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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笔中国之红色湖南

时间:2017-11-09 00:02:13   来源:学习向前进   作者:    点击:

走笔中国之红色湖南

  湖南是红色的。

  意象里的湖南,红的是桔子洲头“看万山红遍”的恣意豪情,红的是爱晚亭旁“霜叶红于二月花”的诗意浪漫,红的是岳麓山上“青山有幸埋忠骨”的血色惆怅。这种红,浓烈、张扬,也常常带有血色的豪情和冲动。于是,对于湖南的印象,便总离不开那铺天盖地,无处不在的“意象红色”给予的刺激和震撼。

  对于红色湖南的第一意象,首先是一种纯粹、勃发、激扬的血色。千百年来,这令人激动的颜色,可是由湘湖诸多赤子之血层层浸染。因为干净得高尚,因为纯粹得从容,所以相对国人的世故圆滑、灵珑剔透,我更喜欢湖南人性格中的这份圣洁的血性和直白的坦然。

  湖南人的血性,先是体现在浓烈的忧患意识和济世情怀上。这种精神传承,或可以追溯到两千年前“太过较真”的屈原。这位浪漫而忧郁的老先生,悲情《离骚》,忧思《天问》,以“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的执着精神,求解济世的“天”道,公益的“正”礼。这种“悲天”的忧郁气质和“悯人”的济世情结,对于中国传统读书人的影响甚大,对于湖南的老乡影响尤其明显,其影响力,甚至浸入到骨子里,融化到血液中。曼昭《南社诗话》说:"湖南志士好自杀,而自杀尤好沉水。"譬如陈天华、姚宏业、杨笃生等湖南的热血青年,莫不如此。我想,志士们选择这一极端却又令人尊敬的“救国方式”,多多少少都应该与屈老先生的影响有关。

  如果说屈原为湖南人的忧患意识树立了精神坐标,那么千年过后的宋朝范仲淹,又以生花妙笔添写了最好的“导向”注脚。洞庭湖畔,岳阳楼上,范先生一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使得一道文人命题,立意大气得无可话说,一面人文大旗,气度张扬得也是无话可说,从此,湖南人也就更加理直、更加气壮地担起“天下忧乐”的重任。熔铸于群体人格中的精神气象,千年传承,一脉相传,在与历史的激越碰撞中,溅射出炫丽火花。这星星之火,曾成燎原之势,以“革命”之烈火,以“运动”之狂飚,席卷大江南北,誓在烈火中重塑我民族性格,收拾我大好河山。

  也许是心太真,也许是情太浓,湖南人对于国家的热爱、对于理想的追求,总是那么执着和浓烈,甚至不惜以鲜活的生命或滚烫的热血为代价,求取人生的份量。也许是把“救国家,济苍生”看得是如此地“重”,才会把“抛头颅,洒热血”视得是那样地“轻”。

  于是,维新志士谭嗣同主动选择“为变法而流血”。“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今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请自嗣同始!”这般刚毅的语言,与那颗坚硬的头颅一样,掷地有声,从此,沉闷的中国不沉闷,黑暗的华夏,也终有希望的火炬渐渐燃起。便是今日,重读“有心杀贼,无力回天,死得其所,快哉快哉”的悲壮诗句,想起“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的绝境潇洒,总恨不得穿越时空,化为李逵,持两把板斧,与大刀王五一起劫了这法场。可先生决意要死,他想得比我们深刻,比我们深远,于是,冲动也只能“规矩”点,去刑场与先生对拼几碗酒,痛快为先生流一次泪了。

  再如民国先躯陈天华、黄兴、蔡锷等,个个愿为“革命马前卒”,或是敲响醒民警世的钟声,或是奏响辛亥革命的号角,或是树起护国讨袁的义旗,无不是“治国平天下”的丰功伟业。民族群英谱上,他们傲然挺立,浩然独往,俱是热血好儿男,俱是杰出大丈夫。如今,云松掩映的岳麓山上,长眠着三位先烈的忠骨,满山丹枫,烈士碧血,互为映衬,使得湖南人的血色精神红得更加夺目,更加鲜艳。

  湖南人的血性和超然,并不说明他们是“超”人。他们同是血肉之躯,只是有一副不信邪的硬骨头,一股不服输的“野”精神。于是,愈是非常时期,他们愈是坚强和勇敢,愈是令我们汗颜,令我们慨然。譬如抗战初期,日寇铁蹄肆意践踏,国军一败千里,唯有攻打湖南时,骄横的日军终被狠狠地教训,三战皆败,这就是抗战史上有名的长沙会战。特别是第三次长沙会战,历时23天,共毙伤日军5万以上,这是自太平洋战争开始后盟国的第一次大捷,引起了强烈的国际反响,英国《泰晤士报》发表社论说:“12月7日以来,同盟军唯一决定性的胜利系华军的长沙大捷”。

