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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根先:走进大师的内心世界——陈鼓应先生印象记

时间:2019-06-18 00:06:27   来源:红色文化网   作者:全根先    点击:

走进大师的内心世界

——陈鼓应先生印象记

全根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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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谈到必然与偶然时,哲学家似乎更偏爱必然,有人甚至认为人生只有必然,没有偶然。18世纪法国启蒙思想家霍尔巴赫说:“一切现象都是必然的;自然界的每一件事物,都是处在某些境况之中,并且依照着一定的特性活动的,决不能以任何别的方式来活动。”20世纪最伟大的科学家、思想家爱因斯坦说:“没有侥幸这会事,最偶然的意外,似乎也都有必然性的。”就连中国古代的皇帝——宋太宗赵光(匡)义都留下了这样的诗句:“会有逢时不偶然”。

然而,我的人生体验中,偶然性还是存在的,总有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总有意想不到的人物出现,将你带进意想不到的人生境界。

当然,哲学家可能会说,这里还是必然性在起作用。如果这样,那可能就是千百年来人们长期思考和研究的命运了。

我与陈鼓应先生的相识和交往,就是让我感到有点意外的事情。

2016年10月,我通过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副院长、教育部“长江学者”梁涛教授,联系上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著名哲学史家余敦康教授的学生寇方墀老师,我们打算对余先生进行口述史采访。几天后,寇老师说,陈鼓应先生你们是否愿意见一下?我听说以后,当然是喜出望外!11月7日,我与几位同事,约上寇老师,一起到位于北京大学中关新园的陈先生家里拜访,从此开始了我与陈先生的交往,成了“忘年交”。

我对陈先生的仰慕和认识,可以追溯至20世纪80年代。那时,我在南京大学历史系读研究生,我的专业是先秦思想史,陈先生的《老子今注今译》《庄子今注今译》等,都是我的案头读物。陈先生的注译深入浅出,时有思想火花迸发,

使我获益良多。

不过,我对陈先生的深入了解,却是与他认识以后。就在我们去他家拜访后的第二天晚上,我接到了陈先生打来的电话。电话中,我们除了讨论准备口述史访谈的事情,还交流国内外时事和一些学术问题的看法。这样的电话交流,让我感到很亲切,没有年龄或身份上的隔阂。正因为如此,2017年元旦临近时,我像往常一样打算召集一些老朋友聚一下,就想到是否把陈先生邀请来?一天晚上,我拨通了陈先生的电话,跟他说起这个事,没想到,他非常爽快地答应了,还问我是否可以带上他的一位助手和学生。这当然没有问题。

1日2日中午,我和内人提前来到预订的魏公村眉州东坡酒楼,等候邀请的客人。没想到,陈先生和他的助手、学生是第一拨到的客人,我们又有较多的时间交谈。席间,陈先生非常健谈,大家都非常喜欢他。

通过多次的个别交往和口述史采访,我对陈先生的了解逐渐深入,他在我心中的形象也变得日渐丰满。

陈先生的家乡是福建长汀。长汀旧称汀州,位于福建西部、武夷山南麓,自古为闽、粤、赣三省边陲要冲,被誉为“福建省西大门”。长汀还是客家人聚居的第一座府治城市,有客家人首府之称。那里还有一条江,即汀江,流域森林茂密、河水清澈,环境优美。听陈先生说,孙中山的祖先从明代起,有四代住在他们那个乡下,是长汀河田乡人,孙中山也是客家人。陈先生还跟我说起家乡的名人,如杨成武将军,我还看到过他俩的合影。

陈先生的名字鼓应,也有故事。他的母亲在厦门鼓浪屿怀的他,“鼓”就源自鼓浪屿,“应”则是家中字辈。陈先生出生于漳州,漳州是他父亲做生意的地方,后来随家人回到长汀。陈先生出生于1935年,那时候国共两党在福建交战,国民党对中央红军进行围剿,长汀是苏区的经济中心。陈家属于小地主,是红军斗争的对象,他的父亲又参加了国民党,所以直到红军撤离,开始长征,他们才回到长汀老家。他有记忆,也是从长汀开始。

