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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劳模陈芳芳口述史

时间:2017-12-11 01:34:40   来源:红色文化网   作者:陈芳芳    点击:

一生跟着共产党走

——陈芳芳口述史

 

口述:陈芳芳

采访:钱茂伟 赵敏

转录:王聪春

编纂:钱茂伟 赵敏

时间:2013年30日、2014年1月13日、1月17日

地点:陈芳芳寓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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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一:2013年11月在家中

一、长丰纱厂、甬江纱厂的工作(1948-1956)

我是1935年12月出生的。我的父亲是做会计的,妈妈是在家做家务。我们有六个兄弟姐妹,当时家庭生活比较困难。我的哥哥也是一名工人,我的阿姐原来是长丰纱厂的工人。我阿姐唱越剧很厉害,一心想要做越剧演员,跟著名越剧演员毛佩卿(1919—1986)学做越剧演员。我爸人很正派、传统,认为做人要清清白白,要去做工人,不让阿姐去唱越剧。这样,阿姐就到长丰纱厂做养成工(童工)。我阿姐人比较聪明,年底到了,我阿姐就被推荐为工人代表,就福利问题,出面和资本家进行斗争。因为这样,黄色工会就派人来将阿姐开除,把铺盖行李扔了出来,她当时住在开明街青年宿舍。

1946年9月至1947年9月,我在陈家祠堂的贸山小学读了一年书。我想家庭困难,家里没钱,下面还有三个弟弟妹妹。我和我妈讲,我去做工算了。我妈说,工作很辛苦,你去的话是不是吃得消?那时候做工要12小时,到礼拜六那天则要做15个小时,从晚上六点到第一天早上九点。我说,我会吃苦的,放心好了。

我阿姐叫陈慧娟,我叫陈慧瑛,如果我仍旧用原来名字去长丰纱厂工作,是不会被接受的。我妈帮我和阿姐改了名字,阿姐就叫陈莉莉,主要有技术在,名字改了就可以去别的工厂做工。我的名字也改了,叫陈芳芳。如此,两姐妹名字就不连在一起了。

我是1948年1月份参加工作的,当时13岁。进长丰纱厂做工时,我吸收了我阿姐的教训,不多说话,一门心思学技术。我技术学的非常好,经过三个月技术学习后,老板亲信领班那摩温要来考试,看你技术怎么样。30多名养成工考试,我考了第一名,所以我的工资最高。这样,难关也就一步步度过了。

1949年5月份,宁波解放了。我们厂原来在和义路,工人约三百人左右。老板朱淮官奸商一看解放军来了,知道不妙,就逃走了。逃走以后,厂就由军管代表接手,变成地方国营企业,改名甬江纱厂。6月,我们这些原来的工人,也通过考试重新录用了,成了地方国营甬江纱厂的职工。

军管会代表李彬和我们同吃同住,人人平等。这让我们打消了顾虑,知道原来国民党政府宣传的共产党如何坏,原来是骗人的鬼话。随着社会主义改造的完成,我从一个资本家厂里的童工,变成了一个国有工厂的工人,变成了“主人翁”。从此,我们是在为“我们”而非资本家工作,积极性自然高涨。领导对我们工人很好,伙食好了,周末能休息了。关键是,共产党的干部不打骂工人,反而很尊重关心我们。大家地位平等,领导和我们一起吃住;我们也可以批评领导,他们会虚心接受。大家都是为社会主义工作,没有自己的私人利益,大家很平等、很民主。国家推进工业化进程,我们产业工人的地位自然上升。我明显感觉到社会上羡慕工人的地位。工人是国家的主人,如果在法庭上同时出现,我们工人可以坐着,而资本家只能站着。“工人阶级的地位可高了。”

党组织利用业余时间为工人办夜校,我们听课,有了觉悟,有了理想,参加新中国建设的积极性一下子调动起来了。当时,我的工作热情十分高。我有一个朴素的想法:党拯救了我们,我们要为新中国多纺纱,多作贡献。于是,我刻苦钻研纺纱技术,成为浙江省和宁波纺纱系统的技术能手。1952年,我代表宁波赴青岛参加全国纺织工人先进工作法展示交流会,会议总结出了“郝建秀工作法”。回到厂里,我积极推广“郝建秀工作法”。这套工作法,讲究规律性、计划性、灵活性。这样,工作效率就天天提高了。当时,宁波各家纱厂里用得最多的是21支纱的纱锭,一个工人平均能管600支纱锭。用上这个工作法,每个人最多能看1000支纱锭,大大提高了劳动生产率,从12小时工作缩短到8小时工作,二班制改为三班制,使产品的数量和质量都有很大提高。

要纺出质量好的棉纱,光一个人怎么行呢。我不仅自己钻研技术,还帮助同小组的女工,提升她们的档车技术。通过签订姐妹合同、技术互助等形式,帮助技术低的同志,学习粗细纱包捲接头法。由是,大家同步前进,所在的细纱车间被评为模范车间,我则评为四级专业技术。每年每月,全面均衡地完成了国家计划。

