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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屈子当年赋楚骚” ——毛主席诗词中的屈原形象

“屈子当年赋楚骚”

——毛主席诗词中的屈原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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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到一年一度的端午节。过端午,必然要想到屈原。这位伟大的爱国主义诗人,辞赋传统的开创者,不仅留下了《离骚》《天问》等千古绝唱,更以其崇高的政治理想、高洁的政治人格和慷慨赴死的勇毅悲壮,为人们所敬仰,传颂至今。

毛泽东主席就十分欣赏屈原这位“同乡”。广义上来说,他们都是楚人,毛主席青年时代求学、游历的湘江流域,也留下过屈原的足迹和诗篇。毛主席深受楚辞文化影响,青年求学时代就曾用小楷工工整整地抄写了《离骚》全篇,成为流传至今的毛主席最早的书法作品之一。毛主席赞赏屈原的文学、政治才能,更推崇他担当责任、敢于斗争、宁死不屈的精神。毛主席诗词充满浪漫的想象、上天入地的求索精神,融古代神话传说、神话人物于革命叙事,包罗万象,博大宏伟,可以说是对楚辞传统的推陈出新。

一、“年少峥嵘屈贾才,山川奇气曾钟此”:青年时代即以屈原为榜样

青年时代的毛泽东深受古典文学和湖湘文化的影响,对屈原十分欣赏。除了喜欢屈原的辞赋,他还特别推崇屈原本人,曾在勉励友人的赠诗中表达对屈原的认同。1918年4月,毛泽东送别新民学会会员、也是他通过《二十八画生征友启事》交到的好友罗章龙赴日本求学,赠给他《送纵宇一郎东行》一诗(纵宇一郎为罗章龙化名)。开篇即写湖南长沙的钟灵毓秀:“云开衡岳积阴止,天马凤凰春树里。年少峥嵘屈贾才,山川奇气曾钟此。”以在长沙留下足迹和文章的楚国屈原、汉代贾谊为代表,显示楚湘之地深厚的历史人文积淀,其中不无引以为傲的自豪感。

屈原、贾谊同为辞赋大家,屈原被放逐后在沅湘一带留下了《离骚》《九章》《远游》等辞赋,其临终前写的《怀沙》,一说是怀念长沙之意,投水的汨罗也在长沙附近;贾谊被贬谪为长沙王傅,念屈原,感身世,写下了《吊屈原赋》《鵩鸟赋》,流传至今。两人政治上均有远大抱负和杰出才能,年轻有为,名重一时,但后期均囿于形势而不得志。司马迁在《史记》中就将二人合并作传,写成《屈原贾生列传》。在长沙求学的青年毛泽东也在诗中将“屈贾”二人并举,突出其“年少峥嵘”之才,表明对他们的欣赏,也寄托了像他们一样奋发有为、担当责任的志向。

屈原面对楚国政治昏乱、外敌入侵的飘摇形势,力图革除积弊,重整乾坤;贾谊面对汉文帝时诸侯势大、匈奴侵扰等问题,作《治安策》等政论,痛陈时弊和应对办法,力图消除祸患,长治久安。年轻时的毛主席所处的时代,同样是内外交困,整个中华民族面临着楚国当年那样政治腐败、强敌虎视的局面,有分崩离析、亡国灭种的危险。但优秀的青年志士不会甘于沉沦,被称为“毛奇”的青年毛泽东与同学们积极磨炼身心意志,修学储能,为天降大任做准备:“自信人生二百年,会当击水三千里”,“书生意气,挥斥方遒,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真是意气风发,踌躇满志。

《送纵宇一郎东行》还写道:“君行吾为发浩歌,鲲鹏击浪从兹始”“沧海横流安足虑,世事纷纭从君理”,既是勉励友人,也是勉励自己,表明了在沧海横流之际挺身而出,如鲲鹏击浪般做出一番大事业的宏伟抱负,透露着改造社会舍我其谁的自信与担当,充满湖湘文化经世致用、敢为天下先的刚健品格和浪漫雄奇的楚辞流韵。