陈先生的母亲是他父亲的续弦。他大妈过世以后,父亲娶的他母亲。他的同父异兄弟姐妹有四个(有一个领养的),他母亲生的他和他妹妹。小的时候,尽管家庭是小地主,比起普通人家来家境要好些,但是,一到荒年,吃饭也是个问题。他说,那时候,他母亲脸孔总会很忧虑。因为整个村子都姓陈,有的远亲或近亲到他家来,他母亲会给他们做饭吃,而他们自己,早上只能吃番薯,中午吃芋头,晚上才有干饭吃。

小时候的乡下生活,对陈先生来说,回忆起来特别美好。在乡下,经常有一些节日活动,特别热闹。春节自不必说,如元宵节、清明节、端午节、鬼节、中秋节、重阳节,都会有很多的活动,有许多好吃、好玩的东西。天气暖和的时候,小孩子会到河里捉鱼。鬼节时候,他们都会到陈家祠堂,村民们都会聚集到这个地方,纪念自己的祖先。对家乡的美好回忆,使陈先生走到哪里,都有一种乡愁情结。无论是在台湾还是美国,他一直想,这一生一定要回到小时候的地方去看看。这个意念一直非常强烈。

另外,小的时候,日本飞机经常到他的家乡轰炸,他印象非常深刻。他家尽管是在乡下,已经是比较偏远的地方,日本飞机还是来轰炸。日本飞机从台湾起飞,到福建各地轰炸。陈先生说,第一次警报响,接着是紧急警报,紧急警报响了以后,他妈妈就是一副慌张的脸孔,就“哗”地把他拉出去,逃到一个叫南寨坝的地方,那是河边的一片柿子林,到那里躲起来。等到警报解除,日本飞机走了,他们回去,看到房子在烧,很多尸体,有的还挂在电线杆上,一片战乱景象。这样的记忆,使陈先生有着强烈、深厚的民族意识。他说,1972年到美国,他看到在放南京大屠杀的电影,日本侵略者杀了30万人,用卡车一车车地拉尸体,感到特别震撼!

陈先生是1949年随家人来到台湾的,从汕头来到高雄。到台湾,主要是因为他父亲到这里担任木材公司经理,当时是台湾比较大的一家木材公司,与政治无关。这次到台湾来,是他第一次见到大海,正有《庄子》所说“望洋兴叹”的感觉。当时,陈先生已经到上初中的年龄。初来窄到,语言不通。开始是在集集中学,他的同班同学都是台湾人,只有他一人是外省人,但是,很快他就与他们成了朋友。

说起来可能有人不信,陈先生在初中、高中甚至刚上大学时,学习成绩并不出类拔萃。原因很简单,就是他从小喜欢打篮球,占用了很多学习时间。有一次上体育课,他正在投篮,一个同学过来,对他说:“喂、喂、喂,陈鼓应,你是不是双手?”他说:“是”。这位同学就跑过去告诉体育老师,说:“老师,老师,陈鼓应是双手。”老师就过来,让他带球上篮。一看他的动作,老师就选他进入校队。其实,那位同学问他是不是“双手”,意思是不是“选手”。初中、高中阶段,陈先生都是校篮球队的。他的高中是在台北二中。1954年,陈先生考入台湾师大,上的是史地系,虽然不是校篮球队的,但是,一直喜欢打篮球,没有好好上过一堂课,每学期都要补考。陈先生说,那时候真荒唐,只觉得念历史好像翻日历一样,没有多大兴趣。这样,本应该上大学三年级的他,以高中文凭重新参加高考,进入台湾大学中文系,以后转入哲学系,从此一生与哲学结下了不懈之缘。

