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台铭的理性

2011年08月02日，英国《金融时报》席佳琳北京报道：“富士康(Foxconn)董事长兼总裁郭台铭表示，这家全球营收最高的代工电子制造商计划在三年内在中国工厂大量采用机器人，使其在数量上赶上工人的人数。”

报道称：富士康“雇有100万名工人，但目前在生产线上只有1万台机器人。”“郭台铭表示，富士康集团明年将拥有至多30万机器人，到2013年将拥有100万机器人。”

这意味着郭台铭打算在两三年内用机器人替换几乎全部工人。

众所周知，作为全球最大的包工头，郭台铭的巨大财富建立在数以百万计农民工血汗的基础上，廉价劳工是他最大的竞争优势，没有这个优势，他在苹果、戴尔们眼中一文不值。对郭台铭的这个大转身，摩根大通(JP Morgan)硬件技术研究主管郭彦麟(Alvin Kwock)表示，“这表明劳动力成本已不再低于资本成本。”资本积累到一定程度，必然启动机器替代人的过程。

站在郭台铭的立场，权衡成本是理性经济人的本能反应，何况机器人不会跳楼，不会闹工潮，不会被极端思潮煽动，无论看经济效益还是社会效益，这都是最佳选择。

有人伤感地问：“这些被取代了工作的工人，又该投向何方，学些些什么新技能呢？”逻辑上郭台铭可以理直气壮地回答：那是你的问题，不是我的问题。

有人愤怒地要求：“一直以来，我相信该企业的核心竞争力是员工的低收入，低保障，高技术。企业的盈利是这些工人带来的。现在公司不能拍拍屁股，就可以用机器人了，应当把这些年所欠福利返还给员工，比如欠员工的能够在整个社会所用的技能培训福利，教育福利等等”。这说说泄愤无妨，却于法无据，当初政府就是靠廉价劳力“招商引资”的。从法制社会的立场，说郭台铭违法，需要证据。

当今主流的经济体制讲究资本利润极大化，郭台铭无疑是其中的优等生；当今主流的社会理论基础是法制、契约，农民工向郭台铭出卖劳力是你情我愿，不是山西黑煤窑那样拐骗捆绑，何过之有?

既然问题不在郭台铭，就只好寄望于农民工自己了。富士康方面称：希望雇员“向价值链上方攀升，超越基本的制造工作”。网上有人就此提出：“人类应该从事更多具有点智商的工作。”多么美好的愿望。但若你是长期从事单调重复劳动的农民工，想变成程序员或系统分析员，岂非镜花水月？即便你是程序员或系统分析员，谁不在忧虑自己的职业寿命？

更深一层，利润极大化机制在中国运行30年，就导致了资本的急剧膨胀，导致了产能与购买力日渐扩大的失衡，导致了资本和劳力的同步过剩。根据«资金流量表（实物交易）»，2008年新增的逐利资金中已有20%无法在实业中找到投资机会。这样的机制若再运行30年，被机器替代的岂止是农民工？事实上，现在大学生已经面对了就业困境。

照此下去，越来越多的生产资料和消费能力集中在越来越少的人手中，越来越少的“高智商”工作让越来越多的普通人没了饭碗，越来越多的人口在利润极大化的经济机器中失去价值，成为“垃圾人口”，而越来越小的精英集团靠资本、智力、权力就可以自成一体，多么美好，----这不是古希腊神话中的奥林匹斯（Olympus）之巅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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