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博士逃离北京所反映的究竟是什么问题？

高殿杰

风乍起，吹皱一池水。一个北大本硕博毕业后到中科院工作的研究人员日前逃离了北京，这又触动了人们的敏感神经，又引发了一波热议。

真是吃地沟油的命，操中南海的心，自己考不上北大清华，天天替北大清华人着急。人家买不起学区房逃离了，一干也许连北大清华门都不曾见过的甚至一辈子连北京也不一定能去几回的人开始愤愤不平起来。有一个段子很经典——

一对北大清华毕业的年轻父母拜问禅师：如果买不起学区房，该怎么办？禅师说：北大清华毕业都买不起房，还买学区房做啥？

尽管是段子，毕竟是人编的，反映的还是人们的普遍心理：房价高高，居京不易，留守还是逃离？

相关的还有学历问题，在残酷的现实面前，高学历被击得粉碎，引起人们对高学历的质疑：高学历还值不值钱？还有用吗？

言下之意，仿佛北大清华毕业的都应该在北京买得起房，买得起学区房。那么就要问了：凭什么？

王侯将相，宁有种乎？这个道理，连两千多年前的人都懂。

学历问题其实是个伪问题，从这个北大博士的后续经历就可看出。南京高校也不是谁想去就去的地方，房价虽不比帝都贵，但刚毕业三年也能买得起了，岂不正说明了高学历的优势？

真问题还在学区房上。曾几何时，住房难、上学难和看病难成了压在人们头顶上的新三座大山。而“房”前加了个定语“学区”，也就是说把两座大山合成一座了，1+1>2，于是头顶上的压力感觉更大了。

以前房子就是房子，没什么学区，自然也就没有什么学区房。这几十年，新概念、新名词、新理论是层出不穷。

我上小学时80年代末，那时我们那个村里还有学校。再以前，还不止一个，而是两个。前后村各一个，有小学，有初中。尽管教学质量不是很好，毕竟还有学上。中间几经分分合合，到现在彻底没了，资源整合，并到了50里之外的镇上。原来的学校成了养猪场，村里失学的孩子日渐增多。

那时是按考试成绩入学的，学校有重点非重点。现在不提重点非重点了，事实上还是有的。有的地方称四星级五星级学校，其实还是一回事。

乡镇总比农村好，城市总比乡镇好，北京上海又拔头筹，教育资源自不必说，政策优惠也是让北上之外的人羡慕不已。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挤破头也喜欢往北上挤的原因了。大不了倾注一汪泪水，博得几分同情。豪迈一点的，此地不留爷，自有留爷处；挥一挥衣袖，不带走一片云彩。

好地方、好幼儿园、好小学、好初中、好高中、好大学，然后好工作，这是一种理想状态。什么时候都是这样，能一路按部就班下来固然好，但事实上不是这样，也常常被打破。

都在一个好地方就不现实，南北、东西部地区差异、城乡差距事实存在着。也就是说，你能在你那个不算好的地方能上个好幼儿园、好小学、好初中、好高中就已经很好了。

何必北上广深？

举个例子，容易明白。广为人知的名人就不说了，能考上北大清华的不都是北上广深的特产。后来认识几个一问出身，和我一样“生在一个小山村”，遥远又偏僻。再近一点的，有个初中同学后来也考上了北大，当初一起打骂的时候我是没看出来。后来高中的甚至大学的同学，人家辗转几圈，也有北大清华博士博士后了，当初也没看出来。

又何必北大清华？马云就不是嘛。一个三流学校还考3次，数学就考1分。另一个，俞敏洪，北大是北大的，也来自乡村，也考3次。人出名了，从前的耻辱都是光荣，愈耻辱愈光荣。

不过，事情在发展变化，从前看分数，比拼的更多的是你的聪明、勤奋和努力，当然有个好出身有个好爸爸可能比什么都重要。

自从有了学区，就近入学，看的就不是分数了。学区把房子带动起来，能不能买得起是你父母的能力。纵你学习再好，父母双双下岗了一贫如洗，买不起学区房，你也是望“校”兴叹。

北京考上北大清华的，基本上都是从北京重点学校出来的，数据显示，前几所考取的人数占了全市的百分之六七十。另一个数据显示的是，寒门子弟进北大清华的越来越少了。2016年北大多招收几个农村的，一阵子又大宣传特宣传。

李政道之子、香港科技大学教授李中清撰文称：只有毛时代教育精英多出自工农，认为在过去的150年中，中国的教育精英，即受过良好教育、最具优势的职业群体有四个阶段的转化：

1865—1905年，即清政府废除科举之前，超过70%的教育精英是官员子弟，来自全国各地的“绅士”阶层；

1906—1952年，超过60%的教育精英是地方专业人士和商人子弟，尤其是江南和珠三角地区；

1953—1993年，约超过40%的教育精英是来自全国的无产阶级工人子弟；

1994—2014年，超过50%的教育精英来自各地区的有产家庭，豪门官僚和商贾，与特定的重点高中。

贫富两极分化，阶层固化，结构锁定，这是当前的现状。北大博士逃离北京引爆的学区房问题，其实不仅仅是房子问题，也不仅仅是上学问题，而更是社会问题。

光说“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没用，尽管十多年来不断出台政策调控房价，左一个国十条右一个国八条，房价还是跟坐火箭似的呼呼往上升。2012年十八大之后好像安稳了一段时间，仍时不时的蹿一蹿，这几日又跟中了邪似的。

著名左翼学者大卫·哈维在新书《资本主义的17个矛盾》中说：“资本主义下的房屋供给，已经从追求使用价值为主，变成以追求交换价值为主。因为这种怪异的转变，房屋的使用价值日趋变质，首先是变成一种储蓄手段，其次是变成一种投机工具，而利用这种投机工具的除了消费者，还有建筑商、金融业者和所有可受惠于房市繁荣的人，包括房屋中介、房贷放款人员、律师和保险经纪人等。为大众提供足够的房屋使用价值(传统消费意义上的使用价值)，越来越受制于不断深化的交换价值考虑。我们致力于为越来越多的人提供足够和可负担的房屋，结果却是一场灾难。”

恩格斯把住房问题视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造成的无数、小规模的、次级的罪恶之一，他说：“只要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依旧存在，就不要对任何孤立的住房问题或其他影响工人命运的社会问题的解决办法心存幻想。”也就是说，住房问题只能通过社会革命加以解决。

所以，说什么“房子不是最重要的，爱才不是最重要的”，不过是自我欺骗的麻醉剂迷魂汤。说什么房子贵学区房贵砸锅卖铁能买也要买，不过是面对现实无奈之下的下下选择。不从根本上进行社会变革，不改变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一切都无异于缘木求鱼与虎谋皮。

向学区房说不，向房价说不，向孩子上学难问题说不!立下愚公志，移走压在头顶的新三座大山，建设一个和和美美的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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