陈先生说,在台湾师大史地系时,他有一个感受,读中国近现代历史,看到好多政治上叱咤风云的人物,看他起高楼,又看他楼塌了。因此,他觉得政治人物的生命是很短暂的。历史上的皇帝也是一样,历代皇帝,背过都忘记了,只有几个大思想家、文化人物,给人印象深刻。所以,他对政治人物从来不羡慕、不崇拜。蒋经国当台湾行政院长的时候,曾经找他去谈了两个钟头。陈先生没有见过蒋介石。但是,他的印象是,蒋介石真的是历史上最后一个军阀。他比军阀还威风,经常故作神秘,你认为他从这个地方出来,他一下子从那个地方出来,穿一身军装,还戴着白手套。他有一个朋友叫周弘,父亲周一伟,当时是台湾海关署署长。有一次,周弘对他说:“我看到蒋介石的照片,他很威风!”陈先生说:“这个神经病”!

说到这里,有一个小故事。余英时先生是当代著名学者,他的《士与中国文化》,我多年前就读过。一次,余先生听说蒋经国要接见他,他正在花莲,刚好台风来了,道路不通,他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似的,最后是警察用摩托车带他赶到台北。

陈先生进入台大哲学系学习,这一决定改变了他一生的命运,从此跌荡起伏,从此波澜壮阔。在台大哲学系,一开始他读的是西方哲学,传统哲学都是形上学,读不进去,读完以后好,感觉跟自己的生命没有沟通,都是一些外在的知识,那东西融不到自己的生命里去。然而,一转到尼采,就读进去了,而且全身的细胞似乎都跃动起来。

对陈先生影响最大的老师,一位是方东美先生,一位是殷海光先生。他们的影响是不同的。方东美先生是安徽桐城人,毕业于金陵大学哲学系,后来又赴美国威斯康星大学攻读硕士,回国后到中央大学(南京大学前身)当教授,以后到台湾大学。方先生不苟言笑,书读得很多,学生们都非常崇敬他,同时对他又有点威惧。用陈先生的话说,就是学生经常被他的学问压住,有的被压垮了,在他面前不敢说话。陈先生是经常去找他的学生之一,有时他跟高年级同学一起去。到方先生家,方先生经常开始不太搭话,可是说着说着,他的话闸子就开了,一谈就是两三个钟头。方先生给学生的感觉是有一股学术的尊严,陈先生的毕业论文就是方先生指导的。

不过,对陈先生影响更大的老师,却是殷海光先生。陈先生说,当时台大有很多老师来自北大,殷先生来自西南联大。台大有点像过去的北大,且继承了北大的校风——自由。师生之间,同学之间,下课以后,他们可以天南地北地谈,特别是夜晚,在校园内徘徊、谈天,很有一点像《庄子》中描写的“鹏程万里”的那种景象,心中有一股冲劲。殷先生经常跟他们讲学术的尊严与独立。聊天的时候,殷先生讲到北洋军阀对知识分子——师爷都是要尊重几分,他觉得蒋□石连军阀都不如。殷先生还讲,西南联大时候,在一个大讲堂里面,打着煤油灯,闻一多抽着烟斗,开始讲《九歌》。陈先生说,后来他读《嵇康集》,尤其欣赏嵇康的性格与风度——嵇康将行刑,还弹奏《广陵散》!

殷海光先生是台湾自由主义思想的最具代表性的人物之一。在台大校园里,殷先生宣传自由主义,台湾当局非常注意他的言行。殷先生是雷震创办的《自由中国》主笔,有几篇文章影响很大,如他讲国民党企图反攻大陆的盖然率等,台湾当局非常忌恨。后来,殷先生被台大解聘,不能讲课了,陈先生也被当作“殷党”,在中国文化大学的教职也被撤掉,同时被解聘的还有殷先生的其他几位学生。陈先生说,殷先生被解聘,主要是因为他批评时政。后来李敖任主编的《文星》、所谓《文星》事件,其实是有些人特意想把殷先生拖进去,他本人没有写什么文章。当时,李敖的文章给殷先生看,殷先生改过;陈先生的文章《失落的自我》等,殷先生也改过,但是,殷先生没有鼓励他们批评现实,他不做这样的事情。

