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树东《大国兴衰》：不能让大多数人永久地穷下去

    《大国兴衰》

    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中说，他要“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笔者写这本书则希望通过对过去200多年世界历史的透视，“究兴衰之际，通各国之变，为人间正道立言”。即，通过分析各国兴衰更迭，寻找左右其成败的共同原因；通过分析一国内部利益格局的演变，探究其发展战略变迁的轨迹；通过分析主要历史事件和思潮，为符合历史逻辑的发展方式立言。一国的盛衰不是偶然的。我们可以透过一些历史现象来观察一个时代或一个国家由弱到强或由盛而衰的轨迹。希望本书能为读者“原始察终，见盛观衰”提供一个宏大的历史坐标；为正确的发展选择提供借鉴。

    236年来的路线之争

    1776年，人类历史上发生了两件当时看似无关，但却共同对后来的人类历史有重大影响的事件。一件是亚当??斯密发表了《国富论》；另一件是缔造美国的人们签署了《独立宣言》。这两件事，在后来的岁月里诱发了关于落后国家发展方式的两种不同路线的争论。概括起来就是：对后起的国家而言，是通过自由贸易发展自己还是通过保护主义发展自己？最初，自由贸易的代表是亚当??斯密，而保护主义的大本营是美国学派。

    本书就是围绕这场路线之争来展开这200多年的历史的。

    美国立国以后有过激烈的路线之争。最初三十年，美国实施的是自由贸易战略，利用农业和原材料的比较优势，拼命要挤到欧洲的经济体系里去，做一个赶集市贸易的农民。后来，在同大英帝国的较量中，尤其是在1812年战争前后，美国精英痛感自由贸易的危害，转而支持保护主义。从此，两条路线的争论虽然持续存在，但是保护主义在美国逐步占了上风。而内战则摧毁了自由贸易最后和最黑暗的利益堡垒。

    美国崛起的历史，犹如一幅宏大的画卷，细节如此庞杂而逻辑如此鲜明。其间，围绕路线之争，利益集团彼此争夺国家发展的方向，演绎了许多惊心动魄的故事和许多几乎沉船的危机。但是，美国终究成了超级大国。太平洋(601099)对岸美国走向霸主的历史，对中国有许多借鉴意义。感兴趣的读者可以从本书第二篇直接开始。

    这种关于发展道路的争论，后来被李斯特带到了德国，再后来变成了一场世界范围的争论，至今从未间断。

    保护主义的作用是多方面的。美国的崛起和德国、日本不一样。这三个国家都实施了保护主义。但是，德国和日本由于国内市场狭小和原材料缺乏，必须走出去，继而同既有国际秩序发生碰撞，挑战了既有体系，最后失败。而美国幅员辽阔，内部市场广大，资源丰富，保护主义不仅保护了民族工业和科技，还在同大英帝国主导的世界体系之间筑了一道防火墙。美国对世界秩序的改造，是在它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以后。美国是和平崛起的，而保护主义(门罗主义)是它的保障。

    为什么这个防火墙很重要？本书在第一篇中撇开许多价值口号，详细解构了当今世界体系的利益结构和它的基本目的。在这个体系下，简单地融入，要么大量放弃国家利益搞犬儒主义；要么坚持国家利益而面临大规模利益冲突的可能。中国要和平崛起，需要在中国同现有世界体系之间筑一道防火墙，减少中国同不公正的世界体系之间的冲突；同时，又要避免滑入全球化陷阱，以自己的财富谋别人的发展。

    犬儒主义危害甚大。笔者认为一个国家的崛起首先是意志上的崛起。精神可以变为物质。有了意志可以从无到有，意志消沉可以从有到无(参见第三章)。而犬儒主义是意志消沉的表现，危害无穷。以日本为例。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日本牢记以前挑战世界体系的教训，在20世纪80年代，搞了经济上的犬儒主义。为了避免同既有世界体系之间的利益冲突，几乎照单实施了别人提出的改革和经济政策，最终一蹶不振。对这段历史，本书在第四篇中有详细的演绎，并对美国的战略战术有详尽的分析。

    我为什么要谈论“主义”？

    笔者最早是新自由主义和全球化的提倡者。后来走出国门，走向世界，所见所闻极大冲击了早期的想法。发现走万里路，做万件事，远胜于躲在象牙塔里。一下子多了那么多可以全方位实地观察、体验、研究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经济现实的机会，实在是人生经历的一次跃进。带着关于新自由主义和全球化的浪漫幻想走进新自由主义的“理想国”，相当于一个梦想着风平浪静的游客一下子掉进百慕大的漩涡里。理论和现实之间的巨大差异所带来的冲击和震撼，是一般人难以想象的。

