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失之东隅，收之桑榆。东方不亮西方亮，灭了南方有北方。中国历史是个动力结构。

有春去就有秋来，有潮来也便有了潮往。地球它是圆的。

《桃花扇》里唱道：“江南江北事如麻，半倚刘家半阮家，三面和棋休打算，西南一子怕争差。”它这里说的，其实就是个动力结构、均势道理，这一曲也就唱出了天下兴亡的契机。所谓借男女之情，写的其实是“兴亡之事”。不过《桃花扇》唱得好是唱得好，只可惜了作者乃是事后的诸葛亮。或许这便是康熙之所以欣赏孔尚任，但同时又不能不防着他的缘由所在。

也是基于同样的道理，多少年之后，当陈寅恪瞩目于“西南”这“一子”，而将“中古史”编织进西北、西南和东北互动之“结构” 中时，他也获得了超出书生和乡愿的战略洞见：说道天下大势，无非螳螂捕蝉，忌惮的其实乃是黄雀在后——唐朝极盛之时之所以难以征服东北，不过是由于西南地区、主要是吐蕃对于它的牵制使然。

此即他脍炙人口的中古史提纲之论：

“李唐承袭宇文泰‘关中本位政策’，全国重心本在西北一隅，而吐蕃强盛延及200年之久。故当唐代中国强盛之时，已不能不于东北方面采取维持现状之消极政略，而竭全国之武力、财力积极进取，以开拓西方边境，统治中央亚细亚，籍保关陇之安全为国策也。又资唐太宗、高宗两朝全盛之势，历经艰困，始克高丽；既克之后，复不能守，虽天时地势之艰阻以致之，而吐蕃之强盛使唐无余力顾及东北，要为最大原因。此东北消极政策非独有关李唐一代之大局，及五代、赵宋数朝之国势亦因之构成”（《唐代政治史述论稿·外族盛衰之连环性及外患与内政之关系》）。

换句话说，如果从结构互动的角度看：“东北”的命运，其实一直栓在“西南”、“西北”的裤腰上。非但如此，陈氏观察中国历史，一谈“阶级统治关系”，二论“政治革命”，三尤着力于所谓“外族盛衰之连环性”，三管齐下。这三板斧就砍出了中古历史一片新天地。特别是第三点，寥寥数语，即将吐蕃（西藏）、南昭（云南）、西域（新疆）、西北（甘陕晋）、蒙古各部与遥远之高丽（东北）一线穿起；将关陇之地与西南、西北、东北边疆置于一互动之结构中。而一旦获得这一结构视野，他便有能力将所谓“江南江北事如麻”这笔糊涂账，逐一解破；进一步，更可谓发两千年历史运动之机窍。自汉唐至大清，天下兴亡多少事，成败尽在此“结构互动”之中矣。

从北周遗事到“关陇府兵”，自“则天改制”到“安史之乱”，历史乃是循环前进的。作为“从资产阶级史学到马克思主义史学过渡的关键桥梁”（万绳楠语），陈寅恪值得我们今天好好学习的，正包括这一结构互动的历史观。这其中洋溢着中华民族继往开来、从四分五裂走向辉煌之盛唐的高度自信和乐观。陈寅恪并非像党国版“中国文化”代言人余英时先生所谓，是“兴灭国、继绝世”的所谓“文化托命人”、“文化遗民”，而是有继往开来视野的战略家。实际上：他对于国民党统治和旧中国社会的态度，恐怕也是与余英时等“民国遗民”截然不同的。故宫博物院的创始人之一吴瀛先生（吴祖光的父亲）在49年大军进城时写下的大横幅：“秦皇汉武皆旧事，开天辟地毛泽东”，其实正是那一代饱受战乱之苦，盼望天下清明的知识分子共同的心声。陈氏对于中国学术的一个重要贡献，即在于在一个多民族的版图中，重新发现了抒写了中国西北和西南，这实际上也与中共建政以来的“大三线”建设理念息息相通。可惜的是，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由于某种刻意的宣传播弄，陈寅恪毕生的学术贡献，就只剩下了可怜见的“最后的20年”。他皓首穷经的学问，在某些人眼里，仿佛也统统不过是对共产党、新中国“破坏中国文化”的托物牢骚而已。――妖魔化陈寅恪，实以当今为最，所谓“大山临盆下了群耗子”，陈寅恪天上地下有知，将会跟这些谬托知己者没完，定然毫无疑问。