顺便说一句,李敖也是陈先生的同学。陈先生还讲过一个小故事:大学时,李敖因经济拮据,想从银行贷点钱,没有可以抵押的东西,结果陈先生刚买的房子,他的房本李敖借去了,才解决了问题。所以,李敖在一本书中提到,陈鼓应这个人还比较讲义气。不过,他俩在学术观点上是不一致的,所谓“道不同不相为谋”。

本来,1963年陈先生从台大哲学研究所毕业后,到中国文化大学任教,可以过上比较舒适的日子。不料,1966年暑假,台湾当局开始清算“殷党”,陈先生在文化大学的教职被撤,这对于成家不久、孩子尚幼的陈家来说,无疑是雪上加霜。于是,陈先生只好东奔西走地兼点课,聊以度日。第二年夏天,台大哲学系准备聘请陈先生为讲师,院方已经同意,然而,因为他的名字已经进了校方“安全室”列入的“黑名单”,最后遭到拒绝。

正当陈先生处境艰难时,老朋友金耀基介绍他去见著名出版家、商务印书馆总经理王云五老先生。王云五先生邀请陈先生参加他组织的古籍整理计划,并预支给他一笔当时来说不菲的稿费。这样,他不仅解决了一家的生计问题,而且从此与道家文化,与《老子》《庄子》紧密联系在一起。我在研究生时候读的《老子今注今译》《庄子今注今译》,就是他那些年整理、撰写而成。这是我以前所不知的。

虽然陈先生做的是古籍整理工作,但是,他对社会现实的批判精神就是在这些古籍的整理中也能看得出来。陈先生说,有一次,老朋友王晓波读了他的《老子注译及评介》,对他说:“鼓应,你怎么把老子写成党外人士!”还有一次,有一位资深教授见到他,对他说:“你是不是借为《庄子》做注释,以表达你对蒋介石独裁政权的不满?”可见,陈先生虽身为学者,却始终关注现实,嫉恶如仇。

1970年8月,美国政府单方面于驻日本使馆声称:“钓鱼列岛是琉球群岛的一部分”,准备在一年之后将其与冲绳一并归还日本。9月,日本外相爱知揆一声称:“尖阁群岛(即钓鱼列岛)属于日本,日本政府不准备同任何政府讨论其领有权问题。”这是对中国领土主权的公然侵犯,激起了全体中国人民的极大义愤,形成了一场以海外台湾留学生为主的声势浩大的保卫钓鱼岛运动。11月17日,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台湾留学生率先组织“保卫钓鱼台行动委员会”,表示“反对美日私相受授”,“外抗强权,内争主权”。运动很快传到香港、台湾。1972年12月4日,台大大学论坛社举办民族主义座谈会,陈先生在会上发表演说,反对帝国主义,支持保钓运动。没想到,陈先生的言论被台湾当局视为踩了“红线”。1973年2月17日,元宵节晚上,台湾警备总司令部派人前来传讯陈先生,一下子来了十多个治安人员,以“叛乱嫌疑”罪名,进入陈先生家中搜查。陈先生被被警备总司令部保安处带走,拘留了一天,同时被抓的还有十多名师生。数年之后,陈先生才明白,这是当局预先策划好的一幕捉放闹剧,意在对他施加压力。

暑假过后,台湾当局又勒令台大不得续聘陈鼓应,哲学研究所停止招生一年。陈先生因公开支持“保钓”运动,被禁止出境,并密令任何学校不得聘他任教,不得请他作学术演讲,将他下放到政治大学国际关系研究中心。话说回来,这个中心由于收藏了大量大陆出版书刊,正好使陈先生有机会阅读大陆学者的文史哲著作,他的学术研究逐渐转到中国古代哲学方面。那些书籍,还经过伪装,书名或作者用的是台湾警察不会引起怀疑的名字。

