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力群与新疆的和平解放

陈立旭

邓力群晚年参加一些小型会议，或者在家里会客时经常戴一顶漂亮的维吾尔族花帽，这顶帽子，是新疆人民赠送给他的，表达了新疆各族人民对邓力群的热爱之情。邓力群喜欢戴这顶帽子，也表达了他对新疆和新疆人民的深厚感情。新疆各族人民热爱邓力群，邓力群对新疆一往情深，缘于他为新疆和平解放和稳定做出的重大贡献。

中央选定邓力群

1949年，中国政治形势已经大变。随着解放军进军的脚步，推翻国民党在大陆的统治已经指日可待。中国共产党抓紧筹备建立新中国。就在这个时候，帝国主义者试图将新疆从中国分裂出去，在新疆也有少数分裂势力，试图趁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决战之机，把新疆从中国分裂出去。他们的主要阴谋，就是搞一个所谓的“东土耳其斯坦共和国”。国民党当局虽然反对分裂，但当时他们的统治大势已去，顾不上这些了，仅仅向国民党西北地方军政领导人表示，要反对分裂，再就没有具体指示了。当时国民党在西北的主要势力有国民党西北军政长官公署长官马步芳，副长官马鸿逵、马鸿宾，青海兵团司令马继援，宁夏兵团司令马敦静等。他们手中还有较强的军事力量。他们也考虑到，国民党在大陆的统治即将崩溃，他们的力量早晚会被解放军消灭。他们虽然不赞成分裂，但为了保存自己的实力，口头上不公开表示赞成分裂，在实际行动上，却打算与搞所谓“东土耳其斯坦共和国”的势力合流，退往新疆，苟延残喘，日后再另寻他图。而新疆分裂势力手中缺的就是军事力量，他们也想与马氏军事集团合流，依靠他们的军事力量搞分裂。

邓力群晚年回忆当时的历史背景，记忆依然十分清楚。他说：“在中共代表团访苏时，苏联得到一个情报，美国企图策动在甘肃、宁夏和青海的马步芳、马鸿逵等‘五马’（另有马步青、马鸿宾、马继援）部队主力撤到新疆，与新疆的国民党顽固势力以及民族分裂势力相勾结，建立一个所谓的‘东突厥斯坦伊斯兰共和国’，宣布脱离中国，英美等国家再予以承认和支持……一旦出现这种局面，不但对我们解放新疆不利，而且对苏联也非常不利，会影响苏联中亚几个加盟共和国的安全与稳定。”

胸怀大局的毛泽东分析上述情况后果断改变1950年再进军新疆的原定方案，命令解放军第一野战军司令彭德怀率部加紧向西北进军，坚决消灭属于国民党的马氏军事集团的主要军事力量。但是，缺乏运输工具的解放军进军新疆，要与素称强悍的马氏军队作战，还要跨越荒无人烟的河西走廊，是需要一段时间的，而这段时间，新疆很可能发生难以预料的变数。

为顺利解放新疆，中共中央决定派一名得力人员进入新疆，作为中共中央联络员，代表中共中央，了解新疆实际情况，争取新疆和平解放，并配合解放军进军新疆。这是一个极为艰巨的任务。中共中央选定正跟随刘少奇在苏联秘密访问的邓力群去新疆。邓力群从来没有在新疆工作过，当时也刚三十多岁，中共中央为什么选定他作为中共中央联络员，代表中共中央赴新疆？这里边有三个主要因素：第一，邓力群投身革命后，历经很多岗位，有丰富领导经验，具有高远眼光，善于洞悉事物本质，政治水平很高，组织能力很强。第二，邓力群深受中共中央信任。刘少奇代表中共中央于1949年秘密访问苏联时，专门调在东北工作的邓力群担任中共中央访苏代表团的政治秘书。第三，当时邓力群正随刘少奇访苏，人在莫斯科，从莫斯科直接赴新疆，一是方便，二是不显山露水，三是可以得到苏联方面协助。如果从内地派员赴新疆，路途遥远，险阻很多，要耗费很长时日才能抵达，而新疆问题已经迫在眉睫。因此，中共中央派邓力群赴新疆，是正确的选择。

