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罗斯著名作家索尔仁尼琴的长篇巨著《红轮》在中国出版了。我不知道这本书、这一中国出版界的动作会有多大影响，但是，索尔仁尼琴这个人很有影响，这是肯定的。《红轮》号称史上篇幅最大的小说，据说索尔仁尼琴花了70年时间，因而有人将它称为索氏一生的心血。这部小说汉语翻译版本将近一千万字，目前出版的第一卷，共三部，也有百万字左右。我还没时间阅读这一长篇巨制，只能根据对索尔仁尼琴生平的了解，说一点简单的看法。
    索尔仁尼琴成名于苏联赫鲁晓夫时期，西元1970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后来被苏联驱逐，作品也在苏联被禁。此后，索尔仁尼琴长期居住于美国。虽然我一直不太喜欢用“左派”、“右派”的概念来说事，但是，西方的思想理论很容易造成这样的划分，因此，本文借用一下“左派”、“右派”的概念，只是为了解读索尔仁尼琴的方便。可以说，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索尔仁尼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前后，他在全世界声誉卓著，如日中天，那时候，索尔仁尼琴是右派的旗帜和标杆。因为，索尔仁尼琴通过对苏联劳改营的描述，狠狠地打了全世界左派的一个耳光。索尔仁尼琴的劳改营文学，为自己树立了反抗暴政、追求自由的形象，被誉为显示了一个知识分子的道德和良知。资本主义世界给予索尔仁尼琴很高的荣誉，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因此，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一些评论家，尤其是左派人士，把索尔仁尼琴认定为西方政治的产物，以否定他的价值。对此，右派人士虽然也肯定索尔仁尼琴的文学价值，但是，同样不否认他的政治色彩。西元2008年，90岁的索尔仁尼琴在俄罗斯逝世，一些右派的评论，依然没有脱开政治，例如将索氏冠以“永远的持不同政见者”等等。对此，我认为不必把文学和政治截然分开，应该淡化关于“纯文学”的主张。有一些观点经常强调文学就是文学，艺术就是艺术，真正的文学艺术关注普遍人性，因而与政治无关。事实上，任何文学艺术，只要关心普遍人性，就必然与政治有关，最多只是与现实政治“无关”，本质上是作者理想中的政治。正如索尔仁尼琴自己所说：“对一个国家来说，有一个伟大的作家就等于有了另外一个政府。”上个世纪80年代末俄罗斯的一次民意调查显示，48%的俄罗斯人认为，索尔仁尼琴应该回国担任总统，都说明文学离不开政治。
    文学艺术与政治的关系，也引发出针对索尔仁尼琴的另一个争议。有人评价索尔仁尼琴的作品说，它不像是小说，在作品类型上很难归类。例如，索尔仁尼琴最为著名的作品《古拉格群岛》，究竟算小说，还是算纪实？新出版的《红轮》也同样存在这个问题。中国有一种文体叫做“报告文学”，面临的也是这样的问题：报告文学究竟是新闻、纪实？还是文学？因此，将文学艺术与政治截然隔离的观念，未必有多少价值。针对索尔仁尼琴，他的作品究竟算小说还是算历史，严格地界定，意义也不大。尤其对于中国人来说，按照中国的传统，文史本来就不分，中国人的历史也不是像西方人那样，只是解剖台上对象，而是为现实服务的。此外，讲到索尔仁尼琴作为一个知识分子的社会责任感，也同样具有中国古代知识分子“以天下为己任”的特质。事实上，将索尔仁尼琴定性为“永远的持不同政见者”，也不是一个准确的描述。索氏晚年回到俄罗斯，拒绝了叶利钦的好意，却与普京惺惺相惜，就是这种描述的反例。