1973年到1979年,陈先生经常是白天闭门读书,晚上出去参加一些文化活动和做人权工作。1976年,他在《夏潮》杂志用不同的笔名,写过三十多篇时论性文章。他与陈映真、王晓波都是《夏潮》的主要作者。这本代表台湾知识分子在20世纪70年代反帝民族主义思潮的刊物,于1979年1月23日被时任台北市市长的李登辉下令停刊。

1978年冬,陈先生参加“中央民意代表”选举,起草了《告中国国民党宣言书》,在社会上引起很大的震动。12月21日,他被开除国民党党籍。不过,他仍是党外民主运动中的重要一员,他与台中的黄顺兴、高雄的余登发被视为党外“统派”人物。余登发于1979年春节前被捕,陈先生和许信良、张俊宏、施明德等也受到严密监视,随时有被抓的危险。

数年以后,在一个晚会上,陈先生遇到《中国时报》创办人、年逾八旬的余纪忠先生。余先生握着他的手说:“鼓应呀,我告诉你当年的一个秘密,1979年美台断交后,有一次我在中央党部秘书长张宝树房间聊天,蒋经国忽然进来,手里拿了一份报告,他望着我说:‘你看!陈鼓应对外国记者发表谈话,他竟然说,美国第七舰队要滚出台湾海峡!你看看,他怎么会讲这样的话!’我愕了一下,随即回说:‘是不是事实呢?也得查一下,查清楚!’鼓应,你那时候好危险哦!好危险哦!”前几天,陈先生还对我说,当时著名数学家、加州大学教授陈省身先生回到大陆,在大陆有个讲话录音,他的家中就有。台湾当局认为陈省身先生的讲话是替中共做宣传,如果这个录音带被搜出来,按照当时台湾法律,可能要判7年。

作为台湾民主运动的重要人物之一,陈先生曾数次被蒋经国召见。陈先生说,有一次,在松江路救国团的楼上,他与蒋经国见面。见面时,他对蒋经国说:好话你听了很多,我想不用我讲,我讲的话虽然不好听,但我讲真话。他说:元老重臣的这个政治应该改革。当时贪污腐败为很多人所诟病,老百姓最痛恨警察,知识分子最讨厌特务。像我住在景美,看到警察对街上卖菜的,走过去一脚,就把人家的两个箩筐菜篮子踢掉。还有特务,胡乱抓人,甚至连小孩子都不放过。他讲完以后,蒋经国大约讲了有20分钟。他说,蒋经国讲的话,他记得非常清楚的是,就是觉得败退到台湾,主要是由于国民党教育上的失败,没有搞好教育。通过与蒋经国的几次接触,可能对方也知道了他的底细。所以,陈先生觉得,后来蒋批准他出国、有几次没有被抓,或许跟他有点关系。

由于批判社会现实、参加民主运动,陈先生的学术生涯可能与绝大多数学者不同,虽然多有曲折坎坷,却始终达观前行。这一切,可能与他在台大学习经历有关。陈先生说,回忆起来,台大的生活像杜鹃花怒放一样,充满了青春气息。大学时候研究洛克的《人类理解力》,说实话,不懂,然而洛克政治上的基本观念,对他有一些影响。后来,我读尼采,尼采对西方一千多年来的文化传统的批评精神,跟他的那种生命感,对他的思想启蒙起了比较大的作用。他一生的经历多有波折,但是,尼采的那种“酒神”精神,一直在他的内心深处推动着他往前走。这使他在任何困难面前,从来没有消极过,没有颓废过。