◆1949年8月，邓力群在新疆伊宁市。1949年秋，中共中央派遣邓力群作为中央特派员到伊犁与三区革命政府联系，邀请其派代表参加即将举行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会议。

选派邓力群赴新疆，是刘少奇提议、并由他和毛泽东二人决定的。

在莫斯科的刘少奇在向中共中央和毛泽东通报了有关情况之后，向中央建议派邓力群作为中共中央代表去新疆。毛泽东于7月25日向正在苏联进行秘密访问的刘少奇通报提出，邓力群尽快赶到新疆的伊宁，“其任务是在那里建立和北平的无线电联系”。邓力群晚年回忆领受任务的过程，记忆犹新，他说：是王稼祥先找他谈话，交代了任务。在一切准备停当临出发前，刘少奇又专门和他谈了一次话。刘少奇非常严肃地叮嘱：“你这次去新疆，名义上是中共中央联络员，主要任务是建立新疆三区与党中央及西北战场彭德怀司令员之间的联系。

到那里以后，要详细了解新疆各方面的情况，包括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民族、地理、气候、风俗人情等等，特别要注意收集敌、我、友军事方面的资料，这些情况收集整理后要及时、系统地报告党中央。在完成这次重要任务的过程中，事无大小都必须请示，没有党中央的指示，不准自由发言，不能自作主张，这是纪律。”

实际上，在王稼祥、刘少奇先后与邓力群谈话前，刘少奇已经就邓力群赴新疆之事，与苏联方面取得联系，很快就得到苏联方面的支持，并且采取周到措施帮助邓力群准备好一应物品，特别是准备好一部电台。邓力群回忆：“刘少奇同我谈话后，交代有关同志给了我三四万卢布作为活动经费。临行前，苏共中央联络部的有关人员还专门向我介绍了新疆三区的一些具体情况。”1949年8月14日，邓力群即从莫斯科出发秘密前往新疆，他的身份是中共中央联络员，实际上是代表中共中央与新疆各方面政治势力接触，从中做工作，以争取新疆和平解放。他到新疆后，还负有一项特殊使命——建立“力群电台”，与中共中央保持联系，随时向中共中央汇报情况，听取中共中央指示。为了电台顺利工作，中央另给他配了三个随员（报务员、译电员、机要员各一人）。他们一行四人，在苏联政府的帮助下，途经阿拉木图，于1949年8月15日抵达新疆伊宁，当天即建立起“力群电台”，第二天即向中共中央发报，同时与中国驻苏大使王稼祥、一野彭德怀保持联络，根据党中央的指示开展工作。

成功争取三区

邓力群到新疆后，对新疆政治局势进行了宏观分析和认真思索，决定先从争取三区（指新疆北部的伊犁、塔城、阿勒泰三个地区）入手，于是，他刚到伊宁，即在苏联驻伊宁领事尼·波·阿里斯托夫的安排下，与三区取得了联系。

邓力群把争取三区作为首要任务，是因为他清醒地认识到，三区在解决新疆问题上具有重大作用。“三区”是维吾尔族集中居住的地区，由于受中亚地区人民革命的影响，这三个地区的人民革命力量出现和发展也较早。1944年9月三区人民在阿合买提江等人领导下，通过武装起义，摆脱了国民党的统治，成立了临时政府。这个临时政府拥护共产党，与当时在新疆的反动统治对立。但因与延安相隔很远，加上西北地区在国民党马氏集团控制之下，因此与延安联系较困难，很长时间得不到中共中央指示。邓力群考虑到，解决新疆问题，十分重要的是争取三区，三区政权是革命性质的，三区有一定的革命基础，三区政府和领导人早就想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开展工作，与苏联也有密切联系。中国共产党在新疆，首先争取三区支持，是从易处入手，同时也会对新疆全局产生重大影响。而争取三区政府，最重要的，是他要代表中共中央表示对三区政府的信任和支持，这是反对分裂的关键一招。所以，邓力群刚到伊宁，一刻也没休息，立即马不停蹄先后去拜访三区的少数民族领导人，他先后与阿合买提江·哈斯木、伊斯哈克伯克·穆努诺夫、阿不都克里木·阿巴索夫、达列力汗·苏古尔巴也夫、罗志（汉族，当时是新疆中苏文化协会职员，迪化地下进步组织“战斗社”负责人之一）等进行了坦诚的谈话，介绍了当前中国的形势、共产党对新疆的政策，以及和平解放新疆的总方针。邓力群同他们的谈话，效果非常好。数十年后，邓力群回顾他同三区领导人谈话情况说：“他们向我表示，中共中央和毛主席在复杂和艰巨的任务中关心处在偏僻地区的新疆三区，并派人来这里联络，他们感到很兴奋，愿意真诚地服从中共中央的一切指挥和决定。他们还表示将尽一切力量来帮助我完成任务，提供材料并将介绍各方面的负责人和我谈话，阿合买提江还特意表示，这次谈话以后还要和我进行详细、全面的谈话。”