    当然，这就涉及到索尔仁尼琴左右开弓的另外一个方面。索氏于西元1994年离开美国，回到苏联解体后的俄罗斯。他特意从西伯利亚进入俄罗斯，乘火车穿越广阔的俄罗斯土地，最终回到了莫斯科。但是，世界主流媒体对于索氏晚年的声誉和评价，远不如当初他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前后的那段时间。对于索氏的晚年，更多的评价词语是“充满争议”、“极富争议”之类。为什么？从现象来说很简单。索氏当年抽了左派一个大耳光，右派们欢呼雀跃，把索氏抬到很高的地位。结果，等索尔仁尼琴到了美国，居然腾出手来，又抽了右派一个大耳光。西元1978年，索氏已经定居于美国。当年，他在美国哈佛大学的一次演讲中，猛烈批评西方社会的功利主义和自由主义。此后，索氏还多次批评西方社会的道德堕落，并认为西方民主不适合俄罗斯等。因此，左派、右派对于索尔仁尼琴都有严厉的批评，有人说他是反复无常的怪人、易怒者、专制主义者。还有人说，索氏因为在监狱呆了太长时间，性格已经扭曲，精神已经不正常，已经疯了，等等。
    这就是我所说的索尔仁尼琴左右开弓。他先打了左派，右派们很高兴。但是，他又打了右派。结果，闹得左派、右派对他都很头痛。与某些投机分子不同，索氏打左派不是为了肯定右派，打右派也不是为了肯定左派。对于一些肤浅的评论者来说，他们常常只选取索氏言行中自己所需要的一部分。例如，某些右派们至今依然停留在索氏获诺贝尔文学奖前后的形象上，利用他当时的形象来反对左派的所谓暴政、极权等等。比方说，索氏曾经猛烈批评、丑化斯大林，并夸大斯大林时期劳改营里的死亡数字，这种方式也被某些中国右派用来对待三年自然灾害时期的非正常死亡数字。但是，当索氏晚年又将斯大林看成是伟大人物时，右派们对此有点手足无措。如果说当年索氏在哈佛批评美国时还招来了围攻，那么，在索氏的晚年，右派对于他，更多地是冷淡，或者对索氏那些不符合右派倾向的观念视而不见。对于左派也同样如此。虽然有人说索氏晚年改变自己对斯大林的看法，是对于苏联的忏悔，但并不代表他加入到左派的行列，因为，索氏依然对列宁采取批判态度。这也正是索尔仁尼琴“充满争议”、“极富争议”的原因。

    索尔仁尼琴奋力批左、批右，不是因为他的政治投机，而是因为他有自己的政治理想。一些认真的学者指出，索氏左右开弓的真正本质，是要回到俄罗斯传统本身。这一理解对于中国人来说，又有更多的特殊含义。索尔仁尼琴的确认为今天俄罗斯的现状并不令人愉快，而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就在于“西化”。索氏批评叶利钦，等于是否定以美国为模式的右派西化。那么，索氏要回到俄罗斯的传统，究竟是哪一个历史阶段的传统？是苏联时代吗？不是，索氏同样批评列宁，他认为列宁也是“西化”的产物，只不过那是左派“西化”。因此，俄罗斯历史上右派的二月革命，左派的十月革命都是索氏反对的“西化”。那么，索氏是要回到以前的沙皇时代吗？

    几年前《大国崛起》在国内热播，其中讲到俄罗斯崛起的源头，那就是彼得大帝决定向欧洲学习。彼得大帝将地理上更加靠近欧洲的彼得堡做为首都，亲自到欧洲微服考察，引进欧洲文化，强令俄罗斯贵族剪掉野蛮的大胡子，要像欧洲一样文明地刮胡子等等。索氏的观点与中国的《大国崛起》完全相反，他认为，彼得大帝的“西化”也错了。那么，索氏是要回到彼得大帝以前的俄罗斯吗？也不完全是。彼得大帝以前的俄罗斯东正教，在索氏看来，依然是“西化”。的确，东正教来自与东罗马，从源头上说，来自于罗马帝国，也属于“西化”。这一切都是索氏反对的。但是，在东正教之前的俄罗斯传统究竟是什么？难道是成吉思汗后裔建立的金帐汗国？也不是。于是，索尔仁尼琴左右开弓，要回到俄罗斯传统，结论上虽然如此，但是在本质上依然令很多学者困惑。有国内学者指出，索氏要回到的俄罗斯传统，是俄罗斯教会集权之前的宗教传统，即“向后看的反专制”，在俄罗斯教会集权形成后，这一传统被称为“分裂派”。我认为这一追根溯源的研究的确很深入，但有点太深入了，反而显得过于复杂而找不到答案。
