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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征路:湘江之战,意味着血泪也意味着新生

时间:2018-02-09 00:23:51   来源:独立评论员郭松民   作者:曹征路    点击:

湘江之战,意味着血泪也意味着新生

——重访革命史,解读现代性(二十六)

曹征路

  广西兴安,两次影响中国历史走向的地方,两次都和战争有关。

  一次是公元前219年,秦始皇命令在兴安境内湘江与漓江之间修建一条人工运河,运载粮饷。到了公元前214年,灵渠凿成,秦始皇迅速统一岭南。当时只是要把军粮运到前线,让军士吃饱肚子好打仗,想出了这么一个绝招。可是灵渠的出现,打通了长江与珠江两大水系,使中华民族的国家版图直抵海疆,还顺便创造了人工水利建筑史上的技术奇观。

  另一次影响中国历史走向的,就是距离灵渠不远的界首渡口,红军“湘江战役”中央纵队过江的地方,当年的指挥部今天还在。红一、三军团为了掩护中央纵队过江,进行了甬道式阻击,战斗之惨烈,牺牲之巨大已经有很多描述。当地还有“三年不饮湘江水,十年不食湘江鱼”的说法。

  党史专家往往把遵义会议当作一个历史转折点。但在我看来,真正让中共新生的恰恰是这次不堪回首的湘江之战。

  遵义会议只是一个形式,在程序上完成了新老三人团的交接。过了湘江以后,实际上中央层面有一系列的会议在行军途中召开,围绕在遵义会议前后形成了一个组合,共同完成了毛泽东对红军指挥权的确认。这次确认是红军经过多次反复,多次胜利与失败的检验,全体指战员共同得出的结论。所以它是一次痛苦的分娩,它意味着血泪也意味着新生,此后又经过十五年奋斗,这个东方巨人终于站立起来。

  让毛泽东重新回到领导岗位上来,实际上意味着一批人要承认错误。

  也有党史专家曾经怀疑遵义会议是否存在过,理由是会议没有留下任何记录能够证明这件事。现存的唯一证据是共产国际归还的一批档案中,有陈云去莫斯科写的汇报提纲。然而文字记载不过是文人们看重的材料,他们有着根深蒂固的法统道统观念。真实的历史过程在那样前有险阻后有追兵的条件下,一个重大决定往往就是举个手、几句话,或者交流一下眼神。

  几个重要领导人中,周恩来本是执行者不是决策者,当时张闻天已经公开批评博古了,王稼祥和任弼时已经在过湘江时与毛泽东有过多次交流,军事干部基本上都是站在毛泽东一边,李德早就目光闪烁抬不起头来,所以关键人物只有博古一个。

  从逻辑上看,过湘江以后博古一直被自责与无奈的情绪折磨着。他不是共产党的敌人,主观上不是想把事情办坏,仅仅因为年轻幼稚,过度依赖王明和背后的共产国际,在如此惨痛的现实面前早就六神无主了。

  以前,每逢做出重大决定都需要发电报向共产国际请示。当时在苏区只有小功率电台,把电报内容发给隐蔽在上海的大功率电台,由上海电台收发转送来自国外的指示,这个过程一般需要三到五天。

  可历史偏偏这时候跟博古开了个玩笑:上海的两部电台均被敌人破获,报务人员先后叛变,连隐藏在苏区还没来得及启用的大功率电台也供了出去。所以,红军离开苏区时已经联系不上共产国际了。

  这次与共产国际的联系中断,客观上为中共的独立自主赢得了条件。中革军委最后确定转移的时间,是得到了蒋介石的“铁桶计划”几天内仓促做出的。一个叫项与年的同志,因为无法通过敌人的岗哨,在路上用石块砸掉自己的四颗牙齿,化妆成两腮肿胀的乞丐才把情报送到苏区。

  在几万红军生死攸关的时刻,博古还能怎么决策?还有底气一意孤行下去吗?有没有会议记录还重要吗?

