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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六二年毛泽东的又一次拯救

时间:2017-10-12 07:11:20   来源:乌有之乡   作者:闫文洋    点击:

一九六二年毛泽东的又一次拯救

闫文洋

在革命战争时期,毛泽东不止一次地拯救了革命、拯救了党,大家都是耳熟能详的。但在新中国的经济建设中,毛泽东同样不止一次地拯救了社会主义,估计很多人就不知道了。一九六二年,毛泽东喝止“单干风”,就是这样一次拯救。

七千人大会似乎开的非常圆满,会后毛泽东便去了南方。在家的刘少奇发现,1961年实际存在30多亿的财政赤字,这与大会估计的最困难的时期已经过去不符,他担心1962年会出现更大的赤字。于是2月21至23日在中南海西楼召开了中央常委会议,要求陈云拿出解决困难的办法。

陈云提出了六条具体意见,刘少奇表示赞同,他在插话和结论中指出:中央工作会议(指七千人大会)对困难情况透底不够,有问题不愿揭,怕说漆黑一团!还他个本来面目,怕什么?说漆黑一团,可以让人悲观,也可以激发人们向困难作斗争的勇气!现在处于恢复时期,但与1949年以后的情况不一样,是个不正常的时期,带有非常时期的性质,不能用平常的办法,要用非常的办法,把调整经济的措施贯彻下去。

此后的工作基本上就沿着这次会议的精神开展,刘少奇说的“非常的办法”,开始并没有说的很明确,到1962年7月,才完全明了,就是包产到户和分田到户。鉴于毛泽东早在七千人大会前,就明确表示过:不可包产到户。所以如何转变毛泽东的观念,颇费了一些心思。5月初,田家英向毛泽东汇报去农村调查的情况,反映说农民普遍要求包产到户。毛泽东反应冷漠,回答说:“我们要走群众路线的,但有的时候,也不能完全听群众的,比如要搞包产到户就不能听。”

6月底,田家英从湖南调查结束回到北京,毛泽东还在外地,他立即向刘少奇汇报,提出了分田到户的意见。刘少奇说:“现在情况非常明了了。”他对当时国内形势的估计比较严峻,表现的很紧张,他说:这样下去,无产阶级专政要垮台,我现在一天也不敢离开北京。

毛泽东7月6日回到北京,当天召见了田家英。田家英汇报说:现在全国各地实行包产到户和分田到户的农民约占30%,而且还在继续发展。与其让农民自发地搞,不如有领导地搞。将来实行的结果,包产到户和分田单干的可能达到40%,60%是集体和半集体。等到生产恢复了,再把他们重新引导到集体经济。

毛泽东静静地听着,一言不发,等汇报完了,问田家英:“你的主张是以集体经济为主,还是以个体经济为主?”接着又问:“这是你个人意见,还是有其他人的意见?”田家英回答:“我个人的意见。”毛泽东再没有说什么。

就在同一天,陈云也向毛泽东当面陈述了主张分田到户的理由。他早于毛泽东回到北京,曾就分田到户的问题与其他常委刘少奇、周恩来、林彪、邓小平交换过意见,大家的看法大体一致。他还对毛泽东说:分田到户不会产生两极分化,不会影响征购,恢复只要四年,否则需要八年。据陈云后来回忆说:“谈话以后,毛泽东同志很生气。”

7月8日,毛泽东召集刘少奇等人开会,介绍了河南、山东两省的夏收情况,说形势并不那么坏,建议刘少奇等找河南、山东、江西的同志谈谈,了解一下农村形势。他表明了对包产到户的反对态度,批评田家英回到北京不修改“六十条”,却热心搞什么包产到户、分田单干。

这次毛泽东反单干风,有点象历史上曾经的那样,在决策层——政治局常委中,他是绝对的少数,不同意分田单干的,只有他一票。但他的权威太高了,一明确反对,喧嚣尘上的“单干风”便消停了。7月18日,刘少奇对中直机关下放干部讲话,说相当多的集体经济发生动摇,有散掉的危险。你们到农村去,要抓巩固集体经济的问题。同一天,中央紧急下发了《关于不要在报纸上宣传“包产到户”等问题的通知》。可见单干风已经刮的很严重了,连报纸都毫无顾忌地刊登了。

7月20日,毛泽东同来参加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的各中央局第一书记谈话,他说:“你们赞成搞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当然不会主张搞资本主义,但有人搞包产到户。现在有人主张在全国范围内搞包产到户,甚至分田到户。”“有人似乎认为我们和农民搞了几十年,现在好像不行了,难道我们就这样脱离群众?有人说恢复农业要八年时间,如果实行包产到户,有四年就够了。你们看怎么样?难道说恢复就那么困难?这些话都是在北京的人说的。下边的同志说还是有希望的。目前的经济形势究竟是一片黑暗,还是有点光明?”