如果中国是一盘棋的话，那么自古以来，将关键一个筹码落在哪个“子”上，那就十分地要紧。19世纪中期以降，中国最后一个王朝大清，于山穷水尽、江河日下之际，在东南和西北之间，痛苦地选择了西北，于海防与边防之间，不得不选择了“筹边”。1828年道光指挥平定了英国人支持的西北张格尔叛乱，1908年光绪拼尽了最后一口气妥善处理了西藏问题。――大势已去之际，孤注一掷，看起来这无论如何下的都像是一步死棋。也正是因此，更由于大清在东南沿海一败涂地，故至今还惹得中外无数事后诸葛亮们嘲骂、鸹噪不休。所谓“当局者迷，旁观者清”，站着说话的自然都是不嫌腰疼的。在某些与时俱进者眼里，仿佛连魏源的以“筹边”带动“筹海”、“引夷”入内陆决战、“志西南洋所以志西洋”的战略视野，也早已经属于封建糟粕，不在所谓“海洋文明论者”话下了。

但是，一旦考虑到自18世纪中期以降，中国西边的远近邻居们——奥斯曼帝国、伊朗、印度——如同多米诺骨牌，纷纷被英、法、俄分割解体，如果考虑到早于鸦片战争之前约半个世纪，中国之西大门就已经面临着被帝国主义列强所洞开的危险，――假设再进一步，一旦考虑到咱们的西门所面向的，就是今天中国发展的命根子——石油资源，那么你若还说清朝在山穷水尽之际把战略重点压在西南、西北，而不是东南沿海，是由于它鼠目寸光，闭关自守，压宝压错了地方，那么就只能说明你眼睛长期只顾盯着所谓“海洋文明”，小便宜赚尽，到头来吃大亏的没准还是自己。

众所周知，17世纪的中后期是世界历史发生重要转换的时期。但是，与在这一时期英国通过“光荣革命”发明了君主议会制度相比，意义更为深远、重大的政治制度创新，乃是在亚洲的腹地所发生的新的制度形式。而正是依据这些制度创新、新的制度形式，一个多民族和谐共处的帝国才得以奠定。这些新的制度形式主要包括：1691年，康熙为了调解咯尔咯蒙古各部纠纷而创立的民族协商制度——多伦会盟制度；1709年，康熙为了调解蒙藏纠纷而确立的中央仲裁机制——达赖、班禅与中央驻藏大臣共治西藏的“驻藏大臣制度”；随着削平地方军阀“三藩”势力而形成的西南地区的“土流并举”和“改土归流”制度等。

如果说1688年以降的英国“光荣革命” 所创立的议会君主制度，其贡献是在单一民族国家中形成了各社会阶层互动的制度形式，从而为所谓“现代性”奠定了基础，那么，17世纪中后期发生在亚洲中部的这些制度创新，则为在一个极其辽阔的区域中多民族的、庞大的人口之间的和谐共处，奠定了一种前所未有的多元政治制度。而这一制度形式，不仅仅是大清在19世纪的风声鹤唳中得以稳定西部版图的根本，而且，在今天这个日益“全球化”的世界上，它更为我们重新理解“中国的现代性”提供了深刻的政治资源。进一步说，对于当前致力于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和维护祖国统一的大业而言，如果眼睛仅仅盯着17世纪后期以降西方现代性的政治遗产，而忽视同时发生在亚洲中部的伟大制度创新对今天的启示，那么，这样的历史视野，这样的“政治观”就将是单一的、狭隘的和片面的。

也正是从这样的历史视野去看，中国的活力与动力，其实就来源于其内部不同地域结构之间的互动与和谐。而自古以来所谓“正统”，指的也无非是洞悉这一结构的互动与和谐之道，而并非一家一姓、一门一派的独占。因此，从“论十大关系”到东西部统筹、协调发展的构想，正因为体现了此种“天下观”，方才合乎圣人道。

西村纺花东港撒网，北疆播种南国打场。长城内外是故乡。――此所谓：举天下之力，行万世之法，中华民族江山有思，圣者混一天下，然后为正统。

2．“安得倚天抽宝剑，将汝裁为三截？一截遗欧，一截赠美，一截还东国。太平世界，环球同此凉热。”世界历史也是一个互动的结构。

正是按照这“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Gunder Frank等经济史学家方将全球经济体视为一个“多边多角”的结构。所谓“天时、地利”，也就是说某一国家、某一阵营在此历史进程中、在此结构运动中所处的“位置”，就决定了世界霸权的升降转移。而19世纪伊始，世界历史最关键的变化就是：中国和亚洲正是由于丧失了它在这一结构中的“地利”，才不断走向衰落；而在新的全球地缘政治结构中，占尽了“地利”的英国，则因此走向世界霸权。