  需要说明的是,长沙会战的前一年,即1938年11月,长沙发生了震惊世人的“文夕大火”。这场大火,本是国民政府实行“焦土抗战”的一种无奈策略,焚城也只是一种战略准备,却缘于太过紧张的神经,一个小小的误会,在日军未到来之前,焚城便提前由最坏的“可能”变成残酷的“事实”。大火烧了整整五天五夜,全城街道、建筑90%被毁,大火中丧生者达3000多人。当时《中央日报》社论沉痛写道:“长沙近30年来,物质、人力欣欣向荣。全国都市中,充实富庶,长沙当居首要。百年缔造,可怜一炬。”

  也就是在经受这般“残酷”的打击后,也就是在这片“破败”的废墟上,长沙人依然坚强地挺了过来,以滚烫的赤诚热血,以无畏的决然豪情,换取“长沙会战三战三捷”的骄人战绩,大长我国人志气,力壮我中华国威。

  虽然长沙第四次会战(即1944年的长衡会战)时,因为兵力过于悬殊,长沙终是沦陷。可血性的长沙人依然进行了顽强的抵抗,许多志士仁人更是气贯长虹,以碧血丹心坚守民族的大义气节。譬如当时长沙名士、前清翰林,已经七十多岁的书法家郑家溉老先生,便是毅然拒绝担任日伪维持会长职务,骂贼不止,最终投塘自尽,以死明志,实现了他生前“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刚性诺言。湘湖民族气节史上,也由此多了一个穆重的血色惊叹。

  2

  湖南人的血性,远不如我们想象的那么冲动和简单。

  如果你细点心,便会惊喜发现这些血性的好儿男,绝非粗陋的莽夫白丁,而都是学富五车、才华横溢的读书人。谈及地域文化性格,最有代表性,也当是这些承载、整理、发扬地域人文精神的读书人。也正因为湖南血性里的诸多文化因子和历史渊源,使得湖南的红色精神,具备了更耐人寻味的丰厚内涵。

  湖南人历来品性豪迈,这一点有唐时湖南长沙窑出品的瓷器上的诗为证:男儿大丈夫,何用本乡居;明月家家有,黄金何处无。与此有一比的,便是毛泽东16岁时改写日本人西乡隆盛的明志汉诗,诗曰:孩儿立志出乡关,学不成名誓不还。埋骨何须桑梓地,人生无处不青山!这般精神气象,自是一脉相传。

  论及湖南人群体性格,我以为与唐时湖南人欧阳询的书法特征有诸多相似之处,即“劲险刻厉,于平正中见险绝”,是那种厚重中透露出尖锐的一派。也就是说,他们表面上平实内敛,但骨子里意气风发,神采风扬。或许缘于湖南耒阳人蔡伦发明了纸张,使得湖南人对于纸墨承载的文字或文化,更具亲切感、自豪感和使命感。换言之,他们更青睐、也更相信文化的力量。于是,湖南人的狂放,常是漫卷书香,他们的自信,缘于知识的兼容累积,他们的潇洒,缘于文化的喷薄释放。

  因此湖南人气宇轩昂,野心勃大,敢立“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鸿鹄之志,敢做“天地为之动容,四海因此寂然”的撼世义举。对此,不要以为那是狷狂之言、痴语梦想,湖南的读书人真的敢做敢当,“治国平天下”的大事,也常做得有模有样。“若道中华国果亡,除非湖南人尽死。”这样的话,也只有湖南人敢说,而且说得是如此浩然,如此坦荡。

  敢把“江山社稷”扛在肩上的湖南人,最具“霸气”的便是这股当仁不让、舍我其谁的济世情怀。虽说中国的读书人或多或少都有这样的情结,可说及执行力,却多是停留在“读书人一声长叹”或“纸上谈兵”的浅薄阶段。相对而言,湖南读书人除了那一腔滚烫的热血,具有更高的水平、更多的能耐。他们往往思考得更深入,行动得更彻底,坚持得也更长久,于是,对于这“霸道”的口气,最多也只能来一句“惟楚有才”的慨然罢了。

  从某种意义上讲,中国的现代精神,多半自湖南人开始。或说师法,邵阳人魏源写就长达100卷的奇书《海国图志》,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擦亮了困惑已久的中国人的眼,使得我们学会从虚妄的自大中走出来,开始真心了解世界,走向世界。或说求变, "戊戌变法"时,全国诸多省份,支持变法的开明官吏唯只有一个湖南巡抚陈宝箴。或说创新,办学堂,开路矿、造枪炮、建轮船,湖南人无不是走在国人前列,而且做得是那么有板有眼、有声有色。