50年代中期到60年代,台湾政治形势异常严峻,知识分子会突然沦为“政治囚犯”,甚至连没什么知名度的人,也会因发言不慎而被人告发入狱。当时的知识界噤若寒蝉,被称为“哑巴的一代”。与此同时,基督教的信仰持续地在台大校园内外传播开来。当时,在陈先生他们这一代青年学生的心中,世界版图似乎只有两个——台湾和美国,因而流行着这样的口号——“来来来,来台大;去去去,去美国。”可以说,那时的台湾几乎沦为美国精神上的次殖民地。陈先生在接触到尼采以后,在尼采的影响下,开始阅读基督教原典《圣经》。尼采宣布“上帝死了”,提出“价值转换”与“价值重估”,直陈两千多年来西方基督教文化的实质与积弊。尼采的一句话瞬间点醒了他——“西方传统哲学注入了过多神学的血液”。于是,尼采的“酒神”精神给予了他一股内在强大的生命驱动力,使他得以冲破白色恐怖与冷战思维的围困与禁闭。

不久,他进入到萨特的存在主义。存在主义对西方文化的反思,引导他从不同的角度关照现实,从而对西方意识形态中的极端主义、教条主义与绝对主义进行深入的思考。这种深层的反思,又必然会触及到西方文化的根源——《圣经》。通过对《圣经》的研究,陈先生发现,基督教的创始人耶稣具有两面性:一面是“登山讲道”前的所谓“博爱”“宽容”,“有人打你的右脸,连左脸也转过来由他打”。一面是“登山讲道”后的破除家庭伦理,“不要称呼地上的人为父,因为只有一位是你们的父,就是天上的父”;就是面对自己的母亲,耶稣也冷漠地说道:“妇人,我与你有甚么相干?”英国哲学家罗素在《西方哲学史》中,强调不宽容和排他性是基督教继承自希伯来传统的显著特征。罗素还指出,“博爱”与“宽容”,早在基督以前五六百年,中国的老子和印度的佛陀就已用过这样的训喻,但是,实际上基督教徒并没有接受这样的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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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尼采转到庄子,这是陈先生学术路程的一条主线。这条主线,具体又是怎么发展的呢?一方面,可能是因为陈先生参加了王云五先生的古籍整理计划,开始注《老子》《庄子》;另一方面,可能是由于现实的触动,使他开始深入地思考知识分子的命运,春秋战国以来直至五四运动、现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历史命运。借着《老子》《庄子》,陈先生将对现实的关怀与自己的学术人生联系在一起。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心路历程呢?数千来来中国知识分子忧国忧民的人文传统。一个人,如果不能了解自己民族所曾经遭受的苦难和灾难,就不能理解这个民族的深层文化底蕴。个体生命也是如此。德国哲学家叔本华说:“一定的忧愁、痛苦或烦恼,对每个人都是时时必需的。一艘船如果没有压舱物,便不会稳定,不能朝着目的地一直前进。”陈先生的现实人生与学术人生,就是在这样矛盾的状态下并行演进,体现了老子“祸福相依”的人生哲理。

比较起来,《老子》与《庄子》,他更喜欢《庄子》。如果说,《老子》是救世之书,要在论治道,兼谈治身;那么,《庄子》则是以治身为本,重视生命的内涵,强调要保持内在精神状态的自得与自适。实际上,在中国古典哲学中,“精神”一词就首创于《庄子》。还有,《庄子》一书中,讲“真”的地方多达45次,“道之真以治身,其绪余以为国家”,突出了人性的真与美。《庄子》讲“情”的地方更多,“人情”“天情”“道情”,“人情”本于“天情”而源于“道情”。《庄子》讲“情”,开启了中国人性论史上绵延不绝、波澜壮阔的抒情传统。