所谓19世纪以来之“地利”（英文叫做location）变迁，是指19世纪标志着一个新的世界政治—经济结构的形成。而1804年则是个确切的分界线。从那时候起，英国利用印度殖民地的产品，扭转了它在中英贸易中的长期劣势。从此，中国—印度—英国之间的多边三角贸易结构，源源不断为英国的发展积累了资本。而随后，英国—北美殖民地—亚洲之间更大的三角贸易结构，则形成了一个现代世纪经济结构的主要框架。正是这种结构的多边互动，在某一历史时刻会使得某个利益集团处于“顶尖”或者“角”的位置，这个位置意味着将收益集中于一角，而将代价扩散到整个体系。这其实也就是中国人所谓的“天时地利”。

19世纪的英国正好处在这样的天时地利“位置”（location），而这就是它之所以成为“大不列颠”的原因。当我们将英国的兴起置于这种结构运动中去观察的时候，所谓英国产业之超前乃至文化、国民性之优越，都将变得不值得一提。而说白了，中国之衰落，天时、地利之丧失其实也是根本，“人心瓦解”则是条件。正是在这样的视野中，我们才会有所谓“时来天地皆协力，运去英雄不自由”的洞彻和醒悟；而这种境界的醒悟，我以为当然要比空谈什么“和平民主新阶段”、“自由市场全球化”要高明一些。

当然还有一条也的确是个事实：19世纪的英国武装走私贸易集团，是以“武力”改写了全球政治－经济结构，而中国则是被人家的船坚炮利，从“地利”的地位给打了下来。既然打不过人家，自然也就没有什么道理可讲，因为胳膊根子粗这一条当然也是个 “硬道理”。

换句话说：从16世纪到19世纪，西方列强在欧洲内部分裂所导致的长期军阀混战中，终于锻炼出了一个法宝——船坚炮利；而中国经历了康乾盛世之后，在蕞尔小国的穷兵黩武面前被打得满地找牙，仿佛在一霎那就盛极而衰。这一切也都不过说明了一个极为简单的道理：欧洲正是以它内部的分崩离析、军阀混战为代价，才收获了富国强兵的进化论，方练就了胳膊根子粗才是硬道理的发展观。而中国则以它的维持内部大一统的长期和平发展，到头来反而陷入了屈辱挨打、四面楚歌。

19世纪以降，科学、民主、自由、市场，看起来中国仿佛样样都缺，但是说到底，在那个适者生存的虎狼世界上，她最缺的也不过就是枪杆子罢了。

而漫长的20世纪，中国绝大多数时间一穷二白，吃不上馒头穿不上裤子。20世纪的中国也仿佛什么都缺，但是我们却拥有了两弹一星。如果说区别，这才是根本的区别，这也才是导致18世纪以来的世界结构，在20世纪发生了大翻盘的硬道理。

说到底――正是20世纪的三场战争，最终扭转了19世纪帝国主义的全球政治－经济结构。抗日战争将日本皇军请回老家，抗美援朝打出了中国第一个工业基地东北，越南战争逼迫美国从太平洋的那一端向中国伸出和平的手掌。20世纪100年，成千上万的中华优秀儿女在我们的前面英勇地牺牲了。人死不能复生，“翻盘”的代价举世无双，换来的那就是中国人民站起来。而所谓“站起来”，就是指20世界后期以来的中国重新获得了她丧失了近200年的“天时与地利、人和”。这种“天时、地利、人和”是指从上世纪70年代起，在西方世界不得不与中国平等相处的同时，中国在“第三世界”的影响与地位更非任何西方国家可比，而这些更吸引了有着共同传统价值的亚洲周边国家的眼球。正是在这样的条件下，才使得在19世纪解了体的“大中华”经济圈得以在21世纪重构。所谓“中国和平发展的周边环境”，其实也不过就是指这个互动的新结构的形成――或曰世界政治经济新秩序的产生。