    本书多次谈到新自由主义和全球化，许多读者可能会问，“主义”就那么重要吗？其实，笔者何尝不希望我们生活在这样一个现实世界里——在那里我们少谈主义，甚至不谈“主义”，可以把关于“主义”的对话紧锁在书柜的最顶层里。但是，现实生活充满着利益差异和冲突，许多人就把对利益的追求包装在“主义”的外衣里。“主义”就是利益。所谓“主义”之争，路线之争，其实就是利益之争。关键在于争的是什么人的利益，哪个国家的利益。在新自由主义盛行的时候，避免讨论这个主义，可能就是为了推动与之相关的利益格局。当胡适先生提倡不谈主义不争论主义的时候，其真意未必是不谈主义，而是为了维护占支配地位的利益格局，为了避免谈论对这个利益格局的改造。

    全球化思潮是新自由主义的一个重要部分。而新自由主义是自由主义和自由贸易思潮的延续。所谓“新”是因为它是在长达90多年的社会改造运动中，尤其是在美国“新政”和二战以后逐步产生和兴起的。人类历史上那场持续90多年的社会改造运动的共同特点是，无论东南西北，无论方式如何，都在不同程度上推动了公平。而全球化思潮的目的非常明显，就是要摧毁那些社会改造运动的成果。这个时代背景和它的针对性，决定了它的“新”。比起“旧”，它对社会公平公正的攻击，对社会进步的攻击，对保护主义的攻击，对达成国际公正具体建议的攻击，更加直接而有针对性，更加具体而鲜明，更加激烈而极端。如果说原有的自由主义是右的话，这个“新”的思潮就可能是极右。这是新自由主义的实质(参见第二章)。本书的头五章对这个思潮兴起的历史有详细的叙述。这套东西，让日本失去了20年，拉丁美洲失去了20多年，让美国和欧洲正在失去它们的10年，我们一定要警惕。

    构建橄榄形社会，需要橄榄型改革

    笔者崇尚个人自由、民主和法治。但是，我们不是生活在抽象的世界里。在市场经济中，任何东西都是有价或有偿的，任何选择和任何行为都需要一定的资源为基础，都有机会成本或直接成本。所以，利益结构是基础。这其实是马克思的方法。一般来讲，那些占有大量资源的集团拥有的自由选择权就比较大。所以，公平正义和共同富裕是自由、民主和法治的经济基础。笔者提倡“共同的富裕，公平的自由，普遍的民主，自主的发展，强大的国家”。共同富裕是基础。

    中国通过几十年的发展成了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是，中国经济的风险也在加深加剧。主要有二，第一是贫富悬殊的社会现象，第二是出口导向战略的危机。

    破解这两个难题的关键在中国内部，就是推动社会公正，调节收入分配，提振内需，降低对出口的依赖，解决生产过剩，并从利益结构上降低潜在的社会不稳定因素。简而言之，就是要构建橄榄形社会。在橄榄形社会中极端贫困和极端富有者都是少数。构建橄榄形社会需要橄榄型改革。橄榄型改革方略应能达成下面这个目的：它能有力地推动财富和收入向广大的中下层流动，推动中产阶级的形成和扩大，形成橄榄形的分配结果。新自由主义和全球化构建的是金字塔形或撕裂型的利益格局。推动橄榄型改革需要摈弃这些东西。

    中国通过几十年的改革，形成了不同的利益集团，比如代表大私有资本利益的利益集团和代表外国资本利益的利益集团，即人们通常称的权贵资本主义利益集团，以及非常弱小的中产阶级利益集团和比较广大的下层利益集团。它们当中，哪一个利益集团是既得利益者呢？当然是那些在改革过程中财富和收入越来越处于相对优势的利益集团。任何一个改革方略都不可能对上述所有的利益集团同等有益。一定要具体分析，谁受益，谁受损，财富向谁流动。