  近代以来,湖南呈现群体文化超强态势,名人辈出,自然非偶然个体事例,而是与湖南的文脉、人气有着密切的关系。换句话说,强势文化必有它茁壮而茂盛的文化根源。对此,我们不妨把目光聚集到那座千年的庭院。岳麓山下,清溪茂林之间,隐存着一座雅致的千年庭院,青舍密密,屋宇麻麻,大门前悬挂有一副楹联,上曰“惟楚有才,于斯为盛”,这就是我们要说的岳麓书院。

  这块令湖南人骄傲了几百年的金底文化招牌,外人未免会觉得太过洋洋自得,可如果查看史料,你会默然承认,这座静静的庭院实在是有这样的资本。单就清季以来,书院便培养出17000余名学生,其中如陶澍、魏源、曾国藩、左宗棠、郭嵩焘、唐才常、沈荩、程潜等,那一个不是一等一的杰出人物?

  几百年来,书院人才辈出,经久不衰,绝非偶然。无论立院之根、处世之本,还是讲学之道、育人之术,书院都有它的伟大和神奇之处。

  岳麓书院的精神坐标和价值体系,受唐时湖南老乡周敦颐影响甚大。正所谓“吾道南来,原是濂溪正脉,大江东去,无非湘江余波”。周先生主张在学术思想上要有自己的特色和主张,一是强调以性为宇宙本体,从人性、物性中寻求万物所共同的性;二是重践履,倡经世务实学风,反对离开实用空说性命;三是不偏一说,主张融汇众家之长。这一切,都为岳麓书院扎下健康而茁壮的文化根系,以后的枝繁叶茂也就显得顺理成章了。

  学院繁荣的另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学院善于找到与理想与现实,特别是与统治者妥协的平衡点。在保持相对学术独立性的同时,又积极寻求官方的认可和鼓励,这实在是一个聪明的做法。学院在理性地认可现实统治的基础上,很明智地把持着办学的自由和学术的方向。于是,历代统治者多有褒奖,学者也终有了一个相对言论自由的学术平台。北宋真宗皇帝召见山长周式,颁书赐额,书院之名始闻于天下,有“潇湘洙泗”之誉。南宋张栻主教,朱熹两度讲学。明代中后期,明世宗御赐“敬一箴”,王阳明心学和东林学派在此传播和交流,明清著名的爱国主义思想家王夫之在此求学,清代,康熙和乾隆分别御赐“学达性天”和“道南正脉”额。

  众所周知,岳麓书院自创立伊始,即以传播学术而闻名于世,而对理学的传播和发扬尤为突出。对于理学,今人依然存在着明显的偏见,总会轻易扣上“唯心主义”的大帽子。其实,哲学世界,绝非唯心唯物划分这么简单。这些艰深的思辩命题,还是留给哲学家来解答。先贤们勇于对世界进行多样的思考和深刻的了解,自由讨论,平等交流,我以为这种精神和气氛在中国实在难得。至于后来理学走向“官样文章”,我以为那就不是读书人的错,而是政治家的事了。

  岳麓书院另一个伟大之处便是“会讲”制度。所谓会讲是岳麓书院的一种学术活动,不同学术观点的学派在或大或小的范围里进行探讨和论辩,学生也可旁听,既推动了学术又推动了教学。想想看,聆听大师们精妙的语言,体验“思辩”的乐趣,探求人性的秘密,对于老师,对于学生,都是一件多么高尚,多么快乐的事呀。这样自由、开明的学术氛围,在中国文化史上并不多见。当年学院举行“朱张”会讲时, “道林三百众,书院一千徒",就学者更是"座不能容","饮马池水立涸,舆止冠冕塞途",想象当年这些鲜活而热闹的情景,便是今天看来,依然是一件令所有文化人感动激动和愉快的文化盛事。

  学院的伟大之处,还在于教育回归纯真的目的。从精神层面讲,学院期望通过教育恢复人性、激发人性更善、更美的一面。正如朱子所说“君子有教,则人皆可以复于善”或“唯学为能变化气质耳。”从文化意义上讲,学院要求学生“读书有良法”,研习经史子集,通晓时务物理,注重道德规范,从而明理有为。需要指出的是,学院既有尊崇传统的文化坚守,又有“与时俱进”的明智变通。譬如在学术方面,宋明时岳麓学术以朱张之学为宗,清代时则主要传授儒学和汉学,而清末维新变法思潮兴起时,书院也开始了新学的传播,加了不少自然科学方面的课程。