1952年6月,在周根娣的介绍下,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

当时工作热情十分高涨,没有家庭观念,不回家里去。礼拜天到了,我是班组长,挨家挨户慰地问去。不让你做工作还难受,不是像现在这样,什么都和钱有关系。1953年,我就开始被评为宁波市劳模了。1954年8月,18岁的我当选浙江省人大代表。与我同时为省人大代表的人,多为各市时及各单位领导,由此我得以结识许多单位领导。当时规定,宁波市人大开会时,省人大代表要列席会议。由此,我得经常坐主席台。一个生得比较眉清目秀的18岁小姑娘坐在主席台,格外引人注目。

1955年12月,因周性娩、钱玲英的介绍,成为中国共产党预备党员。1956年3月转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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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一1953年初为劳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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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二:1954年参加省人大代表时与年纪最长的代表合影。

二、和丰纱厂的工作(1956—1961)

1956年1月,公私合营,地方国营甬江纱厂并给了和丰纱厂,成为和丰纱厂第一分厂,我们就变成了和丰纱厂的员工。10月,甬江纱厂设备并入和丰纱厂,撤消分厂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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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二1956在车间工作,这是记者拍的操作能手比较照片

那年4月,我第一次被评为全国先进生产者,生平第一次来到了北京。当时,我们就在怀仁堂后花园草坪上列长队站着,热切等待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到来。不一会,全园沸腾,掌声和欢呼声四起。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等领导人来到队列前,向我们挥手致意,然后与我们合影留念。开完表彰会回到宾馆,门外已经停了一排车,说是要接劳模们逛逛北京城。可是多数人都不肯上车,有人想抓紧时间留在宾馆里学习文件,有人因为惦着单位的活想早点回去。周总理早就料到这一点,特意派人过来劝大家。“总理说了,你们不但要会干活,还要会休息、会玩!”一句话,听得我心里暖暖的:“要是放在旧社会,就算做死,也不会得到这样的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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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8年4月,我被评为浙江省第一个五年计划劳动模范。5月14日的《宁波报》上,同为市人大代表的徐季子先生写了五首短歌,其中给我的一首诗称:“纺纱女工陈芳芳,心又灵来手又巧。一人看了千枚锭,先进指标步步升。年纪轻轻有志气,光荣称号永保牢。”

1959年,再度当选为全国先进生产者。那年11月5日,我收到了周总理的请帖,内容是:“定于一九五九年十一月五日(星期四)晚五时半在人民大会堂宴会厅举行宴会,敬请光临,周恩来。”当时我做梦也没有想到,像我这样普通的纺织女工,也能享受这样的崇高荣誉,真使我激动万分。晚上7点,劳模们在人民大会堂活动。我在楼上,听到大家有欢呼声。原来,是周总理来了,还邀请劳模代表一起跳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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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三:周总理的请柬

我连年评为劳模,母亲父亲最为自豪,不仅孝顺,照顾家中,而且工作中相当出色,经常要求其他姐妹向我学习。甚至我的外甥女们直接叫我“模范阿姨”。我手头的报纸剪裁,正是父亲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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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3年至1961年,每年每季度,从市里到省里到全国,都是一直保持领先地位的。因为我们的技术也要到全省去比,去比了以后,我都拿了第一名。原来做先进时,压力也很大,你假使不得第一名,马上给你扣上“骄傲自大”的帽子,就像我们现在的运动员比赛一样;同时,会有人对你的技术做测定,你的产品质量怎么样。原来评先进劳模,自己不要评,是群众一定要评你,这硬碰硬评,讲指标,讲实际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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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四:1959年全国劳模照

这张照片是宁波天胜照相馆摄影师特意拍的照片,曾在天胜长期展览。

和一般纺织工人不同的是,我非常重视学习。1959年6月至1962年7月,我在和丰纱厂的红专学校读书,一直读到初中毕业。夜里上班就下午读书,下午上班就夜里读书。1962年4月,参加市委党校学习二个月。1965年,又在市委党校学习二个月。人全都是靠逼出来的,靠实践锻炼的,写写讲讲,我的本事好一点。我的知识文化就靠这样学来的。我现在这个年纪,脑子思路清晰,没有糊里糊涂,正是不断学习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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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8年,单位在工人新村给我分了一间没有厨房28平方房子。我那个时候没有结婚,初不要。组织还是给我,我直1961年结婚才用上。

我是1961年结婚的,那时28岁(26周岁)。在那个时候算很晚了,像我们这样年龄的人早就结婚了。我一门心思工作,根本没有时间考虑找对象。尽管评劳动模范报纸一登,我经常在门卫收到一大堆来信,全是想和你找对象的,有官员,有解放军。我那个时候找对象,一定要找有文化有技术的工人。这样的想法,受共产党教育影响。当时,我们产业工人很吃香,排在第一位。我先生人是蛮聪明的,当时在汽车修理厂做技工,后做技术革新组组长。1956年,毛主席要求向工农兵开门读大学。他很要读书,赚了钱,单独租一间房,自学成才,考进清华大学,宁波只有他一个人。结果,考进以后,单位领导不同意。等他知道,省里录取已经结束了,这对他刺激也很大。他书要读,人也聪明,所以我们两个孩子也很乖,也有遗传性。