  博古的侄子秦福铨在《博古和毛泽东》一书中谈及长征出发前的情况时说,

  博古是决定轻装上路的,将机关人员分散到各军团,并尽量减少辎重物质。但这一意见遭到毛泽东、张闻天的反对,结果只好抬着“二顶轿子”走路,延误了过湘江的时间,造成湘江之战的重大损失。

  该书提到一个细节,说博古对毛泽东等“小三人团”的阻扰十分气恼,拔出枪喊道:“我恨不得把他们一个个枪毙了。”后来伍修权劝阻才把枪收起,仍恨恨地说:“总有一天我会跟他们算这笔账的。”

  这一说法显然是无稽之谈,毛泽东在转移初期还没有发言权,自身能不能参加随队转移尚在两可之间,何况湘江之战是突破几道封锁线之后的事,如果想扔掉“轿子”早就该扔了。

  但博古确实拔过枪。据聂荣臻回忆:

  1934年12月86000多人的中央红军在过完湘江后只剩下不到30000人。作为时任中央总负责人的博古痛心疾首并且情绪一落千丈。

  在过湘江的行军路上,他拿着一支手枪不断朝自己比划,被聂荣臻看见,上前劝阻说:“这不是闹着玩的!越在困难的时候,作为领导人越要冷静,要敢于负责”。

  经聂荣臻劝说后,博古稍稍冷静下来。

  这个说法就比较符合博古当时的心态,也符合他此后的工作表现和做出的贡献。

  谁都不是神仙,不可能不犯错误,关键是怎么对待错误。毛泽东也说自己打过败仗,遵义会议后的“土城战役”就是他指挥的败仗。

  真实的历史是,红军在湘江战役受到重创后,周恩来主持召开的通道会议、黎平会议和猴场会议,都采纳了毛泽东的意见,这个时候毛泽东实际上已经开始参与了中央决策,可视为他在遵义会议上进入中央常委的前奏。

  对改组中央领导核心产生很大影响的,还有两次重要谈话。

  一次是遵义会议前的张闻天与王稼祥的“橘谈”。黎平会议后军委纵队到达黄平老城东门内橘林休息时,张闻天和王稼祥交流看法,说:

  毛泽东同志打仗有办法,比我们有办法,我们是领导不了啦,还是要毛泽东同志出来。

  随后这个信息在高级将领中传开,大家都赞成毛泽东出来指挥。这为毛泽东进入中央常委作了舆论准备。

  另一次是遵义会议后的“周博长谈”。遵义会议上严厉批评博古,推举毛泽东参与中央核心领导,这是博古未曾想到的。对此,他一直想不通。在红军一渡赤水到达“鸡鸣三省”村子进一步改组中央时,周恩来同他有一次长谈。周恩来的谈话推心置腹,大意是:

  我们党必须找一个熟悉农村革命的人当统帅。我虽然长期做军事工作,但我有自知之明。你虽然有才华,但不懂军事,很难领兵打仗。你和我都是做具体业务的人,不合适做领袖,当统帅。

  毛泽东擅长农民运动,经过井冈山斗争,总结出打游击战、运动战的经验,很适合驾驭目前的战争,是一个很有智慧的帅才。

  宁都会议后,他离开了军队,但红一方面军不能没有他。从长征开始,我就在想办法让他尽快回到军事领导岗位。我深信,以他的才能,一定能率领红军走出困境。所以在遵义会议上我力主他进入政治局常委,参与军事领导。

  你的讲话不检讨军事路线错误,遭致很多人不满,是因为大家憋了一肚子话要说。对毛泽东,要看大处,希望你能抛弃前嫌,同心同德,一切为了打败蒋介石这个大局。

  这一席谈话,使博古解开了思想疙瘩,服从革命事业的需要,顺利实现了史称的“博洛交权”。周恩来对博古说:

  “谁做书记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谁掌军权,谁来领导打好仗,只有在战争中不断得到军队拥护的人,才能真正成为党的领袖。遵义会议后,毛泽东起到了这个作用。”

  站在灵渠北望,便是老山界,红军翻过去,又进入一个新境界。尽管以后还有围追堵截,还有雪山草地,还有九死一生的艰难,毕竟共产党又重新找回了现代性。

  1935年10月1日,共产党在《救国时报》上发表《中国苏维埃政府、中国共产党中央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即《八一宣言》)。回应了当时中国最迫切最能反映民心的时代要求,把民族大义放到党的历史担当上来,重新站上了道义制高点。

  毛泽东说,没有这个长征,人是教育不过来的,经历了长征你才会知道路线错误的痛苦,你才知道没有根据地的痛苦。后来他又进一步总结说:

  “一个重要的认识,往往需要经过由物质到精神,由精神到物质,即由实践到认识,由认识到实践这样多次的反复,才能够完成。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就是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

  中共的现代性正是这种多次反复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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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寒江雪 更新时间:2018-02-09 00:23:51 关键字:历史  理论园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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