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日甲午海战爆发120周年之际，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韩毓海专门为侠客岛撰写文章，从120年前的日军突袭开始，联想到今日的中国梦。

　　1894年7月25日，悬挂英国旗的日本海军在朝鲜丰岛海面，突然袭击清政府北洋水师的“济远”和“广乙”号，并击沉运兵船“高升”号，不宣而战，揭开了“甲午战争”的序幕。

　　甲午战争是日本妄图灭亡中国、宰割亚洲并统治世界的疯狂战略的重要步骤，它成为压倒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的稻草。在强敌的步步紧逼下，处在水深火热中的中国人民，不屈不挠地摸索着救亡图存的道路，一直到1945年，历尽艰辛奔走呼号、流血牺牲，亿万中华儿女以血肉铸成了新的长城，终于以伟大的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打败了日本帝国主义，并在抗战胜利的基础上，建立了一个富强、民主、文明的新中国，开始了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在甲午战争爆发一百二十周年的今天，我们清醒地注意到：少数军国主义余孽和右翼分子，不但没有从二战失败中汲取深刻教训，而是继续走上了玩火自焚的危险道路，继“国有化钓鱼岛”之后，日本当局架空了和平宪法，解禁了集体自卫权，接下来可以想见的便是征兵备战。如果听任开历史倒车的右翼政客谋划得逞，听任日本成为新的战争机器，听任日本这架战争机器重新开动，那么，亚洲和世界和平发展的进程就会受到严重威胁。

　　甲午战争一百二十年过去了，虽然国际秩序的基本框架已经发生了根本变化，中日之间的力量对比已经发生了根本反转，但是，我们同样清醒地认识到：日本军国主义的基本政治结构并没有得到彻底清算，这成为日本军国主义死灰复燃的国内政治基础;同时，“世界霸主”把日本豢养成鹰犬，将其培养成制约亚洲和世界团结的“棋子”的一贯伎俩也没有改变，而这一点则构成了日本不断右倾化的外部条件。历史唯物主义告诉我们，帝国主义总是希望通过发动战争来转嫁自身的经济危机和社会危机，而这条基本原理对当今世界依然适用。因此，只有发展中国家、新兴经济体和政治体更加紧密地团结起来，并与霸权主义、强权政治做毫不妥协的斗争，才能保卫来之不易的世界和平发展的历史大趋势。

　　殷忧启圣，多难兴邦。甲午战争是中华民族近代苦难史的一环，同时也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程中须臾难忘的战败。正是近代以来泪流成海，血流成河的苦难经历，使我们的人民终于认识到一个简单的道理，拥有五千年灿烂文明的中国，之所以会被日本这样的蕞尔小国击败，就是因为我们的国家组织能力不足以及因之而产生的战斗能力不足，而要使中华民族在敌人的炮火和屠刀面前站起来，就必须重造我们的国家与社会，并在新的社会组织的基础上，形成万众一心的民族凝聚力和核心价值观，以此结束“一盘散沙”那样一种悲惨的状态。

　　反思历史，我们清醒地认识到，中国与日本的基本社会结构是不同的，日本社会的主体是好战的封建武士集团，近代以来，这个武士集团通过“明治维新”绑架了日本国家和人民，福泽谕吉在他的《劝学篇》中声称：日本国民的“首要义务”是服从国法，而所谓“国法”的核心就是征兵法。但与日本不同，长期以来，中国封建王朝却是以士大夫阶级为主体组织起来的，士大夫阶级的主要缺点是：作为文人，他们的学问脱离军事、经济、财政和司法，作为精英，他们的生活脱离广大人民群众，作为古老文明的代言人，他们在思想上固步自封，而对国情和世情缺乏精确的把握和警觉的分析。历史告诉我们，要变革中国，要实现中华民族的复兴，就必须改造中国社会的领导力量，以彻底改造那个软弱无力的士大夫阶级。

　　毛泽东曾经说过，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带领中国人民战胜国内外强大的敌人，当家作主站起来，就是因为中国共产党“在中国人民中产生了新的工作作风，这主要的就是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作风，和人民群众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作风以及批评和自我批评的作风”。自从有了中国共产党，中国的面目就焕然一新了。毛泽东所说的三大作风，就是我们民族、我们国家、我们军队和我们党的魂，这就是我们从苦难走向辉煌，从屈辱走向胜利的法宝。只要我们能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坚持和发扬这个法宝，就一定能够通过新的、不同形式的伟大斗争，稳步达到我们伟大的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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