三、走上管理岗位(1961-1978)

1961年1月,脱产当技术员。那个时候当工人吃香,工资有57元,让我脱产当技术员,我开始还不要。

1964年5月,当生技科副科长。我在生技科,就是全厂的操作方面由我来负责,等于说负责先进工作等等。

1970年4月,我当细纱车间的主任。在纺织厂中,细纱车间是一个重要的车间。文化大革命时,有些懒汉一直要请病假,医生不给他们请假,他们一直来吵。我那个时候做车间主任,他们到我办公室里,在地上躺着,装抽筋。我一点不害怕,马上打电话给医务室,让医生来。医生脉搏一搭,是装的还是真的,对我一眨眼,我马上就心中有数了,才不会去怕他们。

1971年3月,成为细纱车间支部书记。

1973年5月,0.618优秀法在宁波和丰纱厂(当时改名东风纱厂)推广时,华罗庚老来了。我被安排陪同接待。接到这个任务,我心里那个紧张啊,只有初中文化的我怎么跟大数学家交流?初次见面在华侨饭店,华老由他女儿华顺陪同。当身边的人介绍我是全国劳模时,华老眼睛一亮,主动伸出了手:“不简单,不简单。”华老亲自来细纱车间,观看操作如何运用0.618优秀法等。更令我想不到的是,华老还和他女儿单独请我吃饭。华老平易近人,他像一个普通长辈一样和我拉起了家常,渐渐的我不紧张了。我说了一些厂里的做法,他给我提了些建议,饭后还主动提议照张相。下午,服务员送来了刚上市的桃子,那桃子还比较硬,华老亲自先递给我一个桃子:“小陈,你吃吧!”对于我们劳动模范别提有多尊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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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五:与华罗庚父女一起。

1973年6月,正当华罗庚来宁波,上面宣布我为和丰纱厂党委副书记、副厂长。

其实,文革时期,我也没有这么一帆风顺,事情多得很。1973年,还是批林批孔的时候,军管代表在。和丰纱厂造反派头头要让我去参加,我知道他的底细,坚决不肯参加。他说,你来参加我们的话,市里革委会副主任也给你做。我说不要,谁会相信他们。后来,我陪华罗庚的时候,领导找我谈话,市里局里找我谈话,叫我做党委副书记,我不要做。我说让他们造反派去做,我不要做。那他们说一定要我做,说我群众基础好等等。后来,我去陪华罗庚,他们就宣布了。我起先不同意。既然宣布了,我也只得服从组织分配。造反派将大字报贴出来,讲我骄傲,有海外关系。因为我姑丈原来在上海国民党军官学校当过军官,会说英语。我小时候只在阿姑结婚时见过,根本没搭界。抓你辫子,说我骄傲,因为评劳模他们没话好说才编的。硬碰硬,我也不去参加他们,不想和他们一丘之貉。军管代表一定要我做领导,不让他们当,其实他们也看得出来,群众心里有数。我人也很硬,两肩夹一头,怎么弄就怎么弄,不怕他们。后来在文化大革命时,回家路上绊了一跤,跛了,心情不舒畅。绊倒以后,这些人大做文章。我看病时,家住南大路,三轮车来接,要我一定要住在厂里医务室楼上,别住在家里了。我说,看病一定去看的,去就去,我不怕他们。人这个东西,只要你有原则,就不怕他们,你自己也干净,你如果不硬就不对了。知道我脚摔伤,说除非我参加造反派,不然就做夜工去。我情愿做日夜班,拐着脚也能做日夜班,怕你们什么,所以他们也没办法。

文化大革命中,我没有大的遭殃,主要是群众基础好;群众基础如果不好,早给他们打了。和丰纱厂造反派与甬江印刷厂老保派两派斗争,结果老保派失败, 领头人韩伟信的尸体放在我们和丰纱厂大会堂,那些人从车间来把他拖出去,让他跪着,打他,多厉害。那时候,甬江印刷厂,两派斗争,打伤以后,大卡车拖来我们医务室上面住着。哎呀,这个看过以后,胆子不大,吓也吓死了。我们都是过来人,所以像我们这样的人,是经得起考验的。跟党走,坚定不移,不是晃来晃去,东头吃东草,西头吃西草,性格生好了,就是衷心相信共产党。所以,有些人说共产党怎么怎么样,心里也很难过,但确实,现在有些人也确实不像样。现在中央这个政策,我们是非常拥护的,我们也是这么教育孩子,要两袖清风,要清清白白做人,走过来哪有那么顺利。

我过去做领导,文化水平不高,但记忆力很好。原来在和丰纱厂做党委副书记的时候,大会要去讲什么,我只要做一个提纲就可以了,一个提纲我可以讲很久。

四、浙东针织厂期间(1978—1981)