在接下来的会议上,毛泽东提出了一个新的问题,那就是阶级与阶级斗争问题。他认为,这次单干风刮的如此强烈,根源就出在这里。8月5日,他说:“我‘周游’了全国一遍,找各大区的同志都谈了一下。昨天下午,西南区云南、贵州、四川各省的同志谈到这样的问题:一搞包产到户,一搞单干,半年的时间就看出农村阶级分化很厉害。有的人很穷,没法生活。有卖地的,有买地的。有放高利贷的,有讨小老婆的。他们说:贫困户、中间户、富裕户各占三分之一。”

他说:“有没有阶级呢?我看还有。地主、富农、反革命残余都还存在。农村当中还有富裕阶层,阶层之间有没有矛盾?矛盾分几种,第一种是敌我矛盾,是对抗性的。第二种是人民内部矛盾,包括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之间的矛盾。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也类似敌我矛盾,因为这两个敌对阶级是互不相容的。这种矛盾同第一种矛盾虽然近似,但是要有区别,还是把它说成是内部矛盾为好。”

就在这次中央工作会议上,面对人们的质疑,毛泽东明确提出了农业恢复时间,他说:“瞎指挥我们不干了,高征购改正了,农业恢复时间会快一些,恐怕再有两年差不多了,主要是今明两年,六四年扫尾。”毛泽东的这个估计,跟后来的实际情况基本符合,到1964年底,中国的国民经济就全面好转了。对于形势的判断,对国民经济恢复的预测,毛泽东与其他领导人相比,明显更高一筹。陈云预测的恢复时间,单干要四年,不单干八年;刘少奇则紧张的要命,没有自己的预测。许多人总是说毛泽东不懂经济,一个不懂经济的人能够准确地预测到两年后的经济状况?现在那些诺贝尔经济奖获得者能够做到吗?

毛泽东之所以不同意分田“单干”,就是怕刚刚走上正路的社会主义事业夭折了。因为有的地方单干仅仅半年的时间,农村的阶级分化就很厉害,“有的人很穷,没法生活。有卖地的,有买地的。有放高利贷的,有讨小老婆的。”当时农村的贫困户占三分之一,没有集体,怎么能保障他们的生存?而那个时代国家根本没有能力进行如此大规模的救助。中国要实现工业化,必须动员全社会的力量,要实现原始积累,唯有在人民公社的基础上才能做到。土地、人力、技术等,只有在集体化的状态下,才是最廉价的。否则,就当时中国一穷二白的情况,是不可能达到目标的。

按照田家英说的,先分田单干,等生产恢复了,再把农民引导到集体经济上去,能不能行呢?答案是否定的。就现在的情况看,一旦单干实行一段时间,会很快出现新的利益集团,成为与党和政府对抗的力量。就是使用国家暴力手段,强行让人们回归到集体经济上来,也会伴随产生一个毒瘤,被迫走向极权社会,回归到苏联式的道路上去,最后的结局是社会主义制度的崩溃。

有一个问题让人不解,就是在七千人大会之前,毛泽东就明确说过,不可搞包产到户。那为什么还有那么多人热衷搞呢?而且高层领导人差不多是一致的,这种认识上的对抗,自延安以来是没有过的。一个合理的解释,是毛泽东的威信相对下降了,话自然就不那么听了。这和战争年代不同,那时不听毛泽东的话,往往就会遭到失败,结果好坏很快就知道的。但建国后不一样了,不仅有些政策的结果需要很长时间才能看到,甚至还要经过阵痛才能实现。这就给人一种错觉,毛泽东打仗行,搞经济搞建设不行。在七千人大会上,对大跃进一些的错误,他没有一点推诿,主动地认领了大半。还谦虚地说,自己不懂经济,不如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还说陈云最懂经济。对大会上直接点名批评毛泽东的发言,也不见他生气处理人。这可能会让人觉得,毛泽东在经济建设上已没了信心,在人民公社上的一些坚持,更可能是政治上宣传上的需要。

