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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眼联盟”力推“后门”合法化原因与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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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看了一本前苏联资深外交官阿达米辛与人合写的回忆录。阿达米辛在冷战后期负责苏美之间的人权对话,但他一边和美国人对话,一边从心里感到美国人有理,并与苏共领导人戈尔巴乔夫一样,认为苏联应通过美国的帮助融入西方主流文明。但后来的结果却是他和戈尔巴乔夫都没有预料到的:苏联经济走向崩溃,国家走向解体。戈尔巴乔夫亲自呼吁美国提供200亿美金的贷款以帮助苏联度过难关,但这个要求被美国婉言谢绝,随后就是苏联的轰然崩溃。但接下来的俄罗斯领导人还是迷信西方,并在美国专家指导下推动“休克疗法”,结果换来的是一场人类历史上罕见的经济社会浩劫,俄罗斯腐败也因此变得一发而不可收。

我们的一些知识精英有点像戈尔巴乔夫和阿达米辛,执迷于西方政治话语,希望中国也以西方话语为马首是瞻,尽快融入西方代表的所谓主流文明。一个主流文明,如果是中国参与形成的,比如联合国宪章所代表的国际法体系,这没有问题。但如果不是中国人一起参与形成的,我们则要谨慎对待。看一看前苏联的经历就知道了:苏共下台了,国家分裂了,但西方还是不放过,继续压缩俄罗斯的战略空间。难怪俄罗斯驻北约大使干脆发飚:北约先是要借你的车库,然后要借你的卧室,最后要和你夫人睡觉,所以“我们不再容忍了”。他的话俗了些,但反映出了俄罗斯人今天对西方的情绪。戈尔巴乔夫今天依然在西方受宠,但他在俄罗斯的支持率始终超不出1%。

南斯拉夫的解体也类似。在西方推动的“民主化”浪潮冲击下,南斯拉夫知识和政治精英完全接受了西方的政治话语,天真地以为只要实行所谓多党制、言论自由、私有化,南斯拉夫面临的所有问题就会迎刃而解。结果却是内战全面爆发,国家迅速崩溃,20多万人丧生,数百人流离失所,酿成了二次大战以来欧洲最大的人间悲剧。实际上,这不是一党制与多党制孰优孰劣的问题,而是在南斯拉夫特定的国情下,推动西方希望的政治变革必然导致国家的解体和战争,但大多数南斯拉夫的知识和政治精英当时都没有看到这一点。

我由此而联想到欧洲历史上的启蒙运动。启蒙运动用理性主义代替了蒙昧主义和绝对主义,这总体上是历史的进步,推动了西方的工业革命。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西方又把自己的政治和经济模式和及其话语推向绝对,形成了一种新的蒙昧主义和绝对主义,并全力向非西方世界推销。结果也是可以预测的:非西方国家照搬西方话语和模式,几乎是照搬一个失败一个,只能用“姜太公钓鱼,愿者上钩”来形容。最新的例子是乌克兰和海地:五年前喧嚣一时的乌克兰“橙色革命”今天已黯然失色,国家政治混乱,经济濒临破产。海地曾是法国殖民地,又被美国统治了20年,过去20年又实行了美式“民主化”,但最后成了一个一贫如洗的“失败国家”。海地大地震带来的伤痛绝不只是肉体的,也是政治的。其实环顾整个发展中世界,根本找不到一个照搬西方话语和模式而成为现代强国的例子。

中国的崛起是一个五千年文明古国以西方不认可的方式而迅速崛起。回想起来,如果当初我们没有自己的理念,而是处处以西方话语为马首是瞻的话,那么中国的今天恐怕不是崛起,而是重蹈前苏联和前南斯拉夫崩溃的覆辙。西方文明有其长处,我们应该借鉴,但一定要以我们自己的眼光来判断和取舍。中国国画大师齐白石曾说过一句名言:“仿我者死,学我者生”。也就是说,机械地模仿别人最后只能是死路一条,学习别人的长处,才是生路。我这里还可以加上一句:“超我者达”,也就是说,要想达到理想的境界,就要知己知彼,最终争取比别人做得更好。

随着中国的迅速崛起,国际秩序大变局的序幕已经拉开。在这个大变局中,中国的作用举足轻重。希望中国的知识分子,不再以西方话语为马首是瞻,而是独立思考,本着自己的良知、学识和爱国精神,在吸收世界智慧的同时,摒弃西方新愚昧主义和绝对主义,共同探索和建构“后美国时代”的中国话语和战略,为世界新秩序的形成做出中国人自己的独特贡献。

(作者系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院长、教授,昆仑策研究院高级研究员;转载自昆仑策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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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黄明娥 更新时间:2019-12-26 关键字:安全  理论园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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