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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学者认为:骂义和团的公知全是贱骨头

西方学者认为:骂义和团的公知全是贱骨头

生民无疆

当年,为什么闹义和团?这个问题似乎很复杂,其实,非常非常简单。

西方学者认为:骂义和团的公知全是贱骨头

下面说的一些事儿,如果是其它某宗教在罗马教廷周边这样干,天主教徒们又该如何?

1842年,清政府慑于洋大人的枪炮,被迫签订了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自此,耶稣的传教士们开始闯入中国的各个角落,进而成为近代中国社会中一股特殊的邪恶势力。

洋教士们发誓:要在中国“每一个山头和每一个山谷中都设立起光辉的十字架”。

西方学者认为:骂义和团的公知全是贱骨头

如果以为耶稣的传教士们在中国仅仅是传教,那就大错特错了。

这些传教士的祖师爷,便不是专业的传教士。

鸦片战争前后,第一个来华的西洋传教士是马礼逊(RObert Morrison),英国伦敦会传教士,他于1807年抵达广州。千里迢迢来中国的原因,用他们自己的话:

【“与其说是由于宗教的原因,毋宁说是由于政治的原因”。】

他的儿子,出生于澳门的小马礼逊,是林则徐眼里“最坏的人”。在第一次鸦片战争时,不仅为英军出谋划策,为英军当间谍,在英军侵略的过程中和中英谈判时,一路帮助英军敲诈勒索,干尽了坏事。1842年,他获得了回报:被任命为香港立法行政委员会委员兼香港殖民政府秘书。不过,老天有眼,1843年,这恶棍便因疟疾死于香港,终年29岁。对此,璞鼎查伤心不已,说这是“国家的一大灾难”。

紧随马礼逊之后的裨治文(Elijah Coleman Bridgman),是美国基督教美部会(后称公理会)派往中国的第一位美国传教士,于1830年到达广州。当时,在广州的外国传教士只有英国伦敦会的马礼逊一人。早在裨治文离开美国前,上级就要求他凡事向马礼逊请教(组织严密吧)。裨治文到广州后,立即拜马礼逊为师学习汉语,并执行相应的指令。1832年5月起,根据马礼逊的要求,裨治文开始主编一份英文的月刊:“The Chinese Repository”,一般译作《中国丛报》或《中国文库》。鸦片战争之前的几年间,《中国丛报》使出吃奶的力气,研究、论证了中国军事力量不堪一击,积极鼓吹对中国发动战争:

【“如不(对中国)使用武力,就没有一个政府与之保持体面的交往”,“采用低声下气的请求,我们必将一无所获;倘若我们希望同中国缔结一项条约,就必须在刺刀尖下命令它这样做,用大炮的口来增强辩论”。】

随他们之后的传教士,同样是无恶不作,终日忙于走私鸦片、巧取豪夺、充当间谍、收罗亡命等等。在列强侵略中华的过程中,洋传教士们,一直扮演着极其恶劣的角色。

专说山东。众所周知,山东是孔孟故里,是中华民族的精神之都。

西方学者认为:骂义和团的公知全是贱骨头

截止到1900年,山东全省,无处不是洋教士们的据点。他们把山东分为北境、南境、东境三个教区,108个州县中,有72个有基督教会的活动,“共大小(教堂)一千三百余处,教士一百五十余人,各洋人文牍、函电几无日无之”。

山东原是受法国保护的天主教方济各会的教区,德国在荷兰史泰勒成立了圣言会。1879年派安治泰和福若瑟两名教士来华传教。19世纪80年代,安治泰获得圣言会主教教职后,一方面,大量招致大批德籍教士来山东,另一方面,吸收山东的地痞流氓入教,扩大圣言会在山东的势力。

安治泰通过德国使馆,于1893年迫使清政府授予其三品顶戴,次年改授二品顶戴,在政治上与中国的总督、巡抚平行。

1896年,安治泰就怂恿德国瓜分中国。他“激烈地要求政府为教会的利益做一次有力的行动”,为此,他利用一切机会收集情报、查勘地形、了解政情民情,提交给德国政府。

德皇威廉二世说:

【“在华的天主教会,无时不受到我的支持。安治泰主教回到柏林,时常作我的座上客,他以中国的各项重要事情报告我。”。】

1897年,安治泰向德国政府“申说占领胶州是个重要关键的问题,不但有关在华教会的发展,而且有关教会的存亡”。

1897年11月巨野教案发生时,安治泰正在荷兰史泰勒,他闻讯后立即来到柏林,要求德国外交部乘机夺取胶州湾,他说:

【“我们现在应该利用机会占据胶州,它对我们在各方面是个最好的、最能发展的据点”。】

他觐见德皇威廉二世,强调胶州湾有比上海更大的发展前途,巨野事件是德意志帝国在东亚取得属地的机会。

安治泰的意见,促使威廉在11月底作出用武力夺取胶州湾的决定。安治泰在晋见德皇的同时,又写信给德国外交部,拟就了巨野教案要求中国政府赔偿德国的条款三款:

1、赔偿全部损失;

2、偿还由此产生的一切支出;

3、建两座教堂,而且每个教堂都应由中国皇帝题词“敕建天主堂”。

安治泰功劳巨大,得到了德皇威廉二世的嘉奖,巴伐利亚王室封给他贵族。

从此,德国强占胶州湾,山东有了德国大兵。

安治泰发现,山东成为德国势力范围后,山东人民反基督教的行为显著增多。

洋教士、土教民,无不插手中国官场,干涉中国内政,这在十九世纪末的中国,司空见惯,在山东更为突出。安治泰捞得二品顶戴后,命令山东各级地方官服从教堂指挥;传教士则肆意欺压人民。洋教士包揽词讼,甚至私设刑庭;武城十二里庄、禹城韩庄等百余座教堂公然购置枪炮,建立武装。

信洋教者,即所谓“教民”,本来多是一些流氓地痞,在洋教士的支持下,平时,他们便横行乡里。更有甚者,如山东省汶上县教民,在洋教士指使下,在教堂里私设公堂,欺压良善:

【“聚百余人捆缚平民,口称拿获红拳会,擅送济宁教堂,并有殴人勒索情事”。】

在处理教民案件时,地方官被迫“袒教抑民”。

极其恶劣的是,传教士竟然强行:

1、“灭我圣教”。1898年3月22日,孔孟子孙17人和山东省举人103人向朝廷呈文曰:“正月初一,德人率多数,闯入即墨县文庙,破坏圣像四体,抉取先贤仲子双眼,肆意践踏。”大年初一那天,洋教士竟然率领一群流氓地痞的教民,捣毁了文庙,摧毁了孔子像!

2、摊派差役。各教堂俨然以官府自居,“片纸下乡,中业倾产”,强迫当地百姓为教堂“义务劳动”。

3、擅自收税。如,山东邹县西南乡教堂的教士,竟然以官府自居,向当地过往的商贾,征收高额的税赋。

4、肆意掠夺。如,1861年,天主教教士江罗思,假造地契,在济南霸占十三亩六分土地和民房三百多间,强修教堂。

5、欺行霸市。如,郯县神山教堂,德国传教士戈巴德和布恩溥勾结起来,囤积大批粮食,乘粮价高时牟取暴利。

6、放高利贷。如,滕县美籍传教士放高利贷给贫苦农民,进行剥削。

如此等等。

洋基督徒自认为很了解中国,以为养一群社会渣滓,便能鱼肉中国百姓。其实,他们根本不了解中国。与奴性十足的欧洲人不一样,中国百姓一旦忍无可忍,便会产生实际行动。

于是,山东闹起了义和团。同样的原因,中国好多地方也有了义和团。于是,有了义和团运动。

西方学者认为:骂义和团的公知全是贱骨头

洋大人坐不住了,于是组织了八国联军,发动侵华战争。

八国联军虽然打了胜仗,但是,此后很久很久,洋教士们至死不敢回到曾经作恶的“教区”去传教,那些王八蛋“教民”,更是不敢提着脑袋回归故里。

如今,某些人以信洋教为荣,尽管他的祖宗曾经是“拳民”。这,是另外的问题。

公知们以为,大骂义和团,能讨得洋大人的喜欢。果真如此吗?

