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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度警惕西方势力借金融手段对我国实施意识形态渗透

时间:2018-12-27 00:01:42   来源:世界社会主义研究   作者:    点击:

高度警惕西方势力借金融手段对我国实施意识形态渗透

  

高度警惕西方势力借金融手段对我国实施意识形态渗透

意识形态是价值观的知识与观念基础,维系着国家和民族的灵魂,统率着全体社会民众整体行为的一致性,是实现国家利益重要的精神凝聚力。2013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指出,“能否做好意识形态工作,事关党的前途,事关国家长治久安,事关民族凝聚力和向心力”。《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读本》,学习出版社、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105页。当今世界并不缺乏因意识形态失守最终导致亡党亡国的典型案例,如苏联;再如,20世纪末到21世纪初,西方势力结合金融手段在中东欧一些国家策动的“颜色革命”,这些法治无力、政府治理能力明显不足的国家,被强行推行所谓的“西式民主”,最终导致核心价值观混乱、政权倒台。金融已然成为西方势力干涉别国内政的一项重要手段。由此可见,金融与国家安全休戚相关。在当前,中国正处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时期,面临复杂多变的安全和发展环境,发挥金融的安全效应,以金融维护意识形态和文化安全,以金融促进文明交融,造福民族、国家乃至全人类,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一项关键命题,具有十分重大的现实意义。

一、金融是西方国家维护自身国家安全与干涉别国内政的重要手段

国家安全是以国家利益为核心、以核心价值为灵魂的复杂系统。一国的核心价值与军事国防、政治社会、经济金融、科学技术、生态资源共同构成了国家安全系统的重要内容。纵观国际社会,金融已然突破单纯经济工具的角色,成为现代国家治理和国际竞争的重要手段,以金融手段谋求国家利益最大化一直广泛存在。以美国为例,金融手段作为西方势力维护自身国家安全与干涉别国内政的重要伎俩,从以下几方面可窥见一斑。

第一,金融是西方国家实现自身国家安全利益最大化的关键手段。美国就是以金融手段谋求国家利益最大化最典型的案例。长期以来,美国凭借其金融市场的避风港地位和美元的霸权地位,向全球兜售了大量的美国国债,使很多像中国这样的新兴市场国家陷入了对美国输出廉价商品、在美国投资回报却很低的“斯蒂格利茨怪圈”“斯蒂格利茨怪圈”是由200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斯蒂格利茨提出的关于亚洲国家和美国之间资本流动的奇特现象。这种现象主要表现为:亚洲国家将本国企业的贸易盈余转变成官方外汇储备,并通过购买收益率很低的美国国债投资到美国资本市场;美国在贸易逆差的情况下大规模接受这些“亚洲美元”,然后又以证券组合投资、对冲基金等形式将这些亚洲美元投资在以亚洲为代表的高成长新兴市场获取高额回报。也就是说,亚洲国家资金流入美国获得低收益,美国资金流入亚洲国家获得高收益,这是亚洲国家和美国双方投资收益的不对称现象。,从而最大化美国自身利益。与此同时,美国利用全球金融清算系统、互联网企业以及“棱镜计划”等项目全面监控全球金融数据与相关信息,其目的就是为了维护美国自身利益和垄断掌控全球金融信息资源。美国利用多维度金融数据,不仅为维护美国国家安全提供关键信息,而且已然成为世界各国国家安全的潜在威胁。

第二,金融是西方国家调整资源配置和保障国家安全系统稳定运行的关键环节。在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的制定过程中,如何运用好经济与金融手段协调资源配置,通过金融支持国家安全系统的资金供给、人才供给、产品供给乃至文化供给等,增强国家安全的“硬实力”与“软实力”,正是其战略布局的关键环节。作为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始作俑者的美国,通过国家安全战略与金融手段的密切配合,成功地向全世界输出价值判断,集全球之力助其渡过危机难关,同时综合运用金融、外交、国防、情报、科技和其他方面的优势,极力维护美国国家安全,最大化国家利益。在全球其他经济体仍处于错综复杂的复苏环境、下行风险相对严峻之际,美国凭借其强大的国家安全战略体系,在错综复杂的金融后危机时代率先回到强势复苏通道。