    橄榄型改革需要反映大多数人的利益。在任何社会，极右和极左都是少数，如果改革被极右和极左绑架，都是国家的不幸。目前，极右就是急剧拉大财富和收入的差异，极左就是想搞绝对平均主义。而广大中下阶层的最大公约数是公平正义和共同富裕。我们应当寻求这个最大公约数。它才是橄榄型改革的基础。橄榄型改革其实也是群众路线。相反的例子是有的，20世纪70年代，拉美许多国家发生政变，实施独裁。它们不顾民意，强制性地在国内推动代表大资本和国际资本利益的新自由主义和全球化改革，用暴力压制所有不同的声音，把国家导入深渊，最后经历了漫长而普遍的不满和暴动。后来在下层人民的推动下，独裁者们几乎遭到全面清算，经济政策几乎全面左转(参见第三篇)。但是，国家已经饱受劫难。

    警惕政策性致贫

    任何社会大规模的利益结构变迁，都不是偶然的成功或失误造成的，而是政策选择的结果。全球化是一个政策性致贫的体制，它导致一国之内财富向精英流动，国家之间财富向发达国家流动，制度性地制造着贫穷阶层和贫穷国家。

    一国财富的分配有两个层次：一个是在国际进行分配，一个是在国内各阶层之间进行分配，二者交织在一起。中国国民财富的大规模流失，是全世界都知道的事实，是包括发达国家精英集团在内的大多数人都认知的事实。笔者的发现是，国际分配中财富的大量流失与国内的分配不公互为因果——分配不公导致贫富悬殊，贫富悬殊导致需求不足，内需不足导致出口依赖，特殊的出口导向导致财富流失。这就是我们一直反复强调的、困扰中国经济的“铁三角”，在《中国，你要警惕》一书中有详细阐述。不解决国内分配不公，就无法解决财富的大规模流失。在国际国内两个分配层次都不公平的条件下，中国经济的增长很难解决不包容的问题，中国的中下层就不可能摆脱艰难的处境。

    本书反对按照“比较优势”原则参与国际分工，并以此制定国家发展战略。它是要把落后当成优势固定下来，让暂时落后的国家，永远处在产业链的低端。有人说，咱们中国工人的工资低，是比较优势，我们要发扬这种优势，就应该继续实施低工资政策；假如我们提高工人工资就失去了比较优势。这种发展方式从出发点到归宿点，都是低工资。这种低成本竞争战略是贫富悬殊的始作俑者。

    实施低成本竞争战略的关键就是能否成功打造低收入洼地。过去，推行私有化和破除社会保障体系形成了低收入洼地。私有化的推行导致几千万工人下岗，转制以后工人收入大幅度下降，许多中小私有企业工人的工资在过去十多年中停滞不前，农民工长期低工资，这些有力地降低了工人的直接工资。而在教育、住房、医疗等公共领域的一系列改革，以及农村社会保障的缺乏等，则大幅度降低了二次分配的作用。所有这些，为中国“成功”地打造出了低收入洼地。中国的出口繁荣就建立在这个洼地上。但是，这种“成功和繁荣”却是中下层的“失败和贫困”。(参见第五章和第五篇)

    笔者在国际金融体系里摸爬滚打了许多年，亲历和见证了中国经济的繁荣，并为许多人曲解邓小平而不平。许多人打着邓小平的旗号各取所需。邓小平是提倡先富起来和共同富裕的。二者绝对不能割裂。因为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另一面，就是让大多数人先(相对地)穷下去。而作为老一辈革命家的邓小平是不能容忍大多数人永远穷下去的。所以，他反复强调最终要走共同富裕的道路，这才是目的。没有共同富裕，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固化起来，就变成了大多数人永远地穷下去。低成本竞争战略无法实现共同富裕，那些打造低收入洼地的政策措施，比如私有化，只能导致更加严重的贫富悬殊，只能导致内需更加不足，在全球性生产过剩的今天，中国将无法破解出口难题。

    本书原名《选择和崛起》，成于经济危机最高峰的2008—2009年之间，带有那个特殊阶段的色彩。几年下来，书中的许多分析和预测，都在现实中演绎着。中国遭遇着出口危机，中国经济不得不转向内需。这为中国实施一定程度的保护主义提供了历史性机会。中国应当通过关税政策、非关税政策、产业扶持政策、国家采购政策、自主技术标准政策、高标准的准入政策，以及汇率政策等等，扶持和保护核心产业，推动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大幅度提高劳动生产率，创造高收入工作岗位，为创造共同富裕的高收入社会创造必要条件(参见第十八章)。

    摘自：黄树东：《大国兴衰——全球化背景下的路线之争》，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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