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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色特工朱枫:于无声处建奇功

红色特工朱枫:于无声处建奇功

  

朱枫赴台前于香港留影

“兄将外出经商……此去将有几月逗留,妹不必惦记,也不必和他人说起。妹如需去别处,请勿为我滞行。这时候,个人的事情暂勿放在心上,更重要的应该去做。几个月后,兄将以更愉快的心情与妹相见,望妹安心等待着更愉快的晤聚。”

这是一封十分特别的红色家书。写信之人以兄自称,其实是个女子,而信中所唤之“妹”,则是她的丈夫。信中虽然充满了恋恋不舍的离愁别绪,却因有“更重要的应该去做”而信心坚定,且没有告知家人自己的去向。女子将去执行一项极其特殊的任务--赴台湾担任共产党的地下联络员,向大陆传递情报。信中兄妹相称,也未暴露她的去向,这些都是秘密工作的需要。这名女子,就是红色特工朱枫。

临危受命舍小家 

1949年,人民解放军挟“百万雄师过大江”之势猛追穷寇,以风卷残云的气概即将解放全中国。蒋介石败逃台湾后,妄图依靠一湾海水阻断解放军的进攻之路。解放军开始从陆地走向海洋,着手解放一座座海岛。因此,派人潜入台湾搜集情报,成了当务之急。

这是一项十分危险的任务。蒋介石逃到台湾后已犹如惊弓之鸟,在台湾实行高压政策和白色恐怖,疯狂搜杀岛内潜伏的共产党员。要成功进入台湾并完成情报任务并非易事。忠诚、机敏的女共产党员朱枫成为被派往台湾的头号人选。

朱枫,原名朱贻荫,又名朱谌之,1905年出生在浙江镇海城关朱家花园。她的父亲是镇海渔业公会会长,家境殷实。朱枫是典型的大家闺秀,从小受到正规教育,不仅功课好,而且诗书琴画、手工编织、金石雕刻、刺绣缝纫、财会商务、医药护理无一不通,加上性格忠厚善良、乐于助人,人缘极好。

朱枫在求学时就结识了一批思想进步的同学和老师,受到进步思想启迪,多次参加爱国学生运动。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她毅然投身抗日救亡的洪流。她慷慨解囊,将大量财产捐给了革命事业。旅居大陆的台湾同胞成立“台湾少年团”与“台湾抗日义勇队”,朱枫捐款800元;为奔赴抗日前线,她将八岁的女儿朱晓枫寄养在台湾少年团;中共经营的新知书店遇资金问题,朱枫把钻戒变卖后,捐钱给书店来购买纸张。

1944年初,朱枫在上海同丰商行工作。后同丰商行遭日伪破坏,朱枫不幸被捕。身体单薄的朱枫没有因日本宪兵队的残酷拷问而屈服,敌人从她口中什么也没得到。在组织的营救下,朱枫得以出狱。更让人刮目相看的是,出狱后,朱枫居然又冒险通过气窗爬进已被查封的店里,把存款、支票本、账册偷偷取了出来。1945年,朱枫在上海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随后在地下党开办的贸易公司、钱庄主管财务,并兼管地下党情报部门经费。1948年,朱枫受组织安排前往香港合众公司工作。临行前,她将女儿朱晓枫送到已解放的苏北,将较小的儿子朱明带在身边一起去往香港。香港当时聚集着许多民主党派和文艺界知名人士,朱枫的主要工作是帮助他们返回大陆。战友汤季宏曾回忆,1947年他不幸被捕,1948年被组织营救出狱后转移到香港,由朱枫护送。送行那天,寒风凛冽,朱枫看到汤季宏冻得瑟瑟发抖,便悄悄走进女厕所,脱下身上的厚毛衣给他穿。

朱枫对党忠诚,革命工作经验丰富,严守党的纪律,她前夫的女儿陈莲芳和女婿王昌诚都是台湾情报部门的干部,却一直不知道朱枫的真实身份。陈莲芳怀孕后写信给朱枫,请她到台湾暂住,朱枫顺理成章成为了前往台湾从事情报工作的人选。当时朱枫正在香港,本来已和丈夫约好回大陆与家人团聚,但接到赴台执行任务的指令后,只能放下儿女情长。因为女婿王昌诚在警务处做电讯管理处处长,朱枫很容易就办好了赴台的证件。虽然即将前往台湾执行危险任务,但朱枫无所畏惧。她在一张给丈夫的照片背面写道,她已深深体验着“真实的爱”与“伟大的感情”,“从此,将永远快乐而健康”。

深入虎穴获情报 

1949年11月25日,朱枫从香港维多利亚码头乘“风信子”号海轮前往台湾基隆港,两天后抵达基隆。

朱枫的身份是中共华东局情报部派遣的“秘密特派员”,出于安全考虑,她在台湾只单独联系“两条线、两个人”,一是代号“老郑”的华东局台湾工作委员会书记蔡孝乾,另一个人是时任国民党“国防部”参谋次长的吴石。

蔡孝乾是唯一一个参加过长征的台湾人,少年时就到上海,参与组建了台湾共产党。1945年在中共七大上当选中央候补委员,抗战胜利后返回台湾主持地下工作。吴石是电视连续剧《潜伏》中主角余则成的原型,是国民党有意培养的军事专材,他早期也曾反共,抗战胜利后反对内战,致力于全国解放及统一大业。吴石赴台前,中共地下组织给他的代号是“密使1号”,他利用自己身居要职的便利,获取了许多重要的军事情报,朱枫的任务就是将这些情报送回大陆。无论是蔡孝乾还是吴石,他们的身份都极为特殊,级别也很高,由此可见朱枫当时任务的重要性,也可见组织对她的信任。