1978年3月,我任浙东针织厂党委书记。这对我来说,压力不小。浙东针织厂是一个职工1400多人,再加上分厂及销售人员,接近二千人,规模不小。我在和丰纱厂副厂长时,只要管一只角。现在担任第一把手,则要管一张桌面。这也是上面领导在培养我的能力。

6月,我当选浙江省委第六届省委委员。组织也非常关心我,马上派市房管局张凯华处长和另一名办事员小朱到我浙东针织厂来,两人讲,要去看看我的房子,我奇怪看我房子干嘛。看了以后,他们觉得不安全。当时,宁波首次造科技大楼,那时候条件好极了。张凯华和小朱讲了,让我先去选科技楼房子哪一层哪一间。那我觉得就低一点,二楼好了。他们说,你选好了,我们房子再分配。我也很感激,组织上这么关心我,所以我觉得我要更加努力。就这样选了二楼,从工人新村搬了过去。

1980年,当时组织部找我谈话,叫我到总工会去当副主席。我那时候不想去,我说我这个人个性直来直去,适合工厂,机关就不去了。机关里的人,肚子里面做文章,我不大习惯,也不想去。经委也支持我不去,他说我如果转出去,浙东针织厂工作也会受到影响。最后我没去,只答应做兼职任副主席。于是11月至1月,参加由国家经委、全国总工会主办的企业管理研究班第八期,学习了两个月。

我在浙东针织厂做党委书记的时候,群众与我的关系很好。我每天坚持“六进六出”,即早上六点上班,晚上六点下班,这样的好处是三班制工人都可以看到。我和她们很接近,能随时了解第一手情况,解决了她们的实际困难,所以工人对我印象很好。曾经我们浙东针织厂有一个外包工,十月国庆快到了,在外面做宣传画廊,庆祝国庆。突然,三脚架翻到了,压在他头上。结果送到二院时,眼睛瞳孔都放大了。当时是礼拜天,我在我妈妈住的地方,在南大路,解放路341号。他们来叫我:陈书记,陈书记,糟糕了,工人出事了。我马上就去。二院的院长周洪全,我们都是人民代表,大家都比较熟悉。我去了之后,马上找周院长,让周院长快点找外科张三希医生,让他开第一刀,他是工会主席,当时在休息。我说我们这个工人不好了,可以抢救的话尽量抢救。结果,周院长、张三希全部都来了。来了以后,一部分人将他头发全部剃掉。那天雨下得很大,五点钟开始一直动手术到晚上十一点钟。动好手术,晚上十二点钟我回到家里,雨下得非常大,总算将他性命救出来了。这次以后,浙东针织厂的工人激动了,说书记怎么这么好,意思是说,关心职工等。我自己想,我作为一个领导,应该是为群众服务的,一定要关心他们。有什么事情,我可以解决的就尽量将他们解决,如果解决不了,那也没有办法。我因为也是解放初的积极分子,跟人比较熟悉,人家也对我蛮好。等于说,我这小姑娘,人也不错,这也是靠牌子,牌子也靠人做出来。这样就出来以后,然后,再回到我们厂里做外包工,然后再给他补贴,成为我们厂里的正式工,印象非常好。我1978年调到浙东针织厂的,1979年他们一定要评我为“市级先进生产者”。在当时,厂级领导是不评的,这是我应该做的,但他们全厂员工,一定要评我。我到市里开会,市里领导问起我,怎么你做领导又是先进工作者。我说我也不要评,她们一定要评我怎么办,就这样影响蛮大的。

还有一个事例,我们生技科的技术科长,这个人蛮聪明的,技术也有,但是他身体不太好,要请假休息。厂里没有批准,他回到家里吞了一大堆安眠药片。正好恰逢礼拜天,他们来喊了,快点,快点,我们朱科长人不对劲了,就送去了第一医院。第一医院知道他是自己吞安眠药自杀,就不给他住病房,睡在走廊里。他们来叫我,我恰好住在南大路妈妈家,很近,就在隔壁。姜实宇做院长,我又熟悉的,因为参加社会活动。我马上把姜院长叫来,我跟他说这个人是我们技术科科长,是我们厂里的重要技术骨干,不是他自杀的,是他自己身体不好,多吃了两片安眠药片,快点帮我们住院吧。原来住院是很难住进去的,我这么和他说了以后,他总算是帮我们科长住进了病房。就这样,这条性命也就抢救回来了。他老婆也是技术员,自己处理事情没这么有能力,我一去,他们全都开心死了,说书记来了,可以帮我们把事情解决了。当时他还有两个儿子,当时正在读大学,也比较乖,生活也比较困难。我就和他们学校联系,意思是说他们大人这样的身体,学校里在经济上也能帮助一下这两个孩子。反正我考虑问题,帮助别人,总是从头考虑到脚,这样群众对我印象也很好。后来过了一年,又要评先进,我不想评,他们就说,市里不报上去了,厂里评一下。