  纵观中国文化史,这样的书院真是“独此一家”,它集天道、地脉、人缘、文气于一体,树人无数,兴盛千年,这是中国文化的幸事,也是湖南人的幸事。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恰是因为这座书院或直接或间接的影响和力量,湖南的“兴邦人杰”才会如此密集、这般茂盛。反过来又是因为这一点,书院门前的那副楹联,才可以悬挂得这般端正、这般大方。

  3

  湖南人对于文化的痴迷,使得纸面上的功夫、书面上的文章,做得非常漂亮。犹如中国传统的信笺,以鲜艳的红色勾勒出一线快活的透亮和大方,再衬以墨韵的底色,可算是生动得出神,好看得入化。譬如说齐白石老先生“妙在似与不似之间”的空灵画风,再如毛泽东狂放不羁的“毛体”书法,还有沈从文的清灵俊秀文章,都酣畅着水墨新鲜意趣,淋漓着诗意乐彩华章。然而,这不等于湖南人只愿做纸上文章,他们历来对于文化的学习和解读,都是本着“经世致用”的目标。因此,湖南人相信,为了“天道”,为了“大义”,除却文化的软性功能,有时武力和暴力也是必要的。只要是为“匡扶正道”,流再多的血,革再多的命,都不要紧。

  耐人寻味的是,最能领兵打仗的湖南人,偏是两个读书人,一个是曾国藩,一个便是毛泽东。如果说毛泽东搞的是自下而上的“革命”运动,那曾文正公干的只能算是自上而下的“反革命”工作。再换个角度看,那毛是“造反”,曾就是“反造反”了。

  但无论造反还是反造反,两位湖南人的出发点却是一样的,那就是为“天下百姓计”。深受儒家思想熏陶的曾国藩,本着“忠君爱国”的原则,为挽救清朝政府危机,带领一帮善于"扎硬寨"、"打死战"的湖南人,如左宗棠、胡林翼、罗泽南、彭玉麟、曾国荃、郭嵩焘等所谓"中兴名臣",“屡败屡战”,硬是以百折不挠之决心和竭志殚力之远谋,打败了太平天国起义军,为清政府平了内乱,收拾了残局。对此,我不以为他有什么错。无论当初对曾国藩的妖魔化,还是时下将其“神人化”,我都以为曾的深刻与伟大,绝非几个意识形态的定论或商家恶俗的炒作那么简单。 这位饱读诗书、学富五车的“书生”,其处世之学,御人之术,带兵之策、谋划之功,都已经超越过一般意义的名臣将帅,对此评价,我们只能用伟大来形容了。曾国藩曾被世人称为“曾剃头”,讥其杀人如麻。对于曾冷酷刚毅的一面,我想无需刻意升华或放大,只需要说明的是,打仗,总要分输赢,作为将帅,杀人只是职业罢了。

  曾与众不同的一面,便是身为读书人,对于战争,他有自己的道德良心,也有更深入的思考。对于战乱给百姓造成的灾难和困苦,他深有感触。因此,他与太平军拼死周旋,只是为了尽快结束这场无谓的战争,还百姓一个太平世界,套用毛的一句名言,那便是“为消灭战争而战争”。

  无论曾如何,就地域文化影响而言,曾对湖南的影响是深刻而深远的。且不说曾带领出一大批能征善战的名臣良将,大半中国的安危渐归拢在湘人的掌控之下(据统计,清代十八个行省中共设八个总督,湘人占了五个。其中,有统辖最为显要的京津地区的直隶总督,有统辖最为富庶的江南地区的两江总督);且不说曾在征战期间,引进许多“西洋新鲜玩意”(如洋枪洋炮洋轮船等),拓展了湘人的文化视野,单就他将好勇斗狠的湘人梳拢成一支极有战斗力的“湘”军,不但使湘人日渐摆脱“霸蛮”和“野俗”之气,而且成就了许多湘人出人头地的梦想,从此使湖南民风有了质的转变,湖南从此“开通而明达”,湖南人也开始有机会登上历史的舞台,并最终占居了大半场地。

  若从湖南的人文精神来讲,作为历史人物的曾国藩,有许多潜力可挖,有许多话题可讲,可话题转移到毛的身上,却难以下笔。因为他的精神气度和个性张力,都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他以时代巨人的姿态,缚苍龙,主沉浮,他以“人民救星”的身份,革掉资本主义的命,革掉帝国主义的命,革掉封建主义的命,终是“打翻一个旧世界,建立一个新世界”。毛的伟大就在于他成功地“换了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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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寒江雪 更新时间:2017-11-09 00:02:13 关键字:纪实文学  杜鹃花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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