邓力群尤其注意做三区民族军司令员伊斯哈克伯克的工作，这一方面是因为做工作便利，邓力群和三个助手就住在伊斯哈克伯克的家里。伊斯哈克伯克是思想进步的革命者，与邓力群很谈得来，对他们招待非常好，让他们住在靠西边的房子，有专人为他们做饭并把饭菜送到房间，对他们的工作也特别支持，就在他家里建立了“力群电台”。另一方面，伊斯哈克伯克也是当地军队实权人物，争取他的支持十分重要。

邓力群发给中共中央的第一个电报，就是在伊斯哈克伯克家里发的，内容是：“中央：我们四人于八月十四日下午九时（莫斯科时间）抵伊犁。我与此间负责人尚未接上头，估计明后天当可接上。中央对我的工作有何指示？望即电告。”17日上午，邓力群收到了中央电报：“邓力群同志：十五、十六日两电均悉。（一）望先以中共中央名义，向伊犁负责当局提出邀请他们派遣代表出席九月十日左右在北平召开的新政治协商会议，人数为五位，希望维吾尔族、哈萨克族均有人来，并有一位汉人同来兼做翻译。新政协筹备会邀请书另电告。（二）你应即按少奇、稼祥同志的指示进行工作，向特区负责当局报告情况，不要发表任何意见。（三）前由董老派去工作的彭长贵，又名彭国安。1947年初，根据中共中央指示，受董必武派遣，化名王南迪，携带电台随同到南京参加国民党“国大”的阿合买提江等人经迪化到达伊宁，负责新疆三区与中央的电报联络。后因所携电台功率不足，未能接通。是否已经见到，如遇到，望予以鼓励，并勉其安心工作。”

邓力群收到中共中央电报后，非常高兴，即按照中央指示开展工作，他除与三区领导人谈话外，还对各方面力量做了争取工作，很快就与三区革命政府领导人、新疆少数民族领导人、新疆一些上层人物达成和平解放新疆，维护祖国统一的共识。三区政府站到维护祖国统一立场上来，对于孤立分裂主义分子和国民党反动派，实现新疆和平解放，有决定性的影响。

确定新疆出席新政协人选

邓力群接下来做的重要工作，是选定新疆出席新政协人员。这是一件大事。中央在筹备召开新政协大会时，已经考虑到新疆要有代表参加；新疆地方政治势力也在考虑派人参加新政协的问题。谁当代表，关系新疆稳定和祖国统一。这个重担就落在中共中央代表邓力群肩上。邓力群预先考虑了这个问题。他早在8月16日给中央发的第二份电报中就提出要尽快确定出席新政协新疆代表人员问题，还提出了沟通办法：“我提议用政协筹备会名义来一正式邀请的电报，由我转交，以示郑重。”对于邓力群的意见，中共中央复电指示同意。

邓力群请新疆三区负责人尽快拟出一份出席新政协会议代表的名单及简历，由他转报中央。新疆三区负责人经过研究，决定由阿合买提江、伊斯哈克伯克、阿巴索夫和阿山专员达列力汗代表三区，另外加上迪化的罗志共五人作为新疆各族人民的代表去北平参加新政治协商会议。这五人名单和简历交给邓力群后，邓力群进行了认真分析和考察，认为这个名单基本上能够代表新疆各方面，人员也是进步的，三区提出这个名单，也证明三区领导人与中共中央同心同德，坚决维护祖国统一，是靠得住的。他通过电台将这个名单上报中共中央。