第三,多元化融资体系是西方国家为维护自身国家安全输送资金支持的关键要素。美国在建构国家安全体系的过程中均充分运用了包括银行信贷、财政资金、资本市场直接融资等多元化的融资渠道,打造了在国防军工产业、高新科技产业以及文化产业等方面的世界领先优势。可以窥见,作为全球军事强国,美国除了通过高居全球榜首的国防预算支持军事力量建设外,其华尔街财团以及风险投资基金同样也是国防军工业的重要资金来源,尤其是为美国国防科技实力的不断巩固提升提供了有力的支持。在金融资本支持下,以好莱坞为代表的文化产业融入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运行轨道,在提升美国文化软实力的同时,还为其对外文化扩张与渗透提供平台。其中,美林银行、普罗维登斯资本、得克萨斯太平洋集团、帝杰商业银行等就是最早一批金融资本支持者。高盛集团等著名华尔街金融机构也紧随其后加入支持美国文化产业的行列。

第四,多层次金融创新是西方国家提升自身国家安全系统运行效率的关键途径。在盈利动机的驱使下,美国可谓是当前全球金融创新的引领者。美国金融创新涉及的范围相当广泛,既包括信息技术主导下的金融技术创新、多元化的金融产品创新,同时也包括金融市场、金融企业的创新。多层次、多领域的金融创新不仅是优化资源配置效率的关键,更是提升国家安全各项子系统运行效率的重要途径。虽然当初的国际金融风险在很大程度上源于美国的金融创新脱离实体经济以及衍生工具的过度使用,但金融创新的风险分散功能也让美国国内的次贷危机在全球范围内得到稀释,从而为美国在短短的几年之内走出危机、实现有效复苏创造了有利条件。

第五,金融手段成为西方势力干涉别国内政的重要伎俩。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势力站在所谓的“普世民主”高度,结合各种金融手段开展价值观渗透,干涉别国政权。一是通过金融手段营造“内忧外患”,策动“颜色革命”。在21世纪初中东欧的案例中,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势力,一方面借力金融非政府组织对目标国家的知识分子、媒体等进行思想渗透和改造;另一方面以金融威胁、资金控制等技术手段扼住目标国家的经济命脉,倒逼其接受意识形态渗透。在格鲁吉亚“玫瑰革命”、乌克兰“橙色革命”、吉尔吉斯斯坦“郁金香革命”爆发前后,均能看到西方金融基金会的身影。二是凭借金融控制力胁迫军政“反水”,加速目标国家政权倒台。在2010年“阿拉伯之春”和乌克兰“二次革命”的关键时刻,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势力利用在国际金融市场上的霸权地位和领先科技优势形成较强的控制力,垄断金融信息资源,详细掌握他国关键人员的情报,通过“冻结官员海外资产”等手段,胁迫目标国家专政机器“倒戈”,不费一兵一卒颠覆政权,从而扶持亲美亲西方势力上台。

综上所述,在当今的国际社会尤其是西方发达国家,金融的力量无处不在,金融并非无色地带,而是天生就有价值取向,从来都是为政治目的服务的。当代世界发展中的一系列重大事件,如碳排放、“颜色革命”、伊朗核问题、科技革命等背后,都可以看到金融的影子。由此,我们应从更高维度来认识邓小平关于“金融很重要,是现代经济的核心。金融搞好了,一着棋活,全盘皆活”《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66页。这一重要论断。也就是说,金融如果搞好了,经济社会发展全局都将被激活,国家安全全局都将有保障。反之,金融如果搞不好,可能一招不慎,满盘皆输。金融能够以其功能助力国家发展,也能够以其风险危害国家安全。当今时代,金融对于国家安全的意义并不仅仅在于金融安全本身,还事关国家安全全局。