二、“屈子当年赋楚骚,手中握有杀人刀”:晚年尤其赞赏屈原的战斗精神

贾谊和屈原结局都是悲剧的。屈原因政治理想不能实现而投江自杀,贾谊因为在担任汉文帝之子梁王的太傅时,梁王落马摔死,而自责失职,终日哭泣,忧伤至死。相比之下,屈原死得悲壮,他的死虽是个人的选择,却是为国为民而死;贾谊则死得憋屈,更多是为皇室子弟、为私人感情和个人前途忧虑而死。毛主席欣赏二人的才华,但更推崇屈原的激昂壮烈,不赞同贾谊的忧郁憋屈。

在写于1964年的七绝《贾谊》中,毛主席再次将屈贾二人联系起来:“贾生才调世无伦,哭泣情怀吊屈文。梁王堕马寻常事,何用哀伤付一生。”对贾谊的早逝感到惋惜和不值,在他看来,贾谊终究气量小了些。

而对赴死的屈原,毛主席并不认为他的死没有价值,而是将其理解为壮烈的抗争。1961年秋,他写下《屈原》一诗:“屈子当年赋楚骚,手中握有杀人刀。艾萧太盛椒兰少,一跃冲向万里涛。”写出了屈原不一样的气势。尤其把屈原写的辞赋看作是鞭挞黑暗的“杀人刀”,可谓别开生面。

毛主席是极为看重文化、文艺的战斗作用的。他在欢迎女作家丁玲到陕北的《临江仙·给丁玲同志》一词中,化用拿破仑的名言来形容文艺战线的能量:“纤笔一枝谁与似?三千毛瑟精兵。”对屈原,他欣赏其文采,更称道他坚强不屈、勇于抗争,誓死不与黑恶势力同流合污的战斗精神,而这突出地表现在《离骚》等辞赋作品中。

在《离骚》里,屈原不但批判楚王身边的一班佞臣,连楚王也一并揭露,直指其听信谗言,忠奸不辨:“荃不查余之中情兮,反信谗而齌怒”;闭目塞听,不能体察下情:“怨灵修之浩荡兮,终不察夫民心”;朝令夕改,毫无信义:“曰黄昏以为期兮,羌中道而改路!初既与余成言兮,后悔遁而有他。”直言错在君王:“指九天以为正兮,夫惟灵修之故也。”这样大胆直接的批判,远远超出了一般辞赋文章的“讽谏”尺度,正如匕首响箭刺向昏君佞臣。

后世文人写辞赋,主张“劝百讽一”,以劝诫为主,讽刺的比重少之又少,直至毫无踪影,干脆将辞赋变为歌功颂德夸饰荣耀的浮夸文体,可以说偏离屈原开创的楚辞精神远矣。司马迁在《屈原贾生列传》中就评价道:

“屈原既死之后,楚有宋玉、唐勒、景差之徒者,皆好辞而以赋见称;然皆祖屈原之从容辞令,终莫敢直谏。其后楚日以削,数十年竟为秦所灭。”

意思就是屈原之后的辞赋家,都只是继承了屈原的辞令,却不敢直谏,而一味地粉饰太平,楚国也因此灭亡。

毛主席在诗中推崇屈原的战斗精神,“手中握有杀人刀”“一跃冲向万里涛”二句一改人们印象中作为忧郁文人的屈原形象,刻画出了一个作为战士的屈原,极有感染力。“抱石自沉”的悲怆无奈,在毛主席笔下转而成为冲天一跃的慷慨壮烈,与万里波涛一样崇高,精神亦如江水滔滔不绝,虽死犹生。