三区负责人提出名单后，还提出，他们到北平以后，希望政协会议能指定一个了解他们民族习惯的人接待，以避免因为民族的隔阂而发生不必要的误会。对此，邓力群很痛快地答应了。最后，他们一起商量了新疆五名正式代表之外再带三个工作人员一起去北平，还议定，新疆代表团于8月20日从伊犁出发。

这件事谈妥之后，邓力群立即整理谈话记录，草拟给党中央的电报。中共中央很快回电，同意邓力群与新疆三区负责人谈妥的意见，并且同意以毛泽东主席的名义写信，邀请新疆的阿合买提江等代表参加新政协会议。毛泽东的邀请信，发到邓力群电台，由邓力群当面转交。8月18日，邓力群电台收到了毛主席致阿合买提江的邀请信。第二天邓力群把邀请信当面交给阿合买提江等人，阿巴索夫当即把毛主席的邀请信翻译成维吾尔文，郑重地一字一句念给在场的人听。邓力群回忆，当他念到“你们多年来的奋斗，是我全中国人民民主革命运动的一部分”时，再也按捺不住激动的心情，声音也随之颤抖起来，我看到他的眼睛里满含着泪水。8月20日，阿合买提江通过邓力群电台复电毛主席，电文中说：“我们以最高的热情来向敬爱的毛泽东先生表示致谢和兴奋，并派代表前往北平参加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不幸的是，阿合买提江等五位代表转道苏联，乘飞机飞往北平时，于1949年8月27日在苏联伊尔库茨克贝加尔湖地区失事，五位代表全部殉难。在新疆的邓力群9月3日才从苏联驻伊宁领事馆得到此消息，他为新疆失去五位优秀领导人而悲痛，同时考虑到应该马上另选代表赴北平参加全国政协会议。他立即与三区负责人一起商量另选代表。经过商量，新疆三区选出三名代表：赛福鼎（阿合买提江离开后新疆三区的实际负责人）、阿里木江（塔城副专员）、涂治（迪化新疆学院副院长）。三名代表确定下来后，邓力群于9月3日电告党中央并请求速来指示。中共中央得知新疆原定代表遇难后，发来了唁电，对他们表示哀悼，对他们的家属表示慰问。同时，同意邓力群和三区负责人新选定的代表速来北平。赛福鼎、阿里木江、涂治于9月7日乘坐苏联派来的飞机从伊宁出发，取道苏联赴北平。15日到达北平。他们参加了新政协会议。赛福鼎还登上天安门城楼，站在毛泽东身后不远的地方参加了开国大典。后来，毛泽东与赛福鼎之间还结下了深厚友谊。

◆20世纪50年代初，毛泽东与邓力群等人合影。左起：朱德、刘少奇、赛福鼎·艾则孜、毛泽东、包尔汉、周恩来、邓力群、德林。

争取新疆国民党军队起义

邓力群1949年8月到新疆三区时，也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向大西北进军之时。邓力群在做三区工作的同时，配合解放军的军事行动，做了很多工作，主要是：第一，通过三区领导人，了解在河西走廊的马家军的军事情况以及马家军与国民党中央军的矛盾，及时向中共中央报告，为一野向新疆一路作战一路进军，先后歼灭国民党在西北的主力和马家军主力，起到了重要作用。第二，通过苏联驻迪化（今乌鲁木齐）副总领事和苏联驻伊宁领事馆负责人，了解迪化国民党军队情况，包括国民党军7月以前在新疆的兵力部署、军事调动、团长以上军官名单，经整理后电告中央，使中央比较准确、全面掌握国民党在新疆军队的情况。第三，通过多种渠道了解国民党在新疆驻军首脑人物的思想和政治动向，及时报告中央，使中央了解新疆国民党军队高官动向和内部矛盾。第四，了解张治中在新疆的影响情况，报告中央，供中央参考。

