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公知”在中国基本臭了大街，几乎没人对“公知”有好感——除了“公知”自己。
但许多人对“公知”却“知其坏不知其所以坏”——坏在哪儿？为什么坏？能有多坏？如果无大害，那何必大惊小怪？如果是大害，那为什么不消灭？“公知”是怎么产生的？怎么就会造成危害？能不能防范？如何防范？判断“公知”的标准是什么？为社么？——有些人把“公知”跟“人文类知识分子”划等号，这不符合实际情况——比如老一代革命家好些就是文人出身。不问青红皂白，一竿子打翻一船人显然大错特错。既然如此，那该如何区分正常的知识分子和“公知”？为什么？……
用“说”欺负“做”的危害有多大？要多大有多大。大到能亡国灭族反人类——人类社会生存归根结底靠“做”。只要使人们放弃或做不成国家社会民族生死攸关非做不可的“做”，就足以亡国灭族反人类。只要用“说”让人们只看到因“做”而产生的问题、看不到因“不做”而产生的祸害、得出“一动不如一静”“做必错，要不错，不要做”的结论、因噎废食放弃“做”；或者内斗内耗搅得必须“做”的事“做”不成，就能使人们放弃或做不成国家社会民族生死攸关非做不可的“做”。
昔日文人得势祸国殃民的弊端源头在只考核“说”不考核“做”的畸形科举制
象明代文人用“说”欺负“做”导致近代中国落后挨打那样巨大的危害是偶然的还是必然的？如果是偶然的，那就是说，历史已经翻篇，这一段只需要当故事听听。如果是必然的，那就是说，只要不找出导致发生这种灾难的因素并予以消除，同样的灾祸今后仍然会发生，而且正在发生。
今日文凭主义跟昔日畸形科举制、今日“公知”与昔日寄生性文人实际是一回事
昔日用“说”欺负“做”的寄生性文人是畸形科举制的产物。今日用“说”欺负“做”的“公知”是文凭主义的产物。二者名称不同，本质一样：都祸国殃民。
人类生存之本是“做”。人间正道是用“说”服务“做”。既然“公知”必须靠用“说”欺负“做”来证明自己的生存价值，那就不能不逆人间正道而动——必须靠用“说”欺负“做”才能证明自己的生存价值这一最核心的生存利益导致“公知”必然搞垮中国。
人类生存之本是“做”。人间正道是用“说”服务“做”。任何制造用“说”欺负“做”的利益结构的体制都必然祸国殃民。畸形科举制专门制造用“说”欺负“做”的利益结构，导致了中国落后挨打，几乎灭亡。许多人以为封建帝王时代结束了，历史就自动翻篇了，畸形科举制的弊端也随着科举制的废除自动消失了。这完全错误。科举制废除了，文凭主义来了。名义不同，本质一样，仍然是只考核“说”不考核“做”；仍然是人为制造出必须用“说”欺负“做”来证明自己的存在价值、生存与社会和国家无关、只与有文凭（功名）就有特权的制度有关的怪胎——寄生性文人精神贵族群体；仍然是让这个寄生虫怪胎群体成为政权官员和决策层成员的唯一正规来源、专门让这些最没有在乎社会死活的自发需要的人管理社会、最没有在乎国家存亡的自发需要的人管理国家；仍然是让蛀虫造建筑，让狐狸看鸡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