二、西方势力借金融手段对我国实施意识形态渗透

在国家安全系统中,核心价值的安全涉及意识形态层面,关注文化传承与社会“最大公约数”是国家安全的灵魂精髓。意识形态作为国家政治稳定、社会安定的重要影响因素,其在国家安全中的关键地位毋庸置疑。正因为认识到意识形态安全的重要性,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两大阵营在这一领域进行了旷日持久的尖锐斗争。冷战结束后,意识形态斗争不仅没有结束反而变得更加复杂、激烈。21世纪初,格鲁吉亚、乌克兰、吉尔吉斯斯坦等国相继发生的“颜色革命”,就是在西方势力支持下进行的一种更为隐蔽的意识形态斗争,斗争的激烈程度、复杂性与冷战时期相比犹有过之。

20世纪90年代末以来,中国经济迅速崛起、实力不断壮大,引起西方势力的忧虑。近年来,个别西方国家如美国更是将中国视作其霸权地位的最大挑战者,借助金融手段在中国实施价值观渗透,使我国的国家安全面临着严峻的挑战。

第一,西方势力作为幕后金主资助国内个别非政府组织(NGO),以潜移默化的“和平手段”进行西方意识形态渗透,企图策动民粹主义抬头,动摇国内民众的思想观念和价值信仰。西方意识形态渗透主要通过西方国家本国政府机构、国际非政府组织、受援国本土非政府组织三类组织进行运作,其中,西方国家本国政府机构或具有官方背景的本国非政府组织充当幕后总指挥。例如,美国国际开发署(USAID)是承担美国大部分对外非军事援助的联邦政府机构,其触角遍布全球的各个角落,世界190多个国家和地区几乎都有它们的身影。改革开放以来,国际非政府组织大量进入中国,在我国国内长期活动的境外非政府组织和开展短期合作项目的组织多达数千个。虽然这些组织对于我国的科技、民生、公益事业的发展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同时也不能忽视,在我国活动的数千家境外非政府组织中,有西方势力政治渗透背景的多达数百家。一些组织以慈善、公益、学术等面目出现,暗地里却从事各种渗透活动。某些国际金融基金会等非政府组织以及互联网金融平台以“金融自由化”的名义,培植所谓的“金融民主”,企图打造从内部冲击我国意识形态的力量。例如,某著名国际金融基金会曾于20世纪80年代筹建中国分部,复制匈牙利搞基金会的模式,成立“改革开放基金会”,每年出资百万美元,以资助中国改革开放学习研究和赴美学术交流人员,培养所谓的自由金融专家,为其“金融民主化”代言。唐勇、常喆等:《推动“颜色革命”索罗斯基金会渗透全球》,《环球时报》2005年4月18日。在中国采取限制措施后,近年来改以更为隐蔽的方式,以“扶持医疗、教育和改革研究”等为幌子变相资助“金融自由派”。同时,还通过小额贷款、金融资助等方式对普通民众进行渗透、教化甚至组织利用,激发底层民众的反政府和反社会情绪。以金钱利益手段拉拢扶持各种违法势力,并企图借用个别宗教力量培植战略内应,诱导不明真相的学生、群众制造群体性事件。此外,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还通过建立庞大的研究中心如“兰德公司”,利用各种学术机构、组织等召开学术研讨会、国际会议以及交流活动,极力推销西方意识形态和价值观。美国国内的众多研究机构,参与有关民主渗透战略和手段的研究及教学工作,如美国的一些大学研究中心、智库等由美国政府提供专项资金的科研机构,对美国对外民主渗透政策和执行方式具有很大的影响力。可以说,西方敌对势力从未停止过对中国实施“西化”和“分化”等渗透行径,打着“自由”、“民主”、“人权”的旗号干涉我国内政。