我在厂里做党委书记也感觉到压力非常大。夜里听到救护车,或者救火车哗哗去了,心里总在想是不是厂里出了什么问题,就是责任性非常强。另一方面,我与厂里的干部职工关系也很好。我感到独木不成林,我对他们关心,他们挺听我的号召。我在浙东针织厂做党委书记,和工人也很融洽,所以后来要我去工会我也不想去。我觉得我在这里做也很不错,组织也十分关心我。

那个时候国内要内销转外销,原来没有外销产品,全部是内销。从我到浙东针织厂以后,和厂长他们一起商量,是否可做外销产品,产品创新,销售到世界各国。这时候,针织织花品种多样。省里领导出国,衣服全是我们这边做。那个时候,内销转外销,什么澳大利亚、美国,做出口产品,年产利润,从300万上升到1000万。那个时候,浙东针织厂评上先进,经委要奖励我们钱,我们个人不要,把钱用到厂里需要的地方。

工人也很关心我,那个时候,我们厂里两个煤气灶,一个发给科室,一直发给车间。结果,科室全体一定要将这个煤气灶给我,说我早上来这么早,晚上回去太晚,没时间做饭,一定要给我。我怎么也不要,他们一定要给我,你看看,工人对我这么关心?实在不好意思。是我先生好,我一直外面工作,他比我空一点,家里事情他都在负责。我们到一个地方就有创新,到一个地方有业绩,这是党培养、群体帮助的结果。所以,市里看好我,一级一级上去做领导。

我在浙东针织厂时另一个重要工作是选定了新厂长人选。前任厂长退下后,有二个副厂长,与我关系都很好,均想意做厂长。两人各有特点。我想了半天,决定将比较实的副厂长调到纺织局为科长,另一个比较活络的副厂长为厂长。当时纺织局书记不同意,认为此人太活。我说不怕,有纺织局领导支持,新厂长不会过分强势的,我能控制局面的。事实证明,这个选择是对的。做厂长以后,此人的积极性得到了调动。以后我想做外贸产品时,他也十分支持。

虽然我出身和丰纱厂,后来的感觉,则是与浙东针织厂的感情更深。

五、宁波市总工会期间(1982—1987)

1982年10月,省委下文件,叫我去当总工会主席,做总书记,我也只好去了。到1987年,副主席做了五年,正主席也做了五年。

我去总工会时,也遇到了问题。有些总工会干部年数做得久了,也有点老资格的样子,有妒忌心理,背后在讲我是从基层来做工会主席。我在支部大会上直接讲:现在,有的同志认为自己能力挺强的,做中层这一级,感到胃口不够大,有的人好像有议论。有意见的提出来,如果你们感觉有能力,担子还能挑,就去市里自己去说,要做什么。我现在做市总书记,我不会同意你们。如果在工厂里当领导,你们有胆量提出来,我当即讨论,就让你们挑担子去,基层最需要这样的人。不要小看基层,我们基层饭吃了这么多年,深有体会。基层最实际,面对现实,任何事情都要用面对现实去解决,不是用空话可以解决的。必须自己要吃苦带头,要解决问题,是群众真正信任你,才能发挥你的能力。人的威严哪里来,不是凶凶人的威严,是要靠做出来。你自己不好好做,威信永远没有。当面哄哄领导,背后人家早就在说闲话了。我这么狠狠说过以后,这些人就不敢再讲了。我不睬他们,我怕他们什么,我又不是自己想来做工会主席,是省里文件下来,我服从组织分配,我只有来了。我又没有走后门,没有向领导拍马屁,我怕什么。还有,我这个人性格这样,无论做哪个职务,我不会向领导求助去。要领导来帮我解决困难,我不会这么做。我心里想,能做这个工作,就能解决这个问题。事事都让领导来解决,要你什么用。你一直做传话筒吗?你要做“化工厂”,自己去化掉,怎样做好工作,调动积极性,这是你真本事。你一直向上汇报,流流眼泪,这种事情我不做。人家女同志比较会流眼泪,我从来不出。出什么眼泪,讲句实话,要么真受委屈,我一般不流泪,我就是靠这样去解决问题的。以前,参加两万五千里长征,参加革命工作,性命要牺牲。我们又不会没命,顶多吃点苦头,我这样想。人家革命,给我们过幸福生活,你还烦什么!所以,他们群众干部很多也是知道我的性格,直来直去,刀子嘴豆腐心。

总工会老同志很多,不像我们这样孩子少(两个子女),房子也不够。我专门向市里要来一笔钱,造房子,帮他们解决子女房子问题。这样,我也帮他们蛮多,他们也很感激我。我自己不要,原来有规定,像我这个级别的干部,有85多平方可以享受,我就问我的儿子,怎么样,如果要房子的话,我那个80多平方的房子不要了,弄间小房子,这个就给你住。我儿子很生气,他说妈,你就按规定办,我们年轻人自己奋斗去。那我就这样,江东科技大楼二层的房子分给工会里的人,而我就住在蔡家边80多平方的房子里,将科技楼住房上交,不拿两套房子。我们那个时候思想好,不要两套房子,孩子也不要,两个孩子也没想要占我的便宜,不会要我的房子。女儿当时很小,和我住在一起。儿子要结婚了,也不要我这个房子。等于说,后面8平方儿子做婚房,前面13平方让给我们。他说我自己去外面创业,不会依靠父母。