庄子生活于战国中期诸侯纷争、战事频仍、政治黑暗、社会动荡、民不聊生的环境中,他对昏君乱相及趋炎附势之徒无比憎恶,而对苦难中的平民弱士则寄予了无限同情。在这样严酷的环境中,如何避免“中于机辟、死于罔罟”的悲剧命运,就成为知识分子思考和忧虑的核心问题。面对不幸的现实,庄子追求“逍遥游”的境界。然而,他表面看起来是悠然自适,内心却充满处世的忧虑感。庄子对社会现实的深刻批判,对知识分子在乱世中命运的无比同情,表明他对社会人生有着深切关怀。他要在权力的笼罩下保持人格的独立,保持无欲则刚的心灵和清醒的头脑,避免沦为君主、霸权者一个工具。庄子将人置于广漠的宇宙之中,以此来把握人的存在,使人的精神从现实中升华,以艺术的心灵、审美的目光来观照事物。陈先生以为,庄子是世界思想史上最深刻的抗议分子,是中国古代最具有自由性和民主性的哲学家。

或许,正是庄子对社会现实的批判精神与人生的达观态度,更让陈先生有一种找到“知音”的感觉吧。

1984年,陈先生回到大陆,受聘于北大哲学系。他回来的主要目的,是搜集五四时期人物思想研究的相关资料。其中,研究国际政治的赵宝煦教授是主要介绍人,当时的校长是丁石孙先生。当时,大陆学界对尼采多有曲解,于是,陈先生在北大讲尼采,带来一股清风。北大图书馆的人告诉他,自从他开了尼采的课以后,书架上尘封了三十多年的有关书籍一下子被借光了。他用了两年多的时间,先后完成了《尼采哲学的价值重估》和《尼采哲学与庄子哲学的比较研究》两篇论文。后来,他又将以这两篇论文为主,出版了《尼采新论》一书。那时,社会上掀起了一股“文化热”,学界无不热切地讨论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化问题,并广泛地介绍西方各种思潮,陈先生的著作在当时具有不可替代的时代意义。

有一件事,让陈先生终身难忘。1985年5月20日,他接到通知,说邓小平要接见他,想听听他的意见。在人民大会堂,他见到了邓小平。陈先生仍然保持着他平时的直言风格,讲当代知识分子的处境和学者待遇问题。听了他的话,邓小平很认真地说:“我们大陆坚持社会主义,不走资本主义的邪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不同的特点就是共同富裕,不搞两极分化。创造的财富,第一归国家,第二归人民,不会产生新的资产阶级。国家拿的这一部分,也是为了人民,搞点国防,更大部分是用来发展经济,发展教育和科学,改善人民生活,提高人民文化水平。”后来,他又见到不少党和国家领导人,受到很大的鼓舞。

1997年,台湾大学终于为陈鼓应平反,陈先生再次回到母校任教。退休后,他在台大哲学系及中国文化大学兼课;2003年起,他在高雄师范大学经学研究所主讲《道家思想研究》科目;2010年起,受聘为北京大学哲学系“人文讲座教授”。这些年来,陈先生在学术领域的成果异常丰硕,《陈鼓应著作集》20种正由中华书局陆续出版。多年来致力于道家文化研究,他提出的“中国哲学道家主干说”,其影响日益广泛。

然而,生活中的陈先生有时也不免有为难情绪。他主编的《道家文化研究》,至今已出版三十余期,作者多是专业领域的知名学者,如第三十期的作者中,除陈先生自己外,有汤一介、李学勤、杜维明、王中江、安乐哲等,但是,在出版经费问题上,他经常会遇到困难,因为出版社方面要求给予出版资助。数万元人民币,难倒一位德高望重的老学者。有时候,我听陈先生谈起这事,内心不无伤感。