第二,西方势力通过培植利益代言人,在我国金融改革关键领域大肆宣扬“西方自由化”思想,鼓吹金融自由化、利率自由化、资本自由化,企图混乱我国金融改革的顶层设计思维。新自由主义是当代西方经济理论中主张市场自由放任的经济思潮,它极力宣扬自由化、市场化、私有化,鼓吹以超级大国为主导的全球经济一体化。新自由主义掌门人、美国经济学家弗里德曼的“货币主义”,其宗旨就是反对国家干预经济,反对政府对金融市场的管制,主张金融自由化。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势力之所以主张金融自由化,是因为金融自由化会给美元霸权带来巨大的利益,由此主张自由市场原则。西方新自由主义理论在我国较大规模地传播和讨论,始于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一些自由派学者甚至成为“西方自由化”思想的理论代言人。他们在理论层面推行以西方中心主义为基础的人文、哲学、社会科学理论,宣扬西方社会制度和价值观。新自由主义的传播已经在我国经济领域造成了极其恶劣的影响。这种西方自由化错误思想的长期潜移默化,给我国金融发展带来的影响就是金融渐失有效监管。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之后,我国自2010年以来,金融投资年均增速高达30%以上,远超GDP增速。而与此同时,我国实体经济严重失血,发展困难重重。大量资金为股市、楼市和债市提高“配资”充当杠杆资金,金融投资和实业投资此消彼长,造成资金脱实向虚。其原因就在于:一是近年来金融投资门槛越来越低,越来越“自由”,导致我国金融投资不断趋向短期化与投机化,越来越不适应实体经济发展的需求;二是近年来金融投资者在监管真空下对暴利的贪欲日益恶性膨胀,引发了我国金融市场极度的浮躁,“杠杆股市”和“杠杆债市”更是加重了对实体经济的破坏。在新自由主义思潮的恣意蔓延中,我们看到的是“拉美陷阱”的前车之鉴“拉美陷阱”,也被称为“中等收入陷阱”。20世纪70年代,拉美一些国家,如阿根廷、智利、乌拉圭等国,在人均GDP达到1000美元之前曾出现过一段发展较快时期。但是,当人均GDP超过1000美元之后,收入分配差距两极分化趋势越来越明显,弱势群体增多,城乡差距扩大,失业率居高不下,大多数人享受不到现代化发展的成果,社会陷入动荡,政局不稳,经济增长持续低迷。“拉美陷阱”的典型表现是城市化畸形发展。由于缺乏规划,当农村人口短时间内快速流入城市时,城市没有足够的能力为迅速增加的外来人口解决住房和基本服务问题(如医疗卫生、文化教育、电力供应、给排水等),造成城市化过程的混乱。来到城市的大批农民,由于不能得到充分就业,收入水平低,逐渐成为城市的边缘群体,通常被迫在环境较差的地方建立住所,形成城市贫民窟。随之而来的是犯罪活动、暴力活动和各种骚乱事件时常出现,治安状况差,社会环境恶化。如今,几十年过去,拉美大部分国家人均GDP还在1000~3000美元间徘徊,如同掉进陷阱中爬不出来,故称这种经济现象为“拉美陷阱”。,是拉美国家的贫困加剧、环境恶化、犯罪率不断升高。可见,新自由主义并不是西方民主、自由的体现,更不是西方发达国家帮助发展中国家发展的一剂良药,而是其意识形态的扩张与渗透,是其企图压制发展中国家的工具。

