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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润为:不拘一格降人才

时间:2019-06-21 00:09:43   来源:红色文化网   作者:刘润为    点击:

不拘一格降人才

刘润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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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立秋前夕,周兵同志送来他的这部书稿,说是希望我能写个序。对于年轻同志的请求,我没有任何拒绝的理由,但是因为杂事缠身,直到今年春节,才有空闲兑现这个承诺。拖了四、五个月的时间,觉得很是对不住他的那份真诚。

周兵同志原是一名军人,长期在部队基层工作,后来转业到中直机关。他既没有什么光鲜的学位,也不是什么专家、教授之类,而只是一名普通的行政干部,但是却能经常看到他有文章发表。尤其是发表在中华魂杂志上的那几篇文章,无论是在题目选择、资料搜集上,还是在论点提炼、谋篇布局上,都显示出了比较扎实的功底。而这本书,则是对他理论研究能力的一次全面、集中的检验。该书力图以一种比较宽广的视野和求实的精神,对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所取得的新成就、新经验、新思想作出理论上的概括和说明。尽管它还有这样那样的稚嫩之处,但是与不少专家的同类著作相比,则显得更为实在一些。

周兵同志作为一位年轻作者,能够在理论研究上取得如此富有朝气的进展,我想恐怕主要在于一个“真”字。

首先是真爱。周兵同志钻研马克思主义理论,既不是接受工作任务,也不是出于某种个人功利的动机,而是出于兴趣和爱好。也就是说,在他那里,钻研马克思主义理论已经成为一种内在的生命需要,一种像吃饭、睡觉一样不可或缺的生活方式。记得毛主席曾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说过,读书不是讲毅力,而是要有兴趣。有了兴趣,读书就不会感到累了,就会越看越有味道,越看越轻松,像休息一样。我想,这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嗜书成癖。对于某种积极的东西由爱好而成癖,是取得成功的一种最可宝贵的心理素质。杜甫能够成为一代诗圣,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他“为人性癖耽佳句,语不惊人死不休”。

当然,靠强制性的毅力驱动,读书、治学也能取得成果,但在同等时间内的所得,大抵不如出于其兴趣者多,而且往往是一些缺少生气的东西。有人认为理论研究诉诸抽象思维,不需要情绪和情感,这是一种外行的说法。今天,我们读报刊上的一些理论文章,之所以觉得味同嚼蜡、满纸死气、不忍卒读,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作者缺少真情实感的投入。他们或是敷衍以塞责、应付以了事,或者是曲意以逢迎、诡行以邀名。其反例则是诸葛亮的《前出师表》。所谓表,就是奏章,即述职报告、请示报告之类。在今人眼中,这应当是论文中更枯燥、更乏味的文体。但是直到1800多年后的今天,我们读诸葛亮的这个报告仍然为之感动,甚至禁不住热泪盈眶。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其中灌注着诸葛亮在20多年艰难危厄中积淀的情绪和情感、实践和经验。也可以说,它是用诸葛亮的全部心血和万千蜀国将士的鲜血写成的。当然,这已经不仅仅是为文的情感,而是对于一项大事业的全身心投入。这里应当特别说明的是,兴趣也好,爱好也好,都是由后天习得的。当你在主动选择了一个高尚的目标之后,只要能够克服懒惰、拒绝诱惑、摒弃动摇,持之以恒、锲而不舍地干下去,就会形成习惯,而习惯一旦成了自然,也就是有了兴趣、有了感情。