我们看看洋大人是如何看待义和团的

德国《科伦报》1900年7月7日发表题为“我们的中国志愿者”的文章,写道:

【“我们的传教士的热情对于血腥的起义负有很大一部分责任”“如果中国人想要派遣人来让我们皈依孔夫子的学说的话,我们欧洲人又会做何感想。对于拥有历时数千年的宗教的中国来说,今天问题是同样的;他们在与曾经在1860年焚毁了颐和园的欧洲人进行交往的过程中,也在许多其他事务方面,并没有看到什么好事。”】

次日,《科伦报》又发表文章指出:

【“定居在丹吉尔的著名美国人约翰·佩蒂凯利斯向《帕尔马尔日报》报道了已被谋害的克林德先生有关传教士的下列评论:品行端正的土著居民或者属于较好阶级的人都很少与传教士交往。投靠外国人的尽是为社会所遗弃者或者罪犯目的在于获得外国人的保护,而为此他有时要缴纳一点钱财”】

八国联军侵华战争的全程参与者、沙俄外交官科罗斯托维茨的回忆录《俄国在远东》说:

【“义和团的产生及其迅速发展……老百姓对洋人的积愤主要是因传教士的行为引起的由于某些列强,特别是俄国在满洲和德国在山东的侵略政策,使这种积愤在上世纪末更加强烈起来。外国人以战略上、政治上的考虑以及以赔偿为借口,完全无视中国主权,以租借形式占领了中国的港口和大片领土。”“他们(指英、法两国驻北京公使)认为,发生这次事件的原因,与其说是由于中国人的仇恨心理,不如说是由于中国人的无知和欧洲人的过错。”】

著名的“中国通”、曾任美国驻华使馆官员、公知的洋祖师爷的费正清主编的《剑桥中国晚清史》说:

【“引起民众不满的一个共同根源是1860年以后许多中国教徒所表现的傲慢的,甚至肆无忌惮的行为。据报道,有些中国教徒穿着西装,坐着轿子招摇过市,因教堂事务而闯入衙门,或者利用他们和外国人的关系进行敲诈勒索和拒不纳税。特别令人愤愤的是,中国教徒普遍乐于依仗教会的支持和庇护,同非基督教徒的对手打官司。某些传教士(主要是天主教传教士)纵容、甚至鼓励这种行为。因为他们能够对衙门施加相当大的影响,使得有时做出偏袒基督教徒而压制非基督教徒的、是非颠倒的裁决。事情一发不可收拾到这种地步,即莠民自然要纷纷攀附教会,这便进一步加剧了中国教徒和普通中国人之间的摩擦……由于传教士及其追随者引起的疑惧和愤怒,清末反基督教的冲突极为普遍。从1860年至1900年这40年间,发生了需要通过最高外交途径来处理的数百起重大事件或骚乱,至于地方上不难了结的案件则有数千起之多。”】

《剑桥中国晚清史》承认,洋人的作恶,是导致义和团运动的根本原因:

【“半个世纪的外国人的侮辱,深深地伤害了他们的自豪感和自尊心。傲慢的公使、领事和咄咄逼人的传教士及商人,经常使他们想起中国的不幸。”】

显然,在洋大人看来:

1、义和团是:品行端正、铁骨铮铮的汉子

2、信洋教的教民:尽是为社会所遗弃者或者罪犯”、“莠民”。

3、洋教士:一群胡作非为者

既然如此,我们可以得出如下结论:

在洋大人的眼里,骂义和团的公知,就是:一群贱骨头。

当然,这不妨碍洋人利用公知,和抗战时期日本人豢养二鬼子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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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寒江雪 更新时间:2019-04-18 关键字:历史  理论园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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