工会里主要依靠群众,为工人阶级谋福利。工人有什么困难,我们帮助他们解决。原来当工会主席,待遇没有落实,工会主席就不安心。第八届,我打了个报告,工会主席要享受厂副级待遇。比如说,和丰纱厂的工会主席要享受副级待遇,我去市里争取,争取来了。现在他们退休了,一年有4000块补贴。那些人说,多亏我给他们解决了这个问题。我说,这是应该的,调动他们积极性。工会主席有副级待遇,他们就会安心工作,这是我调动他们积极性的方法。第二个,我们讲实话,虚的不讲,房子问题。凡是工会老干部子女,房子我都帮他们解决了,总造了700平方,全部分配给他们。我的孩子没拿他们一套房子,对不啦?小孩子也争气,不要,我又不去开后门。我到侨办了,他们有几户人家没房子,我也帮他们解决了。我和上面协调,去争取。工会那个时候,像海员俱乐部,事业单位要造房子,全部去争取。原来西河街工会这房子,全部是我们省总争取来的,钱叫他们拿出一点,给他们改善办公条件。等他们可以办公了,我已经调出总工会到侨办了。那时,条件多差啦,我就这样去协调,因为上面对我印象挺好的,主要是看我工作肯做、尽力。所以,我去讲,他们蛮听的,比如工人俱乐部,也帮他们争取来。市里疗养院,为他们谋了很多福利,还有业余大学等。我来的时候总算是对他们尽心尽力,总归是解决他们切身利益的事情,他们有什么困难,我总帮他们解决。全市职工、各县区职工平时有困难,总也尽力为他们解决。总之,对他们的事情,十分关心,小事情让他们自己去解决。有的职工困难,补助什么。本来工会就是做政治思想教育工作,关心职工疾苦,能调动职工积极性,开展劳动竞争,对先进劳动模范要关心。比如说,他们技术革新,全部要对他们关心,奖励什么的,这种工作多了。

后来总工会一届做完,已经五十多岁,我觉得五十多岁也差不多了,人身体也不行了,以前都是实打实的干,没有像现在休息日那么多。我们那个时候一礼拜休息一天,又没有车子,只靠两只脚走。我说算了算了。现在都是利益关系,升一级多少钱。我们那个时候,乌纱帽当草帽,无所谓的。只知道共产党对我们的培养关心,我有这么一天,为党做点贡献,为群众办事情,感到很有乐趣。所以说,我要退下来。那个时候,组织上不给我退,他说,对我退下来没有意见,但这个工会主席谁来当,问我的意见,我就推荐了谁谁谁。组织上也蛮听我的建议,叫他来做,就把我调到了侨办去了。

六、宁波市侨办期间(1987—1991)

我在1987年5月调到了侨办,做侨办主任、党组书记,一直做到1991年8月退休。

我没有做过外事工作,要重新学起来。那时候市长耿典华找我谈话,你做这个工作去好吗?我说我是没有做过这个工作的,我去做做看,做得好的话做下去,做得不好的话,会和你说,你派别人来。那他就说好的。这样就在侨办做侨办主任、党组书记。

侨办的主要任务是全世界各国的华侨华人服务。为那些在国外,特别是香港宁波帮侨胞们服务。就是要联络联谊,经常要关心他们,有什么事情,到我们宁波来。比如来投资,来办学啦。宁波大学,就是包玉刚资助的。1990年我们搞一个大活动时,我将他们都请来。宁波大学刚开办时候,我在上面坐着,包玉刚还有其他人都在,李惠利医院。那个时候全部是我发动他们弄起来,来捐资,还有些是老年乐园,他们都很相信我。为侨胞服务,使他们了解我们政策。另一个方面,过去他们赚钱不易,怎么会投入教育事业,人有知识就不同了。这样的事情多了,只要对你的领导相信,他们就会来投资。

1991年57岁(周岁55),我和当时的组织部副部长说,我的年龄到了,怎么不来谈话。他说你年龄到了,看不出来。年纪到了你们也不知道,谈话不来谈。个别市里领导也说,再发挥一下余热,去那里做做。我说不用的,我做就是做,不做了就不做。我四十三年做的够多了,我的两个孩子是这样说的:“妈,你已经从13岁做到现在57岁,够了,不用做了。现在子女已经接上来了,你就好好休息,享共产党的福,钞票不够用我们也会给你用。”我说钱够用了,共产党给我们这样的二保,退休金足够用了,还加医保,还想什么

