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主流经济学的现代转型
            程恩富
            （中国社科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常务副院长、博导）
            （原载《经济学动态》2005年第11期）
            
               
            新中国建立以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有着重大发展。其中《经济学动态》逐步发挥了重要的甚至是首要的学术作用和影响，现已公认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最喜好的理论经济学刊物。在21世纪全球现代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传承和创新以及超越现代西方经济学的过程中，《经济学动态》将与美国的《激进政治经济学》、英国的《资本与阶级》、日本的《经济理论季刊》等世界学术顶尖的著名刊物一起，勾画出一幅靓丽的和体现“劳动的政治经济学”（马克思语）的学术风景线，以回应《美国经济评论》等“资本的政治经济学”思想体系。
               
            从新中国成立到1976年这段时期，由于当时的社会背景和经济条件，政治对理论经济学的发展起着某种决定性的作用，因而可以将这一时期划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1949至1965年，是新中国经济理论的初期发展阶段，为我国经济理论的发展奠定了一个基本的框架。在这一阶段，除了阐述马列主义经济学理论和当代资本主义经济理论之外，重点是建立和探讨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而西方经济学理论体系则主要作为批判对象而存在。这一阶段经济理论的发展大体上又可以分为两条线索：一条线索是承袭了“五四”以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中国的传播和研究；另一条线索是引入苏联政治经济学体系。第二个阶段是从1966至1976年，我国经济理论的发展处于停滞阶段。在“文化大革命”的十年中，经济学研究大多是服从于当时的政治气氛，而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进行歪曲和极左地所谓“发展”。改革开放以来，现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以下简称现代政治经济学或现代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得到了大发展，呈现十分繁荣的学术局面。
            
            一、      传统政治经济学的初步变革
            
            1976年粉碎了“四人帮”，特别是1978后底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标志着从政治到经济拨乱反正的开始。在“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讨论的推动下，1979年经济理论界展开了“什么是社会主义生产目的”的大讨论。这是一场从中央到地方、从理论部门到实际部门涉及面极其广泛的经济问题大讨论。

            1979年4月，在江苏省无锡市举行的价值规律理论讨论会，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也是解放以来中国经济学界规模最大的一次盛会。国内的一批主要经济学家，如北京的孙冶方、许涤新、薛暮桥、于光远、宋涛、陶大镛、刘国光、于祖尧，上海的蒋学模、张薰华，东北的关梦觉，广东的卓炯等都参加了，而且会议的学术影响极其深远。因为与会者不仅是一般地分析了价值规律的概念及其在社会主义经济中的作用，更重要的是涉及到了计划与市场的关系，提出了社会主义经济必须是计划调节与市场调节相结合的观点，对推动中国经济体制的改革，发挥了相当有益的影响。
            非常值得一提的理论突破是，在这次会议上，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于祖尧研究员提交《试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一文，是国内最早正式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概念和理论的，指出“社会主义既然实行商品制度，那末，社会主义经济在本质上就不能不是一种特殊的市场经济，只不过它的性质和特征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有原则的区别。……为了加快实现四个观代化，搞好经济改革，应当怎样正确地对待市场经济，这是我们经济学界需要认真研究的重大课题。”（《经济研究资料》第50期(1979年3月28日，并编入会议文集《社会主义经济中计划与市场的关系》，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0年版。)可见，现在坚定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于祖尧（套用一句流行的话，应当是“于市场”）才真正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最早倡导者和杰出贡献者。
            也是在七十年代末，经济学界展开了对按劳分配与物质利益原则的讨论。这场讨论高举马列主义关于物质利益原则的大旗，对传统体制特别是文化大革命时期某些平均主义思潮展开了深入的批判，为以后体制改革中正确贯彻按劳分配原则，拉开分配差距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在八十年代初，有关生产力经济学问题的讨论，吸引了越来越多学者的注意。这既是起因于对六十年代初开始的大批所谓“唯生产力论”思潮的拨乱反正，为李平心等学者恢复名誉，更是由于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指导思想确立，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已成为当务之急。北京、上海、东北、四川、广东等地的学者，积极参与了这场讨论，发表了大量有影响的论著。
            自七十年代末至八十年代上半期开始，全国各地普遍兴起了一个学习与研究马克思《资本论》的热潮。应该说，这是经济理论上拨乱反正中的极其关键一环，或者说是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上的一次重要的正本清源泉。一时间，大批政治经济学教师和研究人员都先后加入到《资本论》研究中来，并涌现了一大批高质量的《资本论》研究成果，其中卫兴华、胡钧、张薰华、洪远朋、王惟中、洪大璘、陈征等教授的研究著作，更是引人注目。宋涛教授主编一部《<资本论>辞典》的出版，汇集了全国《资本论》研究者的心血结晶，更把《资本论》及与当代经济现实的研究推到了新的高潮。