第三,西方势力利用金融资本借网络手段鼓吹各种极端价值观念,企图影响人们的价值判断和行为选择。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凭借其强大的经济、科技优势,在电脑硬软件以及互联网技术上处于绝对霸主地位。西方发达国家的这种“信息强势”和“网络霸主”地位,造成了全世界信息传播与管理的极大不平等,这使得西方意识形态、价值观念在全球无孔不入,给人们尤其是青年人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带来了巨大的冲击。随着全球网络信息技术的发展,近些年来,美国政府高度重视运用现代信息网络技术加强对外意识形态渗透。西方势力以互联网络为媒介频频向我国境内发送垃圾政治邮件、“翻墙”软件、散布虚假信息蛊惑人心和煽动闹事,等等。某些西方势力还将自己的主流价值观念、对华意识形态偏见刻意渗透进网络游戏中。在网络虚拟空间里,极端个人主义、功利主义、享乐主义等思想的传播十分迅猛,极大地影响了人们的价值判断和行为选择,集体主义和理想主义变得淡薄脆弱,社会主义民族传统文化、价值观念受到严重冲击。在金融资本的支持下,国外敌对势力与国内违法组织利用信息网络作为思想文化集散地和社会舆论放大器功能,极力鼓吹各种极端价值观念,直接冲击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质疑中国的社会主义方向,将之歪曲为“国家资本主义”、“新官僚资本主义”等。在舆论上刻意恶化国有经济、国有金融机构与普通民众的关系,丑化甚至恶意攻击党的领导。开展新媒体意识形态入侵,与我国主流媒体争夺虚拟空间话语权,冲击我国思想文化阵地。尤其是利用我国社会经济发展转型期出现的一些问题和迷茫情绪,大肆宣传所谓的“普世民主”、自由、人权价值观等,在经济尤其是金融领域推动民粹主义抬头,鼓动“劫富济穷”仇富思想。以历史虚无主义形式否定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中的伟大功绩,抹黑中国共产党执政现状,企图瓦解党的执政基础,引发社会群体性事件,妄图以所谓的“民主”倒逼政府、以所谓的“民意”绑架国家。我们应清醒地认识到,当今世界网络信息技术高速发展对中国传统意识形态的维护方式带来巨大挑战,互联网络已成为西方敌对势力向我国进行思想渗透的重要渠道。

第四,西方势力利用金融资本对我国强势开展文化输出与价值观渗透,推行文化霸权主义,并鼓吹“中国威胁论”,企图恶化我国文化安全外部环境。长期以来,西方势力以“大众文化”消费为内容进行意识形态隐蔽渗透,在全球推销西方价值观和生活方式,在审美情趣、消费心理和价值观念等方面诱导我国人民尤其是青年人向西方看齐,侵蚀社会主义主流文化的社会教化功能。西方势力还利用新自由主义论、文明冲突论、新帝国主义论、中国威胁论、消费主义论等西方思潮,对我国意识形态进行文化渗透,从而削弱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影响力。主要渗透方式表现为,一是借助网络及电影电视等其他传播媒介,通过文化交流、高层论坛、学术研讨等方式实行文化渗透;二是以新式的宗教渗透作为对华文化渗透的有效手段。这些渗透手段严重威胁我国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和民族传统文化,我们对此必须高度警惕。杨露露、汤先萍:《近年来国内关于西方意识形态渗透的研究综述》,《大庆社会科学》2016年第2期。同时我们也要看到,西方发达国家的文化霸权主义主要针对的就是马克思主义的主流意识形态。好莱坞就是美国金融资本支持文化价值观输出的典型例子,在美国政府的有意引导下,2004年来自华尔街的对冲基金和私募基金正式进入好莱坞。在华尔街资本的大力支持下,好莱坞文化产业吸引了全球电影精英人才,同时也融入了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运行轨道,为文化扩张与渗透提供平台,企图借此进行文化价值观输出。在亚洲区域,日本构建了以财政资金、民间资金、银行低息贷款为核心的多元化投融资体系,支持动漫等文化产业发展,试图以所谓的“酷文化”输出为捷径加入西方发达国家的“文化霸权”体系,威胁中国的文化安全。在通过各种方式进行文化侵蚀与价值观渗透的同时,西方势力大肆宣扬所谓的“文明冲突论”“文明冲突论”的提出者是美国哈佛大学亨廷顿,他认为:“在后冷战时代的新世界中,冲突的根源主要将是文化而不是意识形态和经济”。他甚至认为,作为儒教文明发源地的中国,未来将成为美国文明、西方文明所面临的最大威胁之一。见Samuel P Huntington: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 and the Remaking of Word Order,Simon & Schuster Press,1996。和“中国威胁论”,企图通过国际舆论的外部压力冲击中国文化安全。近年来,众多宣扬“中国威胁论”的书籍在西方势力的支持下大肆流传,离间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友好关系,制造地区紧张气氛,恶化中国文化安全外部环境,遏制中国的发展势头。