七、管理工作心得

我如果有一些成就,这主要还是靠党对我们从小的培养。反过来说,我们自己也努力。自己不努力,哪有这么一天。我做书记的时候,三块六角的奖金也要扣掉(做脱产干部,奖金就没有),但我们也没有意见。运气好,现在正好在机关退休,拿着机关单位的退休工资。随便什么东西,有得有失。你自己努力了就会有结果,不努力就没有结果。

我做官做的不错的,主要因为我业务熟悉,拿得起。你自己有本事,你去领导大家,大家服服帖帖的。现在也是这样的,有领导水平去领导其他人,人家服服帖帖。我就是这样提上来做。1973年,浙江省召开推广应用优选法经验交流大会,我也去参加会议。本来没准备要我发言,到了那边突然说要我发发言,害得我夜里一直睡不着。我发言发了十分钟,没有稿子的。华罗庚问0.618优秀法时,我将0.618结合我厂先进操作,使产品质量大为提高。这样,当时参加会议的人,听了以后,感觉印象蛮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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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人也好,领导也好,对我蛮信任的。为什么呢,我人喜欢讲,不对的地方就要讲出来,工作责任心很强。他们知道我的个性,他们讲我讲话像是铁嘴巴一样很硬。我自己也会做,怕什么。所以,工人对我影响也蛮好的,在操作、工作方面蛮怕我的。因为我熟悉这个,担心做的不对的地方给我看出来。那我也经常帮助他们,应该怎样操作等等。我原来做工人的时候是模范小组、模范车间。讲句难听点的,自己做领头羊,不这样的话,哪里来每年给你评上先进,这么好评啊!不单是模范,全国青年积极分子等,哪一样不在内,先进帽子很多。当时评先进与钱没关系,只有一张纸,一朵鲜花,一根红皮带。不像现在这样,什么都和钱有关。

我们原来那个时候,组织上表示关心,自己也没有去要求过,也不会去想这个。1989年我从北京参加侨务工作会议回来,宁波市委叶承垣书记亲自到我们侨办来听取汇报。当时,我们侨办的办公室条件十分简陋,在北大院的楼梯下,一个正主任、二个副主任,共用一间几平方的办公室。书记一点没有架子,这让我十分感动。对共产党很信仰,党这样培养我们,我们应该为群众好好服务。怎样关心群众、体贴群众,帮助他们提高技术,有什么困难帮助他们解决,群众也会信任你,别的想法没有。朴素的阶级感情,对党无限忠诚,没有个人利益考虑。原来组织上有调动,到什么地方去,无条件服从。我当时在和丰纱厂工作时,一个电话来了,你要调到浙东针织厂做党委书记。我没有什么话的,马上就去了,没有回家里休息。现在,社会风气是原来好,现在这个风气,我们也不太习惯,其实做人还是像原来舒服,宁愿钱少一点,人没有这么勾心斗角。所以说现在十八届三中全会这么的在抓,也非常得人心,我们也很拥护。中央领导压力也很大,再不抓来不及了。

我做干部时,胆子也大的。到一个地方去就要创新,去深入下面。上头有做的不对的地方,我直话直说;下面有不对的地方,我也会讲。不说,我会难过死的。因为没有考虑后顾之忧,所以容易展开。原来在浙东针织厂做党委书记的时候,我就说,你们以后要开后门塞人的时候,我硬碰硬,不会让你们塞的。做工会主席的时候,我也这么说,他们咪咪笑笑。我去做了,他们确实没有塞人进来。原先我就讲清楚了,自己也不会开后门、塞人。

八、退休之后的生活(1991年—至今)

退休了以后,市里各领导也十分关心,他们问我要到什么地方去发挥余热,我说我不去。以前我在浙东针织厂时,有个工人,人挺聪明的,思想不太好,总是和我说,他母亲来找我,书记来教育教育我们儿子,工作给他调一调。那我也蛮关心的。现在改革开放了,这些小伙子很聪明,做香港老板的代工,有些经商。知道我退休了,老是来叫我,说陈书记你来我们办公室坐坐,听听电话好了。实际上,想要我拉拉关系,我说我不会去。我心里想,我吃吃用用够了,小孩子也不需要,再说两个孩子也很乖,我已经退休,为了赚点钱,再去卖面孔什么的,这种颠三倒四的事情我不要做。为什么呢?社会上的事,我看得多了,有的人事情不做,去拿点钱,舆论也不好听。我认为,工作上因水平问题而有缺点,被人家议论没办法。为了一点钱,被人家议论不值得。我自尊心也很强,我不要去做这样的事。

我的性格比较男派,既有母亲的热心,也有父亲的关心国家大事、注重保养。退休以后,我在社区做做工作,做做业主会副主任。做了一届,我也不做了。现在也就义务为他们做点事,楼道里做和谐促进员。他们一定要给我点事做,我也就做做。再一个,我儿子出国了,那时候出国靠的不是大人,是他们自己的本事,他们就推荐我就做海曙区出国留学生家属联谊会会长,我也做了几年,也做得很好。我个人先进评了很多,本本很多,有20多本。退休以后,各种各样的先进评上蛮多的,小零小碎的奖品也蛮多的,但都是义务的,不用一分钱。而我现在,年龄也大了,可以推掉的职务也基本推掉了,联谊会会长也给别人当了。我的孩子也很开心,他说我这样做好。