在一野打胜扶郿战役、陇东追击战、兰州战役、宁夏战役，先后歼灭胡宗南部在西北的主力、马步芳集团主力、马鸿逵集团主力之后，国民党在新疆首府迪化和其他一些重要地区剩下的7万多军队，已经成为孤军。国民党7万孤军中的多数上层人物想率部起义，以维护祖国统一，但一方面他们对于共产党对他们的政策还心存疑虑，担心起义后，他们的利益受到损害，希望能够得到中共中央特别是毛泽东的直接意见。另一方面，国民党新疆驻军上层中也有少数人主张顽抗到底，他们的存在是对起义的牵制。

邓力群通过阿合买提江、彭长贵、苏联驻迪化副总领事等，了解并分析了张治中与新疆国民党军队的关系，认为已经决定留在北平与中国共产党合作的张治中，对新疆国民党守军上层、特别是对国民党军主要领导人陶峙岳（陶峙岳是张治中在保定军校的同期同学，与张的关系非常好——笔者注），有重要影响。他于8月20日将有关情况和自己的分析电告中共中央，又于9月2日、3日连续向中央报告张治中对新疆的影响情况。邓力群的报告和意见被毛泽东采纳，这也是毛泽东直接出面于9月8日请张治中做驻新疆国民党军队工作，争取走和平解决道路的重要原因。

到1949年9月初，邓力群认为，随着新疆军事、政治形势的发展，自己到迪化对国民党新疆军政当局高层开展团结争取工作的各方面条件具备了。他发电报主动向中共中央请示自己是否去迪化之事。为了争取新疆国民党军队起义，中共中央决定派邓力群去迪化做争取国民党军队起义的工作。中共中央复电邓力群：“令邓力群率电台日内进驻迪化”。三区五名主要领导人因飞机失事丧生，又另派三名主要领导人去了北平，三区领导力量薄弱，邓力群在三区成了稳定局势的关键人物，因此三区领导人不愿意邓力群去迪化。但为了争取新疆和平解放，邓力群必须去迪化。为了两头都能照顾，邓力群与新疆三区负责人商量，自己去迪化后，可以根据工作需要，定期往返于迪化、伊犁之间。邓力群将这一情况报告中央后，中央同意邓力群的意见。

邓力群去迪化前，收到中央转发来的张治中9月10日致陶峙岳、包尔汉的电报，张治中在电文中劝陶峙岳、包尔汉“严密部署，果敢行动”，率部起义。

紧接着，邓力群又收到中央转发张治中9月11日单独给陶峙岳的电报，详细询问国民党军各派势力的具体情况，并对起义提出进一步的意见。

邓力群及时向党中央报告了收到张治中两封电报后的情况，并报告说“原文待我去迪化时带去”。

9月13日，毛泽东起草了一份给邓力群（并告彭德怀、张宗逊）的回电，以中共中央名义发出。电报主要内容是：（一）同意你去迪化一星期仍回伊犁，尔后视情况往来于迪化、伊犁之间。（二）你见迪化当局，除将张治中致陶、包两电原文面交他们外，并向陶、包表示他们应立即派员至兰州与彭德怀副总司令洽商和平解决新疆问题。最好陶峙岳能乘飞机直飞兰州面晤彭副总司令。张治中于新政协开会完毕后亦将往兰州晤陶。如陶自己愿往，或派代表前往，你可与友方商榷；问他们能否派飞机送陶或其代表往兰。（三）陶峙岳所属部队应照原样在各县驻防，不要调动集中，待人民解放军入疆分别接防时再行调动集中编整，以免秩序混乱……毛泽东的这个电报，实际上赋予邓力群代表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直接做陶峙岳、包尔汉工作的身份。

9月15日中午，邓力群带一个译电员乘飞机抵达迪化，国民党新疆政府主席包尔汉、国民党新疆省政府秘书长刘孟纯等到机场迎接。包尔汉为了邓力群的安全，把他安排住在自己家里，并且让邓力群和他住在同一套房子里，周围加强了警戒。

邓力群到迪化后，首先向陶峙岳、包尔汉转交了张治中的电报，接着，先后同包尔汉、陶峙岳和其他进步人士进行了交谈，传达我们党和平解决新疆的主张和政策，希望他们尽快组织起义。陶、包二人表示，我们和平起义，没有问题，但要做一点准备工作，起义时间要拖一点时间。邓力群将此情况电告中共中央。毛泽东的意见是：要等人家准备好再起义。