到基隆后的第二天,朱枫就在基隆与蔡孝乾见面。几天后,吴石又亲自登门,与朱枫接头。二人对完暗语后,朱枫简单介绍了她此行的目的,吴石从小保险箱中取出一只圆铁盒,放到朱枫手里,盒里装的微缩胶卷全是绝密军事情报,他希望朱枫能尽快将这些情报送回大陆。朱枫谨慎地将情报藏好,三天后,她在基隆港码头把第一批重要情报交到华东局情报部特别交通员——定期往返香港基隆的海轮“安福”号大副手中。这批情报很快从香港送到华东局,再转送北京交到毛泽东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手中。

此后,朱枫和吴石约好每周三和周六下午四点碰面。在台期间,两人先后七次秘密会面,吴石将一批绝密情报拍成微缩胶卷交给朱枫。朱枫只用40多天就完成了任务。她买好了回香港的船票,还托好友给家人带去一封信,表示“凤将于月内返里”。没想到,这封信竟成为了朱枫的绝笔。

朱枫血洒台湾 

1950年6月10日,台北马场町刑场上空响起刺耳的枪声,朱枫昂首挺胸,身中数弹,英勇就义。朱枫被捕,与一个人有直接关系,这个人就是华东局台湾工作委员会书记蔡孝乾。

1949年7月,撤到台湾的国民党保密局在高校内发现了《光明报》,顺藤摸瓜掌握了台湾地区共产党上层领导者“老郑”的线索。10月,中共台湾工委副书记陈泽民被捕。陈泽民虽不肯说出“老郑”的身份,却暴露了他的住址。1950年1月29日,在“老郑”住所长期蹲守的特务抓到一位40来岁的男子,此人正是“老郑”蔡孝乾。蔡孝乾第一次被捕后,找机会逃脱了。但特务在他住所搜到的笔记上发现了“吴次长”三个字。因参谋次长中吴姓者只有吴石一人,吴石因此暴露。在笔记中用真姓实职记录重要联络人,蔡孝乾工作之大意疏忽由此可见。两个月后,保密局通过追查,得知蔡孝乾躲往嘉义农村。特务们在乡间路上看到一个穿西装的人,追上去一看正是蔡孝乾。原来,蔡孝乾在乡下躲藏两月,觉得清苦难耐,想到镇上西餐馆解馋。蔡孝乾第二次被捕后马上叛变,导致台湾工委下属组织全部被破坏,据国民党方面统计,共抓捕1800余人。

蔡孝乾虽然没有直接供出朱枫,但他曾经在一张台币上记下了朱枫的联络方式,特务们顺藤摸瓜发现了朱枫。此时,朱枫已经转移。当时,台湾全岛戒严,吴石得到蔡孝乾叛变的消息后,冒险给朱枫签发了“特别通行证”,帮助朱枫乘军用飞机飞抵尚未解放的舟山群岛定海。但保密局通过通行证知道了朱枫的去向。

朱枫到舟山后,来到了一家医院。这家医院的院长姓顾,与朱枫的父亲是老相识。朱枫告诉顾院长她是来做生意的,院长让朱枫住在自己家。天晴的时候,从舟山可以看到大陆。此时,朱枫回家的路只差最后一步,但国民党在舟山驻有重兵,岗哨密布,当时又找不到合适的船只回大陆,朱枫只得滞留在舟山。2月18日,两个便衣特务闯入了顾院长家。朱枫知道自己的行踪已暴露,从容地取了大衣和包,与顾院长一家告别,随便衣出门离去。

被关押在看守所的朱枫知道获救无望,决定以死相拼。她将身上的金锁片和金手镯分解、折断,全部吞进肚里。巡查的敌人发现了异常,立即对其进行抢救,还调来一架飞机将她送回台湾救治。国民党对她软硬兼施,进行拷问,这位出生富家、生活优越的女共产党员面对严刑拷打,宁死不屈。最后,国民党“特别军事法庭”对朱枫等人进行审判。1950年6月10日,朱枫与台湾“国防部”参谋次长吴石将军、吴石副官聂曦上校、台军联勤总部第四兵站总监陈宝仓中将在台北马场町英勇就义。

国民党保密局的报告在提及朱枫时这样写道:“共匪运用党性坚强、学能优良之女匪干,担任交通联络工作,极易减少外界注意与达成所负任务;朱匪于被捕瞬间吞金企图自杀,证明其应付事变,早做准备。匪干此种维护重要工作,不惜个人生命的纪律与精神,诚有可效法之处……”

1951年7月,组织向朱枫家属颁发了由陈毅、潘汉年签章的《革命烈士光荣证书》,朱枫成为中国民主革命时期的最后一位女烈士。“文革”时,朱枫的丈夫朱晓光曾受到迫害,因为有人说朱枫没有死,在台北街头看见她跟国民党军官手挽手,朱枫被冤枉成了国民党特务。“文革”结束后,朱枫之子朱明写信给党中央,希望能够核清朱枫烈士的事实。1983年4月12日,中共中央调查部作出组织结论:朱枫同志在敌人面前,表现出一个共产党人、一个革命者忠贞不屈的革命精神。

2010年12月9日,朱枫的外孙女、朱晓枫的女儿徐云初在北京机场接到了写有“朱谌之”三字的骨灰坛。飘落台湾多年的红色女特工朱枫终于回到大陆。2011年7月12日下午,朱枫烈士的骨灰由北京运回到浙江宁波。7月14日早晨,朱枫烈士的骨灰被安放在了宁波市镇海区革命烈士陵园内,忠魂终得安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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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寒江雪 更新时间:2017-12-14 关键字:历史  理论园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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