我对孩子的教育就是,我们自己要起表率作用。我对他们提出三点要求,第一条,小孩子一定要事业有成,自己一定要刻苦钻研,要好好学习,有知识,有文化,有技能,不会没有工作。第二条,家庭一定要和睦,很要紧。第三条,后代要培养好,父母起表率作用。人最要紧的就是,第一要道德好,第二就是自己要勤奋,刻苦学习,等将来有机遇的时候,就有出头日子。如果懒懒散散,拍马奉承,没有用的,这是短浅的行为,不是长远行为。像我这样,家庭普通,没有背景,靠自己奋斗,才有这么一天。难道奋斗时候,会想自己将来做什么官。现在看起来,我的孩子这三点基本上都做到了。我的二个子女,没有一点官员子弟架子,女儿值读高中,才替她买新衣裳。

我现在的晚年生活也很知足常乐。第一是有老保,有医疗卡,这还担心什么;第二个,就是小孩子争气,儿子成为美国一个高级工程师,女儿是宁波雅思学院院长;第三个,下代都受到了教育,培养得很好。我的孙子,美国科技创新奖,全美第一名。我的外孙,现在在英国读书,书读得不错。两个孩子全部很好,这与家庭教育分不开。家庭教育是最重要的,所以我现在的生活也感到很知足常乐。我们现在退休,第一要健康,如果每天睡躺在床上还不如早点去死;第二,要和谐,什么叫和谐,小孩争气,家庭和睦,这就是和谐。这样退休生活过得好,不然的话也没意思。

我把晚年人生之道,归结为八个字,快乐、轻松、开放、安定。快乐,就是有一颗助人为乐的热心,以解决某件事,了结心愿,化解矛盾,能为群众、为离退休干部、为朋友说话办事而感到高兴。老年人如果无所事事,把自己的心灵闲置起来,是完全错误的,是晚年的最大危险。轻松,就是量力而行,兴趣所至,健康允许地作一些工作,可以选择性地做一些压力不大的义务工作。开放,就是心态好,想得开,不计较名利,不浮躁,不郁闷,对于好事坏事,都要持平常之心,力戒大喜大,就是最大、最沉痛的打击也要挺得住,子女的教育,鼓励不可不管,也不可管得太紧、太细。安定,就是生活要稳定平静,有规律,不论是睡眠、起床、进食、活动,都有一个大体的安排,以达到安全、舒适、安逸的原则。

采访手记

我与陈芳芳主任的结识是在仓促与疑虑中开始的。由于关注点的不同,此前我对宁波的全国劳模事迹一无所知。2013年11月20日,正式启动宁波劳模口述史项目。当我拿到第一批五十位全国劳模采访名单时,做事心急的我,立马开始联系当事人。名列第一的就是陈芳芳,单位标为原甬江纱厂退休。当天晚上八点左右,我立马联系了她,介绍了劳模口述采访事宜。第二天,党史办胡处长告诉我,陈芳芳同志通过所在居委会主任与他电话联系过,核实是否有此事。我这才意识到,我做事有欠当之处,没有考虑到老人八点以后不宜打电话习惯。30日,当我首次与研究生上她家采访时,她主动说及了此事。她说那天晚上听了我的介绍后,有二点怀疑,一是一百个劳模数字有不准之处,二是机关人员哪有那么积极晚上仍在工作的。这让我意识到,她确是一个有话藏不住、当面说清的直爽人。我长期在高校从事教学科研工作,没有明确的上下班作息区分,这与机关人员的上班下班界限分明是完全不同的。通过采访,我了解到,她虽出身纺织女工,但与其他女工不同的是,她后来积极上进,是一位走上局级领导岗位的人。看来出来,她十分会讲,讲几个小时,不要打草稿。我知道遇上了一位O型性格的劳模。她的人生故事叙述,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她一边倒立场,一生跟着共产党走,不会歪来歪去随风倒。讲话中经常会说,上得领导支持,下得群众支持,将自己置于党群集体关系之中,完全是毛泽东时代培养出来的毛派风格。通过她的叙述,这让我学到了不少做人做事做领导的经验。每次上门采访,她泡的茶是菊花枸杞茶,可见其重视养身。尤其当我听说,其父高寿达99岁,脸上没有一颗老年斑、无疾而终时,这让我坚信,她一定又是一位长寿之星。采访之前,她给我看了一些相关的报道。在我看来,那些均是短篇报道。我们的口述史采访,将是她一生中最为详尽的报道。我觉得她是一个有故事的人,而且是一个重视个人档案保存的人。一生之中各种荣誉证书及相关的报道,均完整地保存着。如果能进一步写成一本书,信会给后人留下更为丰富的精神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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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寒江雪 更新时间:2017-12-11 01:34:40 关键字:纪实文学  杜鹃花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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