总之,冷战结束后,意识形态斗争更加隐蔽、更为复杂,意识形态较量正在从高政治领域向低政治空间延伸。对于一国而言,意识形态是国家制度体系中极其重要的组成部分,是具有强烈价值倾向的信仰体系,能够成为凝聚社会资源、推动社会经济发展的关键动力。而相应地,一旦意识形态崩溃,可能会带来比经济、政治方面的崩溃更为严重的后果,甚至导致亡党亡国。在此背景下,金融已经成为新时代中国维护核心价值安全、保障国家安全的新战场。

三、树立总体金融安全观积极应对西方意识形态渗透

在当前中国经济社会正在进行全方位转型之际,随着利益格局不断调整,新兴科技进步飞速,社会环境的日趋复杂性使得意识形态领域斗争更加多变。尤为重要的是,防范外部意识形态渗透是维护我国社会主义政治安全和政权安全的关键,是保持我国社会主义江山不变色的根本前提。近些年来,西方势力策动“颜色革命”的手法不断更新,同时,借金融之力将意识形态渗透引向我国经济社会各个领域。因此,积极应对西方意识形态渗透带来的挑战是保障我国国家安全的首要任务。

2013年在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首次提出“总体国家安全观”的系统思想,对我国国家安全进行了明确详尽的解读,提出了集政治、国土、军事、经济、文化、社会、科技、信息、生态、资源、核安全等于一体的国家安全体系,体现了当前我国的国家核心利益诉求。2015年颁布的《国家安全法》进一步明确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构建国家安全体系,走中国特色国家安全道路。2017年中共十九大将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纳入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方略,并写入党章。习近平总书记创造性地提出“总体国家安全观”的系统思想,准确把握了当前国家安全形势变化的新特点和新趋势,构建了国家安全的丰富内涵,既涉及相对于外部主体的主权利益、保障国家领土不受侵犯、意识形态不被颠覆、经济发展不受制约、社会文化不受侵蚀,同时也关注内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需要,协调人民内部矛盾,实现经济社会稳定、和谐、可持续发展。《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三十讲》,学习出版社2018年版,第252~260页。

由此,围绕国家利益这个核心,积极主动防御西方意识形态渗透,需要在习近平“总体国家安全观”系统思想的引领下,树立总体金融安全观。金融,不仅仅是国家安全的一个子系统,更是践行“总体国家安全观”的核心命题。

——树立张弛有度的战略思维,有效规范和管理金融非政府组织。鉴于金融非政府组织在社会经济运行中存在的合理性,尤其是在服务贫困群体、致力社会公益等方面具有独特的优势,因此,不能一刀切,全部否定,而应因势利导、严格监管,特别是对境外金融非政府组织应以张弛有度的战略思维有效规范和管理。一要严格限制,坚决盯住境外违法或别有用心的金融非政府组织。认清一些国际金融基金会等西方意识形态渗透老手打着合作交流、资助科研、独立媒体等幌子进行思想渗透的实质,严格限制落地我国境内。二要严定禁区,在放行合法金融非政府组织的同时,严格划定相应活动禁区。对金融非政府组织在中国的活动范围和行为设立负面清单,严禁窃取金融核心数据、煽动民意、支持“街头革命”等各类危害我国国家安全的行为。三要严密监控,密切监督金融非政府组织资金流动,有的放矢,切实强化对一切境外金融非政府组织的监管,随时掌握其异常资金流向,及时切断其资金非法流动。

——树立适时应变的金融底线思维、危机思维,增强意识形态反渗透免疫力。虽然我国改革开放40年来积累的雄厚外汇储备和持续稳健的经济增长,为中国经济进一步崛起和成为金融强国打下坚实的战略基础。然而,当前国际形势也更趋复杂化,经济金融博弈日渐激烈,需要以适时应变的底线思维和危机思维应对境外敌对势力的西方意识形态渗透。一是应加强外汇储备利用的顶层设计,改变央行一家独管的长期局面,设立专业化机构,制定国家外汇多元化运用战略,对外汇储备的用途进行筹划、管理、操作,实施不同的投资策略。二是将增持黄金作为国家金融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黄金储备,不能根据黄金的一时涨跌放缓增持的节奏,而是要有战略储备的意识和规划。三是大力建设以国家银行为主体的现代化金融体系,用充足的信贷增长牢牢守住经济增长底线,防止经济过快下滑引发的社会不稳定。四是果断有力加强金融海外反腐的配套措施,借鉴俄罗斯的海外反腐成功经验俄罗斯为防范“颜色革命”,对政府官员的海外资产进行严格限制,通过立法禁止各级公务人员、军人及其配偶和未成年子女拥有海外账户,禁止其在国外拥有或购置不动产,禁止其购买或持有外国公司的有价证券。此举在俄罗斯应对乌克兰问题上发挥了重要作用,防止政府部门关键人员在关键时刻出现不稳定,危害国家利益。,在政府官员海外账户、亲属海外经商等方面严肃纪律,以反腐的雷霆之力夯实底气,坚决维护国家利益。