陈先生是一个非常热情的人。每次我们采访结束,他都会提出,要请我们吃饭。当然,作为晚辈,我们是不会让老先生去结账的,不过,他有时会跑到服务台那边去。跟陈先生一起吃饭,还有一些在我看来有趣的事,就是点菜时,他喜欢跑到一些客人的餐桌前去观望一下,看人家点了什么菜,他参考一下。还有,他对于餐具也比较讲究,特别是每次就餐,喜欢要一点醋。这个醋,最好不要用底浅的碟子来装,要深一点的,可能是怕溅到身上。陈先生对饮食很有节制,他觉得吃得差不多了,即使有好吃的菜上桌,他也不会再吃。可能是这个原因,他身材保持得很好,身体状况也比一般同龄人要好。开饭前或者是饭后,他还会走动走动,上下楼动作非常轻盈。平时在北大校园,他经常骑自行车,去吃早点,经常是骑自行车。这应该算是北大校园的一道风景吧。

陈先生与他的夫人非常恩爱。记得我们第一次采访,访谈开始前,他对我们说,请等两分钟。当时,我也不知他要做什么。他进了卧室。原来,他是给在美国的老伴打个电话,告诉他采访要开始了。还有一次,他老伴来北京了。我们在采访当中,谈到一张照片中的人物,有一人陈先生记不清叫什么名字了,他就叫正在对面屋中练瑜伽的老伴出来:“珊珊,珊珊,你来一下!”他老伴就出来,和颜悦色地告诉我们,那个人是谁。现在想来,陈夫人其实很不容易,与陈先生风雨同舟,跟着遭受了很多磨难。

陈先生和夫人有一个儿子,一个女儿。他女儿我见过,在美国学的医学,嫁给了一个美国人,丈夫好像是开啤酒厂的。那年,他女儿一家来北京,我们还一起合影留念。

这些年来,虽然陈先生主要研究道家文化,但是,他并没有局限于道家文化领域,而是有更广阔的学术视野,探索人类文明的一切优秀思想成果。他说,“9·11事件”以后,整个世界更加动荡不安,就像司马迁所说“天下共苦,战斗不休”。战争与冲突的根源,多在于东西方文化上的差异。为此,我们应当站在“地球村”的视角来思考问题。中国的儒、墨、道、法各家,传承数千年而蕴涵着中国文化的内涵,各有其普世价值。这种普世价值,是指在人文的照耀下,老、孔、墨、庄的思想都散发出普世的情怀,即老子的“贵柔”及其宽容心态、孔子的“恕道”及其家庭伦理、墨子的“兼爱”与“非攻”思想,以及庄子的艺术人生与“齐物”精神。

中国人的核心观念是“德”与“孝”,“德”是“天人交通”的要素,“孝”则是侧重于面向祖宗的家庭伦理。这是华夏文明人文精神的历史基调。老子自天道论“德”和孔子自人道论“德”等,可以说,这股人文精神的暖流延续千百年而存蓄于每个中国人的思想深处,散见于中国每个家庭的日常生活中。孔子与老子都主张“孝慈”,儒家讲“百善孝为先”,老子讲“建道抱德,子孙以祭祀不辍”,进而说“以身观身,以家观家,以乡观乡,以邦观邦,以天下观天下。”虽然《管子·牧民》与《大学》里的逻辑推进有所不同,但是,其大方向还是修身、齐家。孔子“修己以安百姓”与老子“圣人常无心,以百姓心为心”的“民本”思想有相同之处。

陈先生说,我们要多读《庄子》,它能让人精神上自得自乐。《齐物论》中讲:“道行之而成,物谓之而然。恶乎然?然于然。恶乎不然?不然于不然。物固有所然,物固有所可。无物不然,无物不可。”最后,有八个字——“恢诡谲怪,道通为一”。用现代语言说,就是万物千差万别,人各有不同,各有特殊性,但是,主体之间不要相互排斥,要相互会通,在整体中相互宽容、和睦相处。我们一方面要保持精神的自得自适,另一方面,也要更宽大,像爬山一样,你爬得越高,看到的事物越来越小,这样会让你更轻快一些。

作为现代人,我们应该能从老庄之后找到人生旅程中不断向前的驱动力。

2019年6月16日北京西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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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寒江雪 更新时间:2019-06-18 00:06:27 关键字:纪实文学  杜鹃花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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