正如鲁迅评价写出“精卫衔微木,将以填沧海;刑天舞干戚,猛志固常在”的陶渊明,除了“悠然见南山”,也有“金刚怒目”的一面,“并非整天整夜的飘飘然”;再如作为书法家、公文家的东汉蔡邕,在《述行赋》中也写出了“穷变巧于台榭兮,民露处而寝湿;消嘉谷于禽兽兮,下糠粃而无粒”这样堪比“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批判性词句,“才明白他并非单单的老学究,也是一个有血性的人”(《题未定草六》)。

发现和推举古代文士作为战士的一面,不认同“在沉默中灭亡”的贾谊式的逆来顺受、忧郁而终,推举“在沉默中爆发”的屈原式的不懈抗争、战斗到底;歌颂仁人志士为国为民而忧愤,而不是为一己得失惶恐涕零,这也是毛主席和鲁迅心意相通的一点。

三、“欲与天公试比高”:毛主席诗词中的屈赋传统

联系到写《屈原》一诗的时间,1961年,三年自然灾害,苏联撤走专家,印度开始军事挑衅,内外形势雪上加霜,极为严峻,更需要顶住压力,不畏强权,勇于斗争,那么,毛主席在《屈原》中流露的政治情感就不难理解。也是在1961年,毛主席为纪念鲁迅八十寿辰写了两首诗,歌颂鲁迅“刀光剑影任翔旋”的永不妥协的斗争性,和“忧忡为国痛断肠”的深沉的人民情怀。同时期的其他诗词如《和郭沫若同志》《卜算子·咏梅》《冬云》等诗词中,有“今日欢呼孙大圣,只缘妖雾又重来”“已是悬崖百丈冰,犹有花枝俏”“独有英雄驱虎豹,更无豪杰怕熊罴”等词句,亦充满坚强不屈、藐视强敌、敢于斗争的英雄主义情怀。

毛主席诗词浪漫雄奇,有不少楚辞的影子,而更有革命者的昂扬,是战斗的浪漫主义。“欲与天公试比高”让人联想到《离骚》中“吾令帝阍开关兮”的叩问天穹,而更具气魄;“可上九天揽月,可下五洋捉鳖”让人想到屈赋中上天入地的寻访探索,而更为豪迈自信;《贺新郎·读史》对“三皇五帝神圣事”的不以为然,可比屈原《天问》中对上古神仙圣人事迹的质疑。

现实世界与神话世界交融,是楚辞的一大特点。毛主席诗词中不乏对神话人物和传说的化用。“不周山下红旗乱”“寂寞嫦娥舒广袖”“吴刚捧出桂花酒”“牛郎欲问瘟神事”“鲲鹏展翅,九万里,翻动扶摇羊角”,都亦虚亦实,极有表现力。面对富有神话色彩的昆仑山,诗人突发奇想:“安得倚天抽宝剑,把汝裁为三截”;地球的周行不滞,宇宙的浩瀚无穷,则化为“坐地日行八万里,巡天遥看一千河”这样光华灿烂的诗意表达。其想象之宏伟奇特,有李白、李贺等诗人的影响,但溯其源流,亦是《庄子》、楚辞开启的浪漫风格。

在《答友人》中,诗人赠答同乡好友,则尽取湖南本地的神话典故,“帝子乘风下翠微”“斑竹一枝千滴泪”等句,明显有《九歌》的影子,让人想到《湘夫人》中“帝子降兮北渚,目眇眇兮愁予”,想到《湘君》中“望夫君兮未来,吹参差兮谁思”等画面。屈原这位“同乡”,带给湖湘大地走出来的诗人毛泽东多少灵感和热情;而革命者的毛泽东,又更推陈出新,以革命叙事入于传统文化形式,熔铸成革命浪漫主义的新文艺,将积极奋发的战斗精神推到极致。

爱国而不愚忠,为民不计私利,抗争而不妥协,死节而不苟活,这就是毛主席笔下的屈原。一生为国为民战斗不息的毛主席,一辈子勇于挑战、上下求索的彻底的革命者,在屈原的辞章和身影中,亦看到了战士的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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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寒江雪 更新时间:2021-06-13 关键字:散文杂文  杜鹃花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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