——树立正确财富观的理性思维,遏制金融“民粹主义”蔓延。要在全社会倡导客观公正的财富观,即个人财富只要是合法获得的,都是社会进步的强力支撑、社会福祉的强力支撑,是国家发展的基础。一是要倡导社会树立正确的价值观、财富观,在照顾广大人民福利的同时,承认劳动创造价值的差别性,保护和鼓励个人财富的合法积累,尊重个人财产的私有权。二是要明确实体经济是国家经济的基础,是社会财富积累的根本,金融机构必须要坚定加大支持实体经济的力度,大力支持企业发展壮大,提升核心竞争力。三是要推进金融与文化产业融合,运用金融资本大力支持符合时代特征的新型主流媒体发展,特别是做大做强具有影响力的网络新型主流媒体,通过金融为传播理性声音提供资本支持,打造应对“文化霸权”的文化软实力。四是要优化财政金融政策组合,建立科学的财政金融风险隔离机制,切断财政金融风险传导路径,维护财政金融稳定,同时强化财政金融体系稳定重大问题磋商机制,凸显金融政策透明度,以开放的金融思维遏制狭隘的“民粹主义”恣意蔓延。

——树立为政治大局服务的金融强国思维,获得国际舞台战略主动权。在国际政治舞台上,我们应积极有为,确立为政治大局服务的金融强国思维,把握并利用国际规则,蹄疾步稳主动参与全球经济秩序重建和国际货币体系改革,只有这样才能将国际格局演化和规则更新导向更有利于中国的方向。从当前看,充分发挥“一带一路”倡议的建设推动作用,用好、用活金融手段,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实现更大范围、更深层次的国际合作共赢,是我国在国际舞台获得战略主动的重大契机。一是在金融服务“一带一路”的同时,更要积极发挥其经验引领、专业引领、模式引领与战略引领的作用,成为“中国梦”逐梦的急先锋和圆梦的主心骨。二是在推进“一带一路”国际合作的过程中,集中金融力量、运用金融产品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用金融机构的商业化运作将“一带一路”倡议切实贯彻落实到位。三是以合作共赢为最终目标,通过金融手段实现国际合作各方利益与机会共享,促进我国经济实力在国际舞台上转化为政治影响力,参与甚至主导区域规则制定,通过亚洲基础设施银行(亚投行,AIIB)、丝路基金等加强多边合作,谋求与周边国家和地区的共同发展。

总而言之,意识形态安全关系国家政治稳定、社会安定,是影响国家利益的灵魂要素。从当前国内外形势看,我国的国家利益与政治安全面临的最大外部威胁就是西方意识形态渗透。因此,需要我们迅速提高政治敏锐力和政治鉴别力,高度警惕西方势力借金融手段实施意识形态渗透。以习近平“总体国家安全观”系统思想为引领,树立总体金融安全观,积极防御,主动出击,维护我国意识形态安全。从我国现阶段的发展看,以金融为核心,引领社会、经济、政治、外交、文化全面发展,有利于巩固党的执政基础,增强维护意识形态安全的综合实力。充分发挥金融的安全效应,对于巩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观念基础、防范外部意识形态渗透至关重要。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研究员,本文原载《世界社会主义研究》2018年第10期。】

本文内容仅为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网站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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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寒江雪 更新时间:2018-12-27 00:01:42 关键字:经济  理论园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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