垄断性地控制大众传播信息系统的人，就有可能成为左右国家安全形势变化的幕后操盘手。美国著名未来学家托夫勒在著作《第三次浪潮》中针对这种情况，预言道：“明天的一些最主要的战斗将发生在舆论宣传的战场上。”

　　以恐怖活动为例，大众传播是恐怖活动一个不可缺少的环节，如果没有大众传播将其血腥行径大肆宣扬，恐怖分子挑动民众恐慌、形成政治压力、制造社会紧张和分裂的目的就不会达成。

　　本·拉登藏在山洞中，却可利用网络在全球无所不在、无时不在，同掌握最先进信息传播力量的美英展开有效的舆论对抗。而今天，“伊斯兰国”运用社交媒体再次上演了这一幕。

　　再比如，一些势力庞大的军火商人、石油巨头，他们操纵手中强有力的大众传播资源，影响全球公众舆论，设置、制造根本不存在的战争危机，以此为自己的利益服务。一些情报机构也可能利用大众传播媒介，许多间谍还利用记者身份作掩护，操纵媒介故意歪曲真相，引发敌对行动，从而实现自身目的。

　　有效运用媒体，通常是西方国家对他国发难、实现自身战略利益的重要手段。例如，污名化攻击常常成为战争的前奏。在伊拉克战争前，美国政府的主要领导成员轮番发表讲话，不遗余力地抨击萨达姆政权。

　　在联合国大会上，在国会就攻打伊拉克进行表决前夕的电视演讲中，在布拉格北约首脑会议上等重要场合和时机，时任总统小布什均就“倒萨”作了充分阐述。美国政府还授意媒体进行针对萨达姆个人的“丑化”宣传，称萨达姆是“暴君”“疯狗”“怪物”“大坏蛋”等。

　　小布什公开把伊拉克确定为“邪恶轴心国”之一，并多次称萨达姆为“杀人成性的暴君”“最邪恶的独裁者”“巴格达的屠夫”“国际歹徒”，等等。

　　而最为特殊的是，西方国家还采取伪造信息，甚至以故意泄密的手段，通过释放特定信息实现自身攻击性、排他性的国家安全谋划(当然这种谋划并不一定符合其国家安全利益尤其是长远利益)。

　　2002年3月11日，美国在阿富汗的军事行动基本结束，《洛杉矶时报》突然报道了一份美国国防部秘密文件，称如遇“非常时期”，美国将对俄罗斯、伊朗、叙利亚、利比亚、伊拉克、中国和朝鲜七国动用核武器。但事实上，据学者张巨岩等研究，这实际是通过故意向媒体“泄密”来释放战略威慑心理战信息。

　　2003年，在伊拉克战争开始后的第一波次“斩首”轰炸中，美军用导弹袭击巴格达，欲一举消灭萨达姆政权。第二天，美国主流媒体就迅速而详尽地报道了美军实施这一秘密决策的全过程，给人以伊拉克政府内部确有人向美情报机构透露萨达姆行踪的印象。对这一用意，英国媒体也直言不讳地指出，这是美国的离间计。

　　由此，媒体成为国家用来进行地缘政治博弈的利器。我国当前在维护国家安全时所承受的压力，部分就是由某些国家借助媒体制造的。

　　比如，仅在2015年5月，就有两起相关事件：一起是菲律宾武装部队总参谋长卡塔潘带领多国记者登上我中业岛进行造势活动，另一起是美国国防部批准CNN报道小组随P-8A“海神”反潜侦察机一起飞越我南海岛礁空域并大肆报道。这些都属于有关国家限制中国、对抗中国的“软”手段。

　　作者是南京政治学院军事新闻传播系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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