            第二件非常值得一提的理论突破是，1983年，中央党校原副校长苏星教授在《红旗》第14期上发表的《试论工业公司》一文中明确指出：“社会主义社会的物质技术基础也是社会化的大生产。在消灭生产资料的资本主义私有制，建立生产资料公有制以后，依然需要利用股份公司和托拉斯一类的社会化大生产组织形式，利用它们的管理经验，使之为社会主义经济服务。……股份公司一类经济组织，作为社会化生产的组织形式，按理应当更适合于生产资料公有制的性质。因为在生产资料公有制的条件下，企业之间的根本利益是一致的，它们在国家政策的引导下，可以遵循自愿互利的原则，广泛组织公司和其他各种形式的联合体，不存在私有制的限制。当然，社会主义的公司和资本主义的公司在性质上是根本不同的。我们像资本主义的公司和托拉斯学习，主要是学习它们组织社会化大生产，特别是专业化和联合的经验，而不能照抄照搬。”
            可见，查阅书面文献，现在坚定的著名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苏星（套用一句流行的话，应当是“苏股份”）才真正是我国社会主义股份制理论的最早倡导者和杰出贡献者。
            简言之，20世纪70年代后期和80年代前期是传统政治经济学的初步变革。其中，最有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的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家正式提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社会主义股份制”的理论。
            
                     二、传统政治经济学要转型为现代政治经济学
            
            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随着社会主义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体制的改革和开放的深入推进，西方经济学在我国的大量引进，经济理论和经济现实发生了重要变化。
            一是多元化的理论范式存在。各种理论思潮和流派纷纷涌入中国，特别是西方新古典经济学的引入，具有不同价值信念和学科群体的理论范式的存在，使得经典的政治经济学处于激烈的范式竞争之中。
            二是经济学学科的细分。经济学的学科体系越来越庞大，政治经济学作为一门理论经济学已难以涵盖所有的经济学内容，这样就使政治经济学的纯粹理论色彩越来越突出。换言之，政治经济学不得不收缩阵地，将众多的经济学领域交由部门经济学和应用经济学去研究。如生产力布局的不均衡成为区域经济学的研究对象，随着价值规律的研究的深入出现了价格学等等。另一方面，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和内容也越来越细化为各种学科，如研究所有制问题的产权经济学，研究文化领域经济问题的文化经济学，研究金融问题的金融学等等。
             
            三是政治经济学与中国改革开放实践相适应。理论必须随着实践的发展而发展，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内容也不断地密切联系中国改革开放的实践，如研究科学发展观、自主知识产权优势、经济和谐、节约规律等方面的新问题。毫无疑问，这不仅仅会提升现代政治经济学作中国理论经济学的地位，而且还会使现代政治经济学向实践敞开了一条创新之路。
            传统政治经济学的地位发生了动摇，这已经是不争的事实。那么，政治经济学如何转型发展和创新？我认为，以马克思经济学为基点同现代西方经济学理论进行科学整合或综合，这是一个头等高端的问题。如果我们从一种更宽广的视野来观察这个问题，就会发现，现代政治经济学和现代西方经济学虽然在某些市场经济理论和分析方法上有共同的认知，但在理论假定、核心概念、主导方法和价值信念等方面存有差异甚至对立。如现代政治经济学重视研究价值和财富的创造、实现和分配以及公有制与市场经济有机结合等问题，以便为生产关系变革、利益分配和更高效率找出基点和客观判断标准；相反，现代西方经济学则注重研究价格、利润的决定和变动趋势以及剩余索取权等问题，以便为寻找支配资源配置和私人资本与财富增长的规律性打下理论基点。
            有的论著认为，马克思经济学科学地揭示了资本主义经济本质或根本经济制度的本质，而西方经济学科学地揭示了市场经济的本质，因而从分析市场经济来说，应当“以西方经济学为体”，这是不准确的。必须认识到，即使与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相比，也是马克思经济学全面科学地揭示自由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本质、运行规律和主要机制；即使与新老凯恩斯主义的现代资产阶级经济学相比，也是后马克思的现代政治经济学较全面科学地揭示了多阶段垄断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本质、运行规律和主要机制，尽管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非马克思主义经济学都在继续发展和创新。
            此外，现代政治经济学和现代西方经济学具有不同的政治文化背景。虽然马克思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同样源于西方世界，但这两种理论范式的价值信念和阶级立场却大不相同。新古典经济学是现代西方的正统主流经济学，而马克思所创立的经典政治经济学的精神实质和价值观念已与中国国情相结合并加以改造，业已构成一种具有中国传统文化走向现代化过程中的新型文化基调和背景。既然两者具有不同的文化背景和价值观念，那么在经济学理论假设、价值取向和分析工具等等方面的差异就变得不可避免。但这种对立性和一致性恰恰构成了经济学这门学科不断创新和综合的学术动力之一。中国政治经济学的转型，不是从传统政治经济学转向现代西方经济学，而是在科学扬弃和超越苏联经济学和现代西方经济学的基础上转向现代政治经济学，包括现代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现代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理论。
            