其次是真信。真信是真爱的前提。对于一个你根本不相信、不赞成的东西,怎么可能去爱它呢?周兵同志信仰马克思主义,固然与他特定的出身、经历和人生体验直接相关,但是更为重要的是因为他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自觉。存在当然决定意识,但是存在有大小之分;认识当然决定选择,但是认识有感性和理性之分。由狭隘的个人存在产生的感性认识来支撑对于马克思主义的认同,是脆弱的、经不住风浪考验的。有一位经济学家,出生于陕北的一个八代贫农家庭,后来靠人民助学金上了大学。按说,这样的人不应当去反对马克思主义,而且他当初极可能也是拥护马克思主义的,但是到了搞新自由主义比搞马克思主义更能给他带来好处的时候,他就弃马克思主义如敝屣,一头扎到新自由主义的怀抱中去了。周兵同志的难能可贵之处在于,他能够通过结合实际进行不断的学习与思考,突破自身狭隘社会存在的束缚,到一种宏大的社会历史存在中去确定自己的方位,正确把握自我与阶级、人民乃至全人类的关系,从而真正认识到马克思主义是教人明白的哲学,教无产阶级乃至全人类走向光明的哲学。这是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同志都曾走过的心路历程。对于马克思主义的认识只有达到这样的高度,才有可能对其抱有至死不渝的信仰。“敌人只能砍下我们的头颅,决不能动摇我们的信仰!因为我们信仰的主义,乃是宇宙的真理”,方志敏烈士的这段话,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我们党一再强调理论自信,但是有些党员干部就是不信。他们信什么呢?信资本主义?也不全是。退一步说,倘若他们真的信仰资本主义、献身于资本主义,我们可以反对他们的立场,但是对其人格还是要尊重的,就像我们对待美国右翼学者丹尼尔·贝尔那样。这些党员干部之所以让人瞧不起,是因为他们根本就没有超越猥琐的任何信仰或信念。他们信什么呢?唯个人好处而已矣。倘若搞马克思主义对他们保官升官发财有利,他们就搞“马克思主义”;倘若曲解马克思主义对他们保官升官发财有利,他们就曲解马克思主义;倘若反对马克思主义对他们保官升官发财有利,他们就会毫不踌躇地去反对马克思主义。这些市侩式的宵小之徒的存在,才是我们党在意识形态以至整个事业中的最大危险。罢群小、举贤才,是从严治党的第一要义。

在举才的问题上,我真诚希望有关领导和部门能够思想更解放一点、眼界更开阔一点、胆子更大一点、办法更多一点。在漫长的旧中国,虽然就社会制度的基本面来说是压抑人才的,但是由于特定的社会需要和有识之士的努力,也形成了一种重才、举才的传统。孔子说“后生可畏”,对出身贫寒的颜回推重有加。曹操为求得贤才而寝食难安,不禁动情地唱道:“青青子衿,悠悠我心。但为君故,沉吟至今。”李世民尖锐批评封德彝“于今未有奇才”的偏见,说这是在诬蔑一世之人。白居易认为“高者未必贤,下者未必愚”。为推举青年诗人李商隐,他甚至不惜自降身段,说出“我死后,得为尔儿足矣”的话。欧阳修为“寻天下奇士”,曾以普通百姓的身份到民间察访,并为访得的人才和尚秘縯的诗集写序,肯定“其诗可行于世”,同时为这位和尚及另一位亡友怀才不遇表示深深的叹惋。郑板桥曾借画托意:“新竹高于旧竹枝,全凭老干为扶持。明年再有新生者,十丈龙孙绕凤池。”正是从这种理念出发,他大力扶持无名书家江七和无名画家姜七,热情称赞“二子才思原纵横,二子学术原峥嵘”。梁漱溟24岁时报考北大落榜,却被北大聘为教授。校长蔡元培说:“梁漱溟想当北大学生没有资格,那就请他到北大来当教授。”所有这些佳话,使得中国人才史在黑暗的背景上放射出了耀眼的光辉。到了中国共产党人这里,更是把重才、举才的优秀传统升华到了群众观点、群众路线的高度。毛主席一再指出:“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在某种意义上来说,最聪明、最有才能的,是最有实践经验的战士。”从基层中、青年中、工农兵中悉心培养、破格选拔各类优秀人才,是他老人家的一贯主张和实践。这一好传统不能在我们这里丢掉。

龚自珍诗云:

我劝天公重抖擞,

不拘一格降人才。

 

2019年2月9日

注:此文是为周兵《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实践与发展》写的序。该书于2019年由北京日报出版社出版。

本文内容仅为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网站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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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寒江雪 更新时间:2019-06-21 00:09:43 关键字:文艺评论  杜鹃花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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