◆1949年9月29日，《人民日报》关于陶峙岳、包尔汉率新疆军政人员通电脱离广州政府的报道。

陶峙岳、包尔汉向邓力群谈了他们的安排后，二人商量，要给张治中回个电报，由于他们早已与张失去联系了，便将写好的电报稿托邓力群转发。邓力群同意转发。

陶、包二人发出致张治中的电报后，即着手准备起义。同时，他们对起义后的一些事情也作了考虑。9月18日，陶峙岳、刘孟纯出面，交给邓力群一份《新疆问题和平解决意见书》，要求转报中央。邓力群看后问他们，这个意见书是不是新疆和平转变的前提条件。他们说，转变是无条件的。这份材料不是新疆实现转变的前提条件，而是他们对于转变后如何解决新疆问题所提的意见，何者采纳，何者不采纳，悉由中共中央决定。

第二天，即9月19日，又由包尔汉出面，交给邓力群一份他发给毛泽东的电报。包在电报中表示：决意与国民党反动政府脱离关系。

邓力群向中共中央转报了陶峙岳、刘孟纯的《新疆问题和平解决意见书》和包尔汉的电报。毛泽东收到陶峙岳、刘孟纯的材料后，很高兴，特别是收到包尔汉的电报，更加高兴，于23日复电包尔汉说：“新疆局面的转变及各族人民的团结，有赖于贵主席鼎力促成，尚望联络各方爱国民主分子，配合人民解放军入疆之行动，为解放全新疆而奋斗。”

在接到张治中回电前，邓力群建议陶峙岳直接与彭德怀联系，议定起义有关问题。陶接受了这个建议，于9月18日派第八补给军区司令曾震五前往兰州，代表陶峙岳面见彭德怀。

曾震五代表陶峙岳与彭德怀在兰州商谈和平起义时，在迪化的邓力群全面考虑了新疆国民党军队的情况，认为要顺利实现国民党驻新疆军队起义，必须解决国民党军队中的死硬分子，但又不能动硬的，防止矛盾激化，干扰国民党驻军和平起义。因此，他考虑了“遣送”国民党军队死硬分子的方案。经过周密部署，死硬分子叶成、罗恕人、马呈祥等被“礼送出境”，保障了起义顺利进行。

有邓力群代表中共中央对他们做工作，陶、包等新疆军政首脑全面了解了中共中央的政策，认定和平起义利国利民利己，便于9月25日通电起义。起义通电由陶峙岳领衔签署，各师旅长联名。通电全国：“自即日起，与广州政府断绝关系，竭诚接受毛主席之八项和平声明与国内和平协定。全军驻守原防，维持地方秩序，听候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及人民解放军总部之命令。”

9月26日包尔汉也率国民党新疆省政府通电起义。陶峙岳、包尔汉发出起义通电之后，又联合发出《新疆省警备总司令部、新疆省临时人民政府布告》，要求新疆全体军民同心协力，维持社会秩序，稳定新疆局势。陶、包的起义通电发到中共中央后，毛泽东、朱德于9月28日致电陶峙岳、包尔汉，表示：“我们认为你们的立场是正确的。你们声明离脱广州反动残余政府，归向人民民主阵营，接受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领导，听候中央人民政府及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的命令处置，此种态度符合全国人民的愿望，我们极为欣慰。希望你们团结军政人员，维持民族团结和地方秩序，并和现正准备出关的人民解放军合作，废除旧制度，实行新制度，为建立新新疆而奋斗。”

◆晚年的邓力群经常戴着一顶维吾尔族花帽，表达了他对新疆和新疆人民的深厚感情。

国民党驻新疆部队和国民党新疆省政府宣布和平起义，听从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和解放军总部的命令，既结束了国民党在新疆的统治，使新疆和平解放，也维护了祖国统一和民族团结，从根本上解决了新疆问题，使新疆各族人民获得了新生。邓力群在争取新疆和平解放中立下的功劳，也被新疆各族人民和中国人民所铭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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