                 三、中国主流经济学是现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
            
            不久前，中央领导再次明确指出：“哲学社会科学的现状整体看来也处于一个关键阶段，前苏联的蓝本有很多不适应。具有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哲学社会科学尚未形成。西方教材乘虚而入，正确的态度应是批判地接受。哲学社会科学具有鲜明的意识形态属性。．．．．．．中国在和平崛起，这是一个奇迹，我们有资格、有条件形成我们自身的哲学社会科学体系。要编写当代的马克思主义基础理论，要编写充分体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的哲学社会科学体系。”①这一哲学社会科学发展战略的总体精神是正确的。
            就理论经济学来说，世界主流经济学是西方经济学，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则是非主流经济学；改革后社会主义中国的主流经济学是现代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而现代西方经济学则是非主流经济学。共产党执政的社会主义国家，是不可能将资产阶级执政党奉为主流的经济学作为本国主流经济学的。②
            
            同西方经济学一样，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既是学术体系，又是一种理论信仰和意识形态，应当在学术和意识形态两个相关领域都发挥指导作用。如果只赞成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作为经济意识形态的指导地位，而不赞成它在经济学中的学术指导地位，则会架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
            既然世界的现代经济学或现代政治经济学包括了现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体系和现代西方非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体系，那么，要繁荣与发展中国的理论经济学，应“继承现有成果，面对中国现实”。有扬有弃地科学继承已有成果，既包括现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也包括现代西方的各种经济学流派。中国的问题还要用中国的经济理论来解释，同时，中国的经济理论又要面对中国的现实来求发展。繁荣与发展理论经济学，需要创立不同的学派，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内部也应形成不同的学派，学派的形成是学术繁荣的重要标志之一。从这个意义上说，必须加强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或左翼经济理论的研究，必须加大翻译和借鉴国外马克思主义或左翼经济理论和分析方法，如日本和韩国的社会经济学，美国的激进政治经济学，俄罗斯的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法国的调节学派，以及不少发展中国家的激进政治经济学。

            不过，要搞清各国政界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和学界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的本质联系与某种差别。日本学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有几个学派，与日本共产党的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就存在异同点（展开地说，日本的官方经济学与学界多学派的经济学就有一种互动和互补的交互关系，罗斯福新政、里根经济学和布什经济学同凯恩斯主义、新自由主义经济学也有某种选用和综合的关系，而主要不是学界经济学拥护和赞美官方经济学）。理论经济学研究对象的特殊性决定了它与一定的意识形态相结合，但不能仅仅是对官方意识形态的注释和解说。同时，繁荣与发展理论经济学，需要创立不同的学派，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内部也应形成不同的学派，学派的形成是学术繁荣的重要标志之一。学界的马克思主义及其经济理论必须多学派地发展。在西方资本主义发达国家“话语霸权”和学术强势的新形势下，不明智的学术和意识形态引管和评价，是管死马克思主义多学派的发展，放活非马克思主义多元化的扩张，并视在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主流经济学刊物上发表文章为最高学术水平，而不支持和贬低在西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刊物上发表文章。这是提高党的执政能力迫切需要改进的最重要措施之一。
            2000年，我在学界提出“马学为体，西学为用”，即以中外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为体，现代西方经济学为用。③去年以来，刘国光教授也使用此提法，并严肃指出：“部分传播西方‘主流’经济学的人士，力求使它在中国也居于‘主流’地位，取代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这种情况需要关注。”
            ④这与后来河南省经济学会会长、河南财经学院资深教授杨承训强调的
            “马学为魂，中学为体，西学为用”（马克思经济学为魂，中国特色的现代政治经济学为体，现代西方经济学为用）的观点，也非常相似，⑤但与主张“西学为体，马学为用或中学为用”的观点，反差较大。北京大学已故经济学家陈岱孙教授生前为我的《西方产权理论评析》一书题词所说的“弘扬马列，锐意求新，借鉴西学，体察国情”，⑥也是一个科学处理现代政治经济学与现代西方经济学关系的指向。