汉唐以降，中国逐渐完成内地与西南、西北之混同；而自宋至清，又历千年艰辛，方完成内地与东北混同之局面，故经历两千余年筚路蓝缕，方有中华之版图大定。而自鸦片战事骤起，东南沿海从此成为“新边疆”，故自《海国图志》之《筹海篇》以来，如何应对西洋资本帝国之挑战，则为近两百年来之战略新课题。

然而，这课题的关键却是：中国必须以“整体”而不是内部分裂的方式来加入世界秩序。因为近代以来，欧洲恰恰是以内部的分裂、“民族国家”群雄并起，才开始了它们的近代。于是，19世纪以来，中国人仿佛什么都必须向欧洲学，也仿佛什么都能够向西方学，但是只有内部解体、分裂这一条，要学它，那却是万万也不能够。这也就是为什么两个世纪以来，救亡不但压倒了启蒙，而且救亡、维护中国的统一，实际上也应该、必须压倒一切。所谓发展当然是个硬道理。但是在这个道理之上，还有更硬的道理，那就是分裂与统一。不能以分裂为代价去换取发展，造成分裂还不仅仅是个“千古骂名”的问题，更重要的是，即使发生某个地区性的、局部的“分裂”，它也绝不仅仅意味着在中国这个总体结构上分出一块那么“简单”，因为从结构互动的视野看，它意味着“天下”塌下一角，随之而来的必然就是结构整体的失衡，从而产生不可收拾的多米诺骨牌式的连锁效应。――这就是当年康熙所看到的：如果听任葛尔丹分裂蒙古一小部，那么那整个蒙古、新疆和西藏都会随之分裂。

两个世纪过去了，中国被证明是惟一一个没有通过内部分裂的方式，而是将原来的帝国版图带进了“现代”的国家。若没有这样的版图，如此庞大的人口被挤压在远为狭小的空间里，那将是一种怎样的灾难性局面，这恐怕是我们今天所不敢想象的。而今日的欧洲竭尽全力，却还没有完成它的“统一梦”，因此，所谓中国与“西方”这两百年的恩恩怨怨、成败得失、代价收益，那也就不是一句话、一种“硬道理”就能说得清的。

“何必如此斤斤两两，患得患失”。还是放开些视野为好。祖宗留下一句话：大道之行，天下为公，为的无非就是让我们彼此扶持，纵是千难万险，那也“一个都不能少”。中国最终以统一的方式度过了18～20世纪这一劫，那就是由于中国不是哪一家、哪一姓、哪一个人的中国，中国是56个民族56朵花，56个兄弟是一家。如同年轻时听罗大佑的歌：“花开花又落，放了五千年。五千多年，一样寒暑，我们老祖先，经营到今天。太阳上山，太阳下山，天和地之间，我们永永远远。”慷慨悲凉，思之令人泪落。

而所谓“天地之间”，也就是“天下”。大道之行，天下为公，这是公的世界，便也是“易”的世界，或者说是面向“天时、地利、人和”不懈运动的结构。此为前人所开拓之“天下观”之真知灼见，之所以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能以全新的形式展开之原因。这份珍贵历史遗产，尤为今天我辈须臾不敢忘记、亦不能忘记。

1935年10月，在民族危亡的关头，诗人毛泽东曾经这样描绘这个世界和这个世界里面的中国：“横空出世，莽昆仑，阅尽人间春色。飞起玉龙三百万，搅得周天寒彻。夏日消融，江河横溢，人或为鱼鳖。千秋功罪，谁人曾与评说？”

行己有耻，博学于文。“君子博学于文，自身而至于家国天下，制之为度数，发之为音容，莫非文也”。1962年，毛在修改《实践论》时曾经感慨：有人想留名，有人想留财，我这辈子，只要能给人民留下点“文”就很知足了。

“中国有哲学吗？”“有所谓中国现代思想史吗？”――这就是今天某些邯郸学步者的梦话。只是这些人从来也没去想一想，他们顶礼膜拜的福科、德里达们究竟是谁的学生。没有《实践论》、《矛盾论》，哪来的“结构”、“后结构”？没有“三个世界的理论”，何来沃勒斯坦、萨依德？没有《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何来卡尔·施米特的新政治观、新主权论？

“文明以止，人文也。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

“形象思维第一流，文章经纬贯千秋”。――

“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

3．在天时、地利之外，那就是人和。

近代以来，中国天塌地陷，仁人志士呼天抢地，求告无门，而大概也只有那当年被我校才俊们轻视的毛润之，才想到了平头百姓的力量。――当一切都丧失了的时候，他说：世界上万事万物中，只有人是最可宝贵的。没有枪，没有炮，没有吃，没有穿，但只要咱们中国人还在，则心就不死。――这道理听起来并不难，难的只是像他那样如是说，也便如此践行。