在当时极端困难的情况下,在发生饿死人的现实面前,如何打开局面,恢复经济,就成了毛泽东的战友们认真考虑,并且必须抓紧做的事情。他们与毛泽东之间的分歧,绝不是造谣者说的什么权力斗争,而是为了维护社会主义事业,为了维护毛泽东的威信,去冒犯毛泽东的“天威”。特别是主持中央工作的刘少奇,抓经济的陈云,他们不是不知道与毛泽东“对抗”的结果,却依然义无反顾。实际上,毛泽东对他们的目的和想法,应该是清楚的,所以只是批评了一通,把政策纠正过来,就完事了。该干吗还干吗,帽子很大,板子很轻。完全不是庐山会议对彭德怀的处理方式,主观上的恶意和善意,性质是不同的。毕竟,虽然路线错了,但给出了解决问题的方法。

只是这帽子有点大,说要求单干的人是走资本主义道路,让人心理上难以接受。这里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后来的党内有资产阶级,再后来的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一路下来,让很多人都发蒙。而刘少奇,可能是最发蒙的人,在这个问题上,他与毛泽东之间的分歧,最终也没有弥合。是的,这看起来也说不通,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怎么可能走资本主义道路?就是到了今天,许多人还是迷惑的。

然而,历史已经给了答案,毛泽东的主张是正确的。

其一,苏东剧变,大多数社会主义国家一夜崩塌,变成了资本主义制度。表面看起来,社会主义制度的垮台,是瞬间的事,实际上是逐渐积累的结果。在这些社会主义国家里,没有人认为有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问题,也就没有人提出防修反修的问题。资本主义思想,在一点点腐蚀着人们,积累到一定程度,几乎所有人都抛弃了社会主义,欢呼着进入了资本主义。中国则完全不同,同样面对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困难,采取的是逐步的改革,而不是把社会主义制度扔掉。这归根结底,还是毛泽东早早进行了反修防修的演习,防微杜渐,几乎杜绝了一切滑向资本主义的可能。

其二,自从毛泽东对人民公社制度完善后,在以后长达20年的时间内,再也没有发生饥荒饿死人。这么长的时间里,自然灾害没有断过,类似大跃进“共产风”的人为因素也不是没有。比如“文革”对生产的干扰,就是非常严重的。尽管人民生活水平很低,存在着吃不好、穿不暖的情况,可没有出现逃荒的人流,出现饿死人的现象。

毛泽东1962年反对单干风,是非常及时和正确的,是对社会主义事业的一次拯救。他再一次向人们展示了他非凡的洞察力,这是其他领导人所没有的。他们只看到眼前的现象,看到集体化带来的种种问题,看不到集体化中优秀的东西,看不到它将给中国带来久远的积极影响。一看到集体化就想到“共产风”,一看到人民公社就想到“一平二调”“吃食堂”,然后就出现饥荒、饿死人。从而把形势看得一片漆黑,看不到一点光明,得出的结论自然就是无产阶级专政就要垮台,共产党要完蛋。反应到工作中,就是紧张的要死,生怕哪里会出什么纰漏。

以人民公社为代表的中国社会主义集体化运动,随着改革开放,而渐渐被人们忘记。就是有人提起来,也是被作为讥笑的对象,甚至被部分人认为是一种耻辱。但其对中国现代及未来的影响,却是不容抹杀的,并且这种影响是正面的积极的久远的,是中国今天的成功、未来继续发展的基础之一。毛泽东完善起来的人民公社制度,是有史以来最佳基层治理制度。虽然公社已经撤消了,但那只是名称的改变和职能的调整,其组织结构及部分内容依然被保留了下来。其核心内涵就是以大队、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进而转变为现在的村集体财产,这在历朝历代和世界各国都没有的,为有效的基层治理提供了经济基础。

如同“百代都行秦政制”一样,毛泽东完善起来的人民公社制度的优良部分,即组织架构和部分内容,将会流传下去。可以说,它是对“秦政制”缺陷的补充。在千百年来的“秦政制”中,中央集权的管理只是到达县一级的行政单位,基层治理一直是盲点是空白。这里一直被所谓的乡贤士绅统治着,他们与官府中贪官污吏勾结在一起,穷凶极恶地盘剥贫苦的基层人民。中国历史所谓的“周期律”,周而复始的朝代更迭,就与这个基层治理缺陷有很大的关系。虽然现在有人替这个腐朽的制度招魂,但它不可能再回来了,因为它落后于时代,并被毛泽东开创的先进的体制代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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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寒江雪 更新时间:2017-10-12 07:11:20 关键字:历史  理论园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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