            那么，究竟应当怎样科学地重建中国的主流经济学即现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也就是说，依据什么思想方法和理论原则来创新呢？我们主张，以当代中外市场经济实践为思想源泉，以传承和创新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主要假设为基点，积极吸纳古今中外各种经济思想的合理成分，广泛借鉴相关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可用方法，构造既超越马克思经济学范式和苏联经济学范式，又超越西方经济学范式的新范式，即新建在世界经济大环境中反映经济全球化和中国初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独特性的经济学范式。
              
            四、现代政治经济学应有四个假设和理论为基点
            
            第一，“资源和需求双约束假设”。从辩证思维和假定的一致性或对称性来分析，尽管西方经济学家对资源与需求相互关系的描述有相当的道理，但仍然存在明显的逻辑缺陷。这是因为，当假定资源有限时，暗含着以一定的时点和条件为前提，而假定需求或需要无限时，并没有以一定的时点和条件为前提。把两个前提不一致或不对称的事物和概念放在一起，假定为是它们之间惟一的一对矛盾，这显然过于简单化和绝对化，缺乏完整的逻辑性和辨证性。从资源利用方面看，资源在一定条件下或在某个时点上是有限的，但又是无限的，因为包含资源在内的整个宇宙本身是无限的，科技发展也是无限的。从需求欲望方面看，需求在一定条件下或在某个时点上也是有限的，而且在商品经济中实际的需求，还是指有货币支付能力的需求，并非指人们脱离现实生产力和货币状况的空想性需要。合理需要本身也是有约束和限制的。
            因此，我们作这样的假设可能更全面和科学，即假定资源和需求都是有约束的，简称“资源和需求双约束假设”。经济学真正要掌握和处理的矛盾，在于各种资源与各种需求在双方某种条件下不同的选择性组合，使资源得到最佳配置，需求得到最佳满足。这是经济学要研究和操作的任务之一。可见，无论是现代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还是现代西方经济学，均要表达资源稀缺、需求满足、选择效益和节约资源等一般经济学含义，问题在于如何科学地加以理论抽象和表述。诚然，现代西方经济学有关资源与需求的这一假定，并不涉及社会根本经济制度和阶级利益，属于技术层面和思维方法的歧见，不属于我们要重点讨论的问题。
            第二，“新经济人假设”。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家没有全面阐述经济人理论，近现代西方经济学的经济人理论又有严重错误，那么，应当用什么相对应的理论来教育干部？依据人类实践和问题导向，并受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启迪，我认为必须用一种新“经济人”假说和理论来教育干部，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奠定基本假设和理论基础。其方法论是整体主义、唯物主义和现实主义的，具体也包含三个基本命题：1、经济活动中的人有利己和利他两种倾向或性质。2、经济活动中的人具有理性与非理性两种状态。3、良好的制度会使经济活动中的人在增进集体利益或社会利益最大化的过程中实现合理的个人利益最大化。
            作为逐渐脱离动物界和超越动物本能的人类，具有及其丰富的情感和理智，不是单纯地表现为完全的自私性。倘若我们摆脱单向度的思维定式，超出大小私有者的眼光去观察人类经历过的社会，便可明显地看到三种情形的利他主义（他人利益泛指除自己利益以外的别人利益、集体利益、国家利益和人类利益等）：⑴愿意花费自己的时间、精力和财富，来换取某种即刻可见的他人利益；⑵愿意花费自己的时间、精力和财富，来换取某种未来的他人利益；⑶愿意花费自己的时间、精力和财富，来换取某种实际无效的他人利益，即愿为他人利益而不讲究实际效果。除了后一种属于特殊和个别的利他行为之外，前两种利他行为既存在于单位、家庭和社会等各个范围，也存在于经济、军事、文化和政治等各个领域。可见，利己与利他是“经济人”（经济主体）可能具有的两种行为特性和行为倾向。
            至于社会上利己和利他哪种行为特征突出或占主导地位，那就取决于社会制度和各种环境。因为人的利己与利他是一种社会网络中的互动行为，具有交互性的内在机理，总是与特定的社会整体大环境和群体小环境相关联。毋容置疑，是以后数千年的多种私有制支配了人类社会，才促使私有经济的活动主体逐渐驱散了利他心态，甚至见利忘义，惟利是图，损人利己。⑦
            第三，“新的活劳动价值一元假设”。依据马克思关于活劳动创造为市场交换而生产的商品价值，以及纯粹为商品价值形态转换服务的流通不创造价值的科学精神，我们认为，凡是直接为市场交换而生产物质商品和精神商品，以及直接为劳动力商品的生产和再生产服务的劳动，其中包括自然人和法人实体的内部管理劳动和科技劳动，都属于创造价值的劳动或生产劳动。这一新的“活劳动价值说”，不仅没有否定马克思的核心思想和方法，而且恰恰是遵循了马克思研究物质生产领域价值创造的思路，并把它扩展到一切社会经济部门后所形成的必然结论。具体说来：
            一是生产物质商品的劳动是创造价值的生产性劳动。如为市场提供物质商品的农业、工业、建筑业、物质技术业等领域中的生产性劳动。这是马克思早已阐明的。二是从事有形和无形商品场所变更的劳动是创造价值的生产性劳动。如为市场提供货物和人员空间位移的运输劳动，提供书信、消息、电报、电话等各种信息传递的邮电劳动。场所变更或信息传递就是广义交通劳动产生的效用，它们是可以发生在流通领域内的特殊生产性部门。这也是马克思基本阐明的观点。三是生产有形和无形精神商品的劳动是创造价值的生产性劳动。如为市场提供精神商品的教育、社会科学、自然科学、文化技术、文学艺术、广播影视、新闻出版、图书馆、博物馆等领域中的生产性劳动，其中包括讲课、表演等无形商品或服务劳动。应当突破价值创造仅界限于物质劳动，确认生产有形和无形精神商品的劳动同样创造价值。四是从事劳动力商品生产的服务劳动是创造价值的生产性劳动。直接涉及劳动力这一特殊商品的生产和再生产的部门，除了包括上述有关人们生活的生产性部门以外，还包括医疗、卫生、体育、美发、美容、沐浴等等。五是生产性企业私营业主的经营管理活动是创造价值的。六是劳动生产力变化，可能引起劳动复杂程度和社会必要劳动量的变化，从而引起商品价值量的变化。