天时、地利是硬资源，而人心则是软资源。而能将人心凝聚在一起的，那就是“文化”。――“军民团结如一人，试看天下谁能敌”？尽管文化究竟是什么，中外说法莫衷一是，但无论是英国人将其理解为“心灵的栽培”，还是德国人将其理解为“凝聚人心为制度”，以及当今欧美贤达所谓“文化政治”、“文化认同”，所指的其实就是凝聚人心的那个文化力量。

然而，中国所谓文化，并非是指定于一尊之“文化霸权”；它的基础，其实也就是在历史结构冲突中形成之“人心向背”。庄周所谓：“其数散于天下而设中国者”，大意显然在指：“文化”并非尽出于中国，而中国之所以为“中国”者，不过视其有无于文化、典章制度上继往开来、融会创造新制度、新文明之能力。若丧失此创造新制度、新文明之能力，则“中国亦新夷狄也”（刘逢禄（《秦楚吴进黜中国表序》）。故与王朝帝国的“中国”相应，尚有一文化典章制度之“中国”在。不断开创凝聚世道人心、社会和谐的制度形式――此文化中国、 “礼仪”中国之谓也。文化中国、礼仪之邦，意即指此融会创造新制度文明之能力。

因此，“天下”不仅仅是指天时与地利，而且就更加指“人和”，指将人心凝聚起来的文化、典章制度。所谓“得人心者得天下，失人心者失天下”，不过是指：丧失了文化创造力，那也就失去了凝聚人心的办法。也正是由于从天下人心的角度，将文化建设提高到凝聚世道人心的高度去理解，故庄周叹曰：“悲夫！百家往而不返，必不合矣！后世之学者，不幸不见天地之纯，古人之大体。道术将为天下裂。”――此千古之叹，非仅就春秋战国而适用。

人心散则天下散，人心合则天下安，人心所向，则文化制度立。两千余年来，如北方大曲之于长安，佛陀石窟之于平城、河洛，满、汉、蒙、回、藏建筑之于北京、承德，――此礼仪融会、文化典章制度创造更新，历历在目，无不是当时人心所向之造物。――故此《庄子·天下》曰：“《诗》以道志，《书》以道事，《礼》以道行，《乐》以道和，《易》以道阴阳，《春秋》以道名分。其数散于天下而设中国者，百家之学或称而道之。”

从人心向背去理解“天下”，将文化建设提高到凝聚世道人心――即文化认同和文化政治的高度。这种“礼仪中国”、文化中国的信念，既是王朝帝国合法性之保证，亦是对历史上王朝帝国政治的批判，在重要的历史关头，更为中国历史上之改革提供强大动力。社会改革与发展，绝非单纯的物质和经济改革，而是文化的推陈出新，是文明的兴衰起伏。否则，一切的改革不过是胼胝，所谓的“发展”终将落入自设的陷阱。陈寅恪先生既指“由三代而上，治出于一，而礼乐达于天下。由三代而下，治出于二，而礼乐为虚名”（《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礼仪》），而又于“文化建设”孜孜以求，力图发扬光大者，正如其著作整理人万绳楠先生所谓实出于此“文化政治”、“阶级政治”之目的。

而从“天下”的角度去理解文化，这样的文化必定是多元的、平等的，它绝非特指汉文化或者儒家文化，也就非“传统”二字所能概括。当今学者所谓“从民族国家到文明国家”者，追根溯源，论亦出于此。因为方今之时，以“人心向背”为指归的“天下”观，与近世以来，按边境和人口划分之“民族国家”观，以及殖民主义、帝国主义以来按“世界市场”和“国际法”划分之“主（霸）权国家”论，区别甚大，尺度更是不同；也正是这种不同，方才为现代中国之“主权形式”，提供了文化的、人心的而非单纯是种族的、市场的前提。而无此文化与人心之内在前提，所谓“现代中国”、所谓“56个民族大团结”、所谓“大中华经济圈”均亦无从谈起。――由此可见，“礼乐之制”并非仅存“虚名”，“天下”构想并非皆是空想，所谓“大势所趋”从来植根于“人心所向”。――而这就是我辈须臾不能分离之文化现实。

