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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主席对待战争的态度:不要战争;不惧怕战争;有备而战

毛主席对待战争的态度:不要战争;不惧怕战争;有备而战

往事越千年

  毛主席对待和平与战争的基本态度有三条:

  第一,我们需要和平,不要战争;第二,我们需要和平,但我们不惧怕战争;第三,对战争要有准备,准备没坏处

  首先,我们需要和平,不要战争。

  这既是中国实行社会主义制度决定的,也是新中国的基本国情决定的。新中国奉行的是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实行“积极防御,绝不先发制人”的战略方针。新中国成立初期,毛泽东在不同的场合反复强调:“我们要和平,不要战争。”(《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1卷,第229页。)

  毛泽东不光是这样说的,实践中也是坚持这样做的。1954年的日内瓦会议上,周恩来率领中国代表团高举和平的旗帜,与好战的美国作斗争,取得了意想不到的胜利,得到了毛泽东的高度赞赏。他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说:“在日内瓦,我们抓住了和平这个口号,就是我们要和平。而美国人就不抓这个东西,它就是要打,这样,它就没有道理了。现在要和平的人多了,我们要跟一切愿意和平的人合作,来孤立那些好战分子,就是孤立美国当局,主要还是那里头急于要打仗的那一派。”(《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2卷,第256页。)

  同年8月24日,毛泽东在会见以艾德礼为团长的英国工党代表团时,有一段对话,很能反映毛泽东的和平意愿。毛泽东说:

  中国是农业国,要变为工业国需要几十年,需要各方面帮助,首先需要和平环境。如果能得到几十年和平就好了。

  艾德礼问毛泽东:中国能不能和英国工党所主张的社会主义和平共处?毛泽东说:我认为可以和平共处。不同的制度是可以和平共处的。(参见《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2卷,第271、272页。)

  20世纪60年代,毛泽东还多次对外宾说过:“谁说一定要打仗?一百年不打仗,我都赞成。”(《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4卷,第447页。)

  针对帝国主义污蔑中国是“好战分子”的言论,1964年毛泽东在会见智利新闻工作者代表团时说:

  中国要和平,凡是讲和平的我们就赞成。我们不赞成战争,但是对被压迫人民的反对帝国主义的战争我们是支持的。美国说我们是“侵略者”,我们说它是侵略者;它说我们是“好战分子”,我们说美国政府和大资本家是好战分子。究竟谁是侵略者、好战分子,要叫全世界人民来看。(参见《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5卷,第365、366页。)

  其次,我们需要和平,但我们不惧怕战争。

  和平是良好的愿望,但能否实现和平,并不决定于这种良好的愿望,战争的根源是帝国主义。这个道理,毛泽东多次阐述过。他说:

  “帝国主义的策略是可以灵活运用的,它的本性是不能改变的,这是从资产阶级的本性不能改变而来的。只要有资产阶级存在,战争是不可避免的。但是一个时期,一个相当时期能够避免,这是可能的。”(《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4卷,第310页。)

  他对阿尔及利亚革命委员会主席布迈丁说:这个社会制度不改变,战争不可避免。这个世界上是有帝国主义存在,俄国也叫社会帝国主义,这种制度也就酝酿着战争。(参见《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6卷,第521、522页。)

  既然世界上还存在战争,我们就得正确应对。毛泽东指出:“中国人民有这么一条:和平是赞成的,战争也不怕。”(《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2卷,第163页。)

  “它(帝国主义)要打,你有什么办法?只有打。怕打仗解决不了问题,不怕打仗也许好一点。”(《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5卷,第490页。)

  1959年3月,美国著名黑人学者、世界和平理事会理事杜波伊斯博士和夫人访问中国。杜波伊斯问毛泽东:“为什么中国人不那么害怕战争?”毛泽东回答:“如果帝国主义一定要发动战争,你害怕有什么用呢?你怕也好,不怕也好,战争反正到来,你越是害怕,战争也许还会来得早一些。因此,我们有两条:第一条,坚决反对战争;第二条,如果帝国主义一定要打仗,我们就同它打。把问题这样想透了,就不害怕了。”毛泽东还告诉杜波伊斯:“我并不要打仗,是帝国主义要打仗。”(《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3卷,第632页。)

  1963年,毛泽东还告诉外宾:“我们热爱和平。如果有人危害我们的独立,我们的天性就是奋不顾身地起来捍卫。”(《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5卷,第283页。)

  第三,对战争要有准备,准备没坏处。

  毛泽东是一个伟大的战略家,有强烈的底线思维意识。他从不打无准备和无把握之仗,考虑问题总是从出现最坏情况设想,做应对最坏情况的准备,争取最好的前途和结果;他从战略上藐视敌人,从战术上重视敌人。这一点,在他对待战争与和平的思考和应对上体现得淋漓尽致。

  在战争与和平两种可能性都存在,特别是战争的危险大于和平时,毛泽东的应对是:“宁可放在这个‘打’字上,第二个才放在和平上,不然就要丧失警惕。”(《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6卷,第498页。) 这样,也才能做到有备无患。“世界的事情总是那样,你准备不好,敌人就来了;准备好了,敌人反而不敢来。”(《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5卷,第492页。)毛泽东这段话总结的是规律。

  1970年7月29日,毛泽东会见罗马尼亚武装部队部部长约尼查时说:“别人打我们,我们就要打,就是要有准备。准备没有坏处,你不准备人家就欺负你。你准备好了他就可能不来,打来了也不怕,有办法。”(《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6卷,第314页。)

  1963年9月,毛泽东在修改《关于工业发展问题(初稿)》时,加写了一大段话:“我国从十九世纪四十年代起,到二十世纪四十年代中期,共计一百零五年时间,全世界几乎一切大中小帝国主义国家都侵略过我国,都打过我们,除了最后一次,即抗日战争,由于国内外各种原因以日本帝国主义投降告终以外,没有一次战争不是以我国失败、签订丧权辱国条约而告终。其原因:一是社会制度腐败,二是经济技术落后。现在,我国社会制度变了,第一个原因基本解决了;但还没有彻底解决,社会还存在着阶级斗争。第二个原因也已开始有了一些改变,但要彻底改变,至少还需要几十年时间。如果不在今后几十年内,争取彻底改变我国经济和技术远远落后于帝国主义国家的状态,挨打是不可避免的。当然,帝国主义现在是处在衰落时代,我国,社会主义阵营,全世界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的革命斗争,都是处于上升的时代,世界性的战争有可能避免。这里存在着战争可以避免和战争不可避免这样两种可能性。但是我们应当以有可能挨打为出发点来部署我们的工作,力求在一个不太长久的时间内改变我国社会经济、技术方面的落后状态,否则我们就要犯错误。”(《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5卷,第258—259页。)“以有可能挨打为出发点来部署我们的工作”,这就是毛泽东的底线思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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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寒江雪 更新时间:2018-02-05 关键字:领袖风范  高山仰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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