               
            第四，“公平与效率交互同向假设”。公平与效率是人类社会经济生活中的一对基本矛盾。其缘由在于社会经济资源的配置效率是人类经济活动追求的目标，而经济主体在社会生产中的起点、机会、过程和结果的公平，也是
            人类经济活动追求的目标。经济学意义上的公平，是指有关经济活动的制度、权利、机会和结果等方面的平等和合理。经济公平具有客观性、历史性和相对性。经济学意义上的效率，是指经济资源的配置和产出状态。对于一个企业或社会来说，最高效率意味着资源处于最优配置状态，从而使特定范围内的需要得到最大满足或福利得到最大增进或财富得到最大增加。经济效率涉及到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各个领域，涉及到经济力和经济关系各个方面。它包括宏观经济效率和微观经济效率两大效率问题。经济公平与经济效率是交互促进并发生同方向变动的，即越是公平，越有效率；越是不公平，越是无效率。

            
            注释：
            ①参见：《我们有资格有条件形成自身的哲学社会科学体系》，《上海宣传通讯》，2005年第3期，第18页。
            ②参见马艳：《中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主流地位及其创新》，《上海财经大学学报》2005年第1期。
            ③程恩富：《重建中国经济学：超越马克思与西方经济学》，《学术月刊》
            2000年第2期；日本经济理论学会主办《经济理论研究》2004第1期。
            ④刘国光：《中国经济学杰出贡献奖答辞》，《社会科学报》2005年4月21
            日。
            ⑤杨承训：《中国经济学的发展方向》，《人民日报》2004年11月25日。
            ⑥参见程恩富：《西方产权理论评析》，当代中国出版社1997年版，第1页。
             ⑦参见程恩富：《新“经济人”论：海派经济学的一个基本假设》，《教学与研究》2003年第1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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