了维持均势,避免矛盾激化,便允许中国“自定”关税。

  主权关税从来没有真正为大清或民国政府所拥有,中国的关税收入不仅是对外赔款的来源(外国有权直接扣除),还要担保各种贷款,连中国海关大楼的负责人都得聘请洋人,不然,洋人不放心。

  到了1925年11月,列强终于允许中国关税由“自定变成自主”,1928年美国率先与中国签定关税协议,因为美国作为后来者,它要改变它与列强竞争的不利地位。

  接着,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等国也与中国签定关税协议,南京政府于1928年12月7日,公布新税则为七级税率(从7.5%-27.5%),于1929年2月1日起正式生效。

  当时欧美面临经济大萧条,全球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列强互打贸易战,因此基本上都不反对中国关税新政策,而且新税则对美欧是有利的(等下再说)

  但在这群恶狼之中,日本是最坏最毒的一个。

  日本无论如何也不同意中国新税则,日本不同意,新税则就无法生效。日本认为新税则给日本商品出口中国制造了障碍。

  这样西方列强联手对日本施压,日本提出了条件:中国要给予日本商品三年特别最惠国待遇。

  然后列强又向中国施压,南京只好同意,1930年日本得到了特惠国待遇,30多种日本商品可以绕过关税壁垒进入中国市场倾销。

  国民党政府表面上已经获得关税自主权,实际上却没有发挥真正作用。进一步说,旧中国连主权都相当薄弱,又谈何关税自主?

  1930年12月29日,由于全球关税壁垒过高,南京再次修改税则,改为十二级制(5%-50%),尽管仍远低于全球平均关税水平,但这还是日本人同意之后才颁布的。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 中国人民自发抵制日货声浪在民间迅速高涨,而这时,蒋介石仍然坚持对日本的特惠国待遇。

  主管经济的宋子文则认为必须在税则上做出新的调整。1933年5月16日,日本三年特惠期满,宋子文作为财政部长在一周不到时间内就立刻推出了新税则。

  5月22日,日本对中国新税则大为震怒,被加征关税的全是日本商品,而降低的则是美欧产品关税。

  南京并没有说是针对某国,只是说哪些商品需要征加关税,比如棉纺类增加800%、毛织品类增加200%、纸张提高8%-280%、鱼虾、烟草、酒类、人造丝等均大幅提高。

  降低关税的有机床设备、车辆、汽车零部件等中国急需的工业制品。

  宋子文的用意:

  一、利用关税调整,令美英在华利益比重增加,当中日冲突激化时,美英会出于利益考虑,向日本施压;

  二、利用关税保护中国轻工业,并为其发展创造有利条件。

  在资金引进方面,宋子文抛弃了1920年成立的包括日本在内的国际银行团,重新发起一个“国际咨询委员会”,成员为美国、英国、法国、意大利的银行,如美国摩根、英国汇丰等。

  有了资金池,宋子文再跑到日内瓦,请求国联出面组建代表团,帮助中国引进工业生产技术。

  作为亲美派,宋子文依靠西方发展经济的蓝图看起来还算美妙。

  但是,宋子文所依赖的美英,本质上跟日本是一丘之貉。日本驻美国大使馆参事竹富内彦得知宋子文的海外活动后,马上警告美国国务院,这将损害美日关系,一切后果由美国负责。

  原银行团的日本组组长野原大辅则警告摩根公司总裁拉蒙特:请你考虑摩根公司在日本的生意,对英国、法国的银行,日本人也这么说。

  纽约、伦敦、巴黎的金融机构与日本人勾结在了一起,因为它们认为在中国得到的回报远远抵不过在日本的损失。

  1933年8月,宋子文在回国路上时,日本宣布他为“不受欢迎的人”,拒绝他的轮船在横滨靠岸,中国国内的亲日分子也指责宋子文破坏大东亚共荣。

  除了经济、金融手段,日本还对中国施加了舆论和政治压力,日本报纸要求宋子文为中国人的抵制日货运动负责。

  日本驻南京公使有吉明警告蒋介石,如果宋子文一日不离开内阁,中日关系就一日得不到好转。

  前国联副秘书长杉村杨太郎则找到汪精卫,唆使他出力将宋子文踢出内阁。

  宋子文回到南京,蒋介石立刻请他到牯岭见面。宋子文计划还没汇报完,蒋介石便以政府公债发行不利为由,暗示宋子文自行辞职,以满足日本人要求,避免中日关系进一步恶化。

  1933年10月25日,宋子文以身体健康为由宣布辞去财政部长以及行政院副院长职务,由孔祥熙接任。孔祥熙与纳粹德国关系较好,但德国除了以军事上能提供一些帮助外,经济上无能为力。

  宋子文一走,国民党政府内的反日骨干基本走光,外交部长罗文干也被调离,汪派的唐有壬接掌外交部。

  蒋介石和汪精卫在宋子文离职后,马上商量如何进一步向日本妥协?

  日本在短短几个月时间便从各条战线向南京发起进攻,成功地将宋子文赶出内阁。效率如此之高,根本原因是南京的恐日、亲日心理在起作用。

  日本达到这一目标后,下一步就是要中国废除新税则,以便在贸易上获得绝对优势。

  1934年1月,日本公使有吉明当面向蒋介石提出抗议,反对新税则。

  同时,日军进攻察哈尔地区,对华北虎视眈眈,东京要求中国立刻偿还西原借款……

  在政治、经济、军事、外交多重压力下,蒋介石下令财政部于1934年7月3日,发布最新税则(等于废除了宋子文的关税税则),将与日本息息相关的棉纺、毛织品、海鲜、纸张等关税大幅下调到了10%左右。为了进一步讨好日本,南京还提高了对欧美工业品的关税。

  虽然这是日本受益,欧美受损的局面,但日本人相当狡猾,它们贸易问题上向欧美扩大市场,平息了欧美的愤怒。实际上只有一个受害者,就是中国。

  就宋子文个人来说,虽然暂时官场失意,但作为四大家族里的重要成员,他个人并没有多少损失,过阵子,再转个弯,照样还能回到官场上。

  1933年这场对日贸易战以南京的无原则让步告终,但国民党以优惠关税满足日本后,日本人就真的满足了吗?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证明了国民党无原则让步只能增加侵略者的胃口和野心。

  直到1949年之后,中国人民才牢牢掌握了国家主权,将命运握在自己手中。

  我们不用再求着什么银行团恩赐贷款,也不用再看谁家脸色做事,几艘军舰在南海装神弄鬼也吓唬不了谁……

  因为中国不再是任人欺负的旧中国。在那一代人的艰苦奋斗下,打造了一个完整的工业体系,拥有了绝对自主的关税权,中国人有底气和实力跟任何国家打贸易战。

  明天戴琪讲什么暂且不管她。还是那句话:打,奉陪到底!谈,大门敞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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