    索尔仁尼琴的确有高瞻远瞩的地方。他很清楚地看到，西方现代文明几百年来的发展过程，它的本质和表现，不管是左派的社会主义还是右派的资本主义，都无法解决人类的根本的问题。在这一点上，索尔仁尼琴不像一个文学家，更像是一个历史学家。当代很多一流的历史学家都看到了这个问题，得出了同样的结论。例如汤因比、斯塔夫里阿诺斯等。但是，西方文化不行，什么才行？索氏与汤氏、斯氏等人的区别在于，汤氏、斯氏等西方历史学家都认为，出路在于中国的传统文化，而索氏不愿接受这个结论。于是，他只能在俄罗斯的历史中游荡。事实上，索氏倾毕生精力完成的《红轮》，开篇引用了另一位俄罗斯学者赫尔岑的一段话，已经表达了他的心态：“只有斧头才能拯救我们，别无其他，只有斧头……俄罗斯在呼唤斧头”。因此，索尔仁尼琴反对“西化”的左右派，却在俄罗斯的传统中游荡，找不到落脚点。他在《红轮》最醒目的位置所引用的这段话表明，他不过是回到了一个民族主义的立场，这也是他与普京能走到一起的原因。
    然而，民族主义很难成为全世界的共同价值，只能具有历史阶段性的意义。全人类的共同和谐，很难借助民族主义，索尔仁尼琴对此也是心知肚明的。因此，我们才会理解，索氏为何会对中国很不友好。索尔仁尼琴曾经说中国是军国主义，说中国有扩张野心，妄图占领整个西伯利亚，他提出要预见与中国的可怕战争，指出对待中国要寸土不让，等等。当年李敖曾经批评索氏是“二流货”，但李敖的批评在我看来也没说到点子上。索氏批判一切西方文化，但在自己的俄罗斯文化范围内，找不到可以取代西方文化的资源。遍观世界，汤因比、斯塔夫里阿诺斯等人是有真知灼见的，他们认为只有中国传统文化能够拯救世界。索氏只不过是不愿承认而已。我认为，索尔仁尼琴对中国的不友好，很大程度上是出于民族主义的嫉妒。他想回到俄罗斯的传统，但俄罗斯的传统的确没有多少“非西方”的东西。把俄罗斯传统中“西化”的内容剔除干净，索尔仁尼琴几乎找不到多少有价值的东西，即便有，本质上也只相当于中国传统的初级模仿版。
    我之所以说索尔仁尼琴的左右开弓对于中国有特殊含义，一是因为，在我们看来，俄罗斯也是“西化”的一部分，但索氏却不承认。二是，国内学者金雁、秦晖在《红轮》一书的长篇序言中指出，索氏与中国的“新儒家”有异曲同工之处。这个说法不是没有道理。但是，新儒家与索氏面临类似的困境。索氏在俄罗斯传统中找不到落脚点，是因为俄罗斯自身的文化传统剔除“西化”内容后，所剩无几。对于中国来说，则恰恰相反，不是太少，而是传统太丰富。新儒家提出中国要回到传统，问题在于：回到哪里？是前三十年，还是蒋介石时代？还是北洋政府时代？还是康乾盛世？还是郑和“七下西洋”？还是忽必烈幅员辽阔的国土？还是宋朝的文人政治、经济繁荣？还是汉唐气象？还是秦始皇帝？还是三皇五帝？在这有必要强调一下，回到传统应该理解为是传统的理念，而非传统的形态，就好比肯定秦始皇的价值，并非要求用篆体写字。所以，中国似乎有太多的选择，而索氏回到俄罗斯传统几乎没有选择。因此，索氏最终的民族主义选择，只是一种感情，而非理性。索氏批判左右“西化”是有价值的，但是，批判不能等同于构建，索氏最终因为没有文化的着落而成为民族主义，也因为他成为民族主义而更加找不到文化的落脚点。
    索尔仁尼琴的鸿篇巨制《红轮》从西元1914年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写到西元1945年苏联卫国战争的胜利，包含了俄罗斯近代史上最重要的一个历史时期，从而也凝聚了索氏最重要的思考成果。索尔仁尼琴的这种思考，决定了他不仅仅是一个文学家，而是一个思想家。至于索尔仁尼琴的思想最终能否成为属于全人类的真理，只能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对于目前的中国人来说，阅读索尔仁尼琴的《红轮》，也许有助于我们更加深入地思考。看看这个“永远的持不同政见者”，这个“顽固、孤独和好战”的斗士，这个具有“先知的力量”和强烈宗教道德感的“社会良心”，究竟是因为什么原因而“充满争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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