从这样的历史回到现实，21世纪正在走向复兴的中华民族，也正面临三个发展的瓶颈：一、高速发展带来的自然资源的短缺，二、世界政治－经济结构的风云变幻，三、东西之间、城乡之间、社会各阶层之间发展的不协调和差距的拉大。而后者之险，之所以险于前者，就在于它潜移默化地瓦解着中华民族的内在凝聚力，威胁着世道人心，从而也为中国文化建设提出了严峻的课题。

Arrighi、Frank、Pomeranz、Sugihara、王国宾、黄宗智等国外学者最近的研究已经表明：18世纪后期，中国之所以从“康乾盛世”突然衰败，发生了雪崩一般的效应，其中的主要原因就是：由于高速的经济发展受到了自然资源和全球霸权结构调整的限制，长期经济领先的中国，反而落入经济和市场片面“高度发展的陷阱”。――用今天的话就是：18世纪后期中国的衰落，恰恰是由于片面发展经济，而忽视了国家凝聚力的问题所致。

按照麦迪逊等学者的经典研究，1830年中国经济的总量占世界1/3，大大超过了今天美国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但是，1840年她却被GNP不足自己1/10的英国打败了。在这个意义上，清发展的是个人财富，而不是国家能力，大清不是不富，而是不强。

而中国之所以能够在19至20世纪挣脱这一陷阱，实现复兴，除了国际政治－经济结构的运动之外，文化资源在其中起了特别关键的作用。以新文化运动和中国革命为标志的伟大的社会改造运动，极大地调动和发挥了中国人力资源和社会组织资源的优势，将一盘散沙的中国成功组织起来。中国现代新文化调动的人的因素，即高度的凝聚力，不仅仅导致了Sugihara所谓经济上的“勤劳革命”，而且它也是保持中国统一，并建成一个强大国家的基础。正是靠着这一切，中国最终改变了她在近代以来的世界政治－经济结构中的地位。

回首漫长的、山穷水尽、艰难后死的20世纪，在天时、地利皆失的状况下，幸而中国人心不死，而据此文化方得以再造重生。决定天下兴亡的是人心向背，决定人心向背的是文化创造。作为中国人，对此我们更应该感同身受。

这也许就是我的一位朋友曾经写道的：“陆地淹没了，你就在海上飞翔。/海洋干涸了，你就在天上飞翔。/天雷滚动了，你就在火里飞翔。/火焰熄灭了，你就在苦难中飞翔。/过去倒下了，你就在未来飞翔。/未来退却了，你就在现在飞翔。/现在迟疑了，你就在心灵中飞翔。/心灵败坏了，你就在创造中飞翔！”――我以为，这是对新世纪痛楚的歌唱，也是献给逝去的19－20世纪的很好的一首中国歌。这歌词如此令人感奋，它使得我时常在懈怠中奋起，去写那些令正人君子们深恶痛绝的文字。

“虽我之死，有子存焉；子又生孙，孙又生子；子又有子，子又有孙；子子孙孙，无穷匮也。而山不加增，何苦而不平？”――“我们一定要坚持下去，一定要不断地工作，我们也会感动上帝的。这个上帝不是别人，就是全中国的人民大众。”此时此刻，一个伟大的中国人在整整60年前说过的这些话，如同磅礴的力量，正从大地的深处缓缓地升起。

当编辑这一系列文章时，我也想起周围许多像纪苏这样的朋友们：李零、汪晖、张承志，他们以自己感人肺腑的歌唱、雷霆万钧的思想和浩然正气的文字为汉语增光。作为他们的读者，我受益良多。中国社会科学院黄平先生、普林斯顿大学严海蓉女士于此稿刊布前就部分章节提出批判意见。二位浸润此课题既久，躬行实践之志尤令世人感佩。黄平先生领我走进大地和民众的深处，教我认识祖国山河之壮美。在普林斯顿，海蓉帮我打开世界的视野，学习一种崭新的“中国观”。没有他们的直接点拨，本书的思考恐将无以成型。

“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诗人感时之辞也，“江山如此多娇，引无数英雄竞折腰”，旷古慷慨悲歌也。“有亡国，有亡天下”；“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呜呼，吾辈不闻此忧患文明之心声，久矣！

倘承博学君子不误会此文笔之本旨，而于讹谬之处多有纠正，笔者不胜荣幸之至！

韩毓海          

2004-7-23于北京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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