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用马列主义分析中美关系
丁源洪
近来，由于美国政府对中国发动贸易战，使中美关系趋于紧张，国内学界对中美关系现状和未来议论纷纷，见仁见智。笔者认为，回顾过去有助于看清现在，展望未来。更为重要的是，只有运用马列主义立场观点方法，认清美国对华政策的本质，才不致为表面现象所迷惑。
中国是当今世界上最大的社会主义发展中国家，而美国是当今世界上最大的资本主义发达国家。中美之间的矛盾与分歧不仅在于国力强弱和国际地位有别，更关键的是中美两国的社会制度根本不同。从1949年社会主义新中国成立迄今近70年，中美关系演变史实质上是最大的资本主义国家——美国企图以文、武两手扼杀、颠覆、遏制、演化新生的中国社会主义政权，从气势汹汹一步步走向失败的历史进程。且看事实：
——在全力支持国民党打内战、阻止中国人民在共产党领导下进行民主革命并建立社会主义新中国失败后，美国政府先是在朝鲜战场上用军事手段施压中国，继则对中国进行长达22年之久的全面封锁禁运，但并未能阻止社会主义新中国逐步走向发展、壮大。
——上个世纪60-70年代，美国遭遇苏联与其争夺世界霸权愈演愈烈，且又深陷越南战争难以自拔。为摆脱困境，尼克松总统从美国战略全局考虑，毅然决定求助宿敌——中国。为此，他不顾国内反华势力的反对，决定访问中国并承诺接受中方一贯坚持的“一个中国”原则。但是，美国国内强大的反华势力并不甘心，借“水门事件”之机阻挠尼克松实现其根据“一个中国原则”同中国实现关系正常化的承诺。
——为牵制中国，美国始终在利用“台湾”这张牌。卡特政府1980年同中国正式建交后，美国国会遂即通过所谓“与台湾关系法”，扬言要继续支援台湾。里根政府1982年在中方压力下同意签署有关美国售台武器问题的作为中美关系基础之一的第三个联合公报（8.17公报），与此同时它又向台湾做出“六点保证”，实际上就是要把台湾作为牵制中国的“不沉航空母舰”，继续阻挠中国实现祖国统一。
——上个世纪90年代初，苏联解体、东欧剧变，美国成为世界上唯一超级大国。布什总统根据变化了的形势，为美国长期独霸世界，制定了美国今后的全球战略应是全力阻遏再出现前苏联那样的、对美国全球领导地位构成挑战或威胁的国家或国家集团。这一战略一直沿袭至今。社会主义中国就是美国要全力阻遏的主要对象之一。正是在这个时候，美国伙同西方七国集团借口1989年发生在北京的动乱，对中国进行严厉的集体制裁，有的措施至今仍在生效（例如，对中国实施武器禁运）。
——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在西方七国集体制裁中国破产后，克林顿总统提出对中国改为采取“遏制加接触”政策，即在继续遏制中国的同时，通过“接触”影响中国，使其接受西方鼓吹的“人权和其他全球行为准则”，与西方一道“构筑世界秩序”。说白了，就是西化中国。即使在中美关系相对稳定时期，美国政府也丝毫没有改变敌视社会主义中国的顽固立场。奥巴马总统2009年一上台就在电视讲话中公开宣称：“如果10多亿中国人也过上美国和澳大利亚人同样的生活，那将是人类的悲剧和灾难，地球根本承受不了，全世界将陷入非常悲惨的境地”。他在特朗普当选总统后首次与其会面时，特意提醒特朗普说：俄罗斯对国际秩序和稳定只构成短期威胁，而“从长远看，中国将是一个比俄罗斯更强有力的竞争对手”。
——中共十九大确立习近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导地位，开启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新征程，标志着社会主义中国的崛起已是不争的现实。它也表明美国统治集团几十年来利用各种手段企图扼杀、颠覆社会主义中国的各种努力宣告彻底失败。特朗普总统公开宣称中国是其主要竞争对手，在经贸、台湾、南海等诸多方面对华挑衅行动频频，甚至妄图离间中俄关系，其终极目的在于集中力量对付中国，力图阻挠中国沿着社会主义道路继续前进。这再一次证明党中央一再告诫我们的“美国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的英明论断。
从更为广阔的视野来看中美关系，新中国成立后近70年的中美关系史，实际上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种截然不同的社会制度在全球范围大较量的重要组成部分。社会主义中国的快速崛起，反衬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大国因推进由其主导的、加剧“社会不平等”的资本主义全球化，酿成社会大分裂的乱局，以生动的事实证明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它预示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经过苏共解体、东欧转制的挫折后，开始走出低谷。尽管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将是一个极其漫长、曲折的过程，但马列主义阐明的人类社会发展的这一客观规律，终将证明是正确的、有远见的。
就当前而言，中美两种不同社会制度的矛盾集中体现在中国矢志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美国妄图霸权永续，对中国的和平发展乃至世界的和平与稳定，构成最大的现实威胁。根据中共十九大精神，我们有充分的信心、坚韧的定力，面对美国霸权主义的各种干扰和挑战。美国政府种种倒行逆施、近似疯狂的表现，并不表明其强大，反而恰恰凸显其内心的失落和焦虑。我们的自信源于中国在道路、理论、制度、文化各方面与美国截然不同。
中国坚持走大小国家一律平等、相互尊重、平等相待的和平发展道路，因而朋友遍天下。美国走的是持续穷兵黩武、大肆征战、肆意干涉别国内政，到处称王称霸的道路，必然招致世界各国人民的反对。
中国坚持以马列主义为指导思想，并且努力把马列主义真理与中国实践相结合。马列主义“中国化”确保了中国人民的革命、建设、改革事业从胜利走向胜利。美国一直推行“实力外交”，以独霸全球为基本国策。它秉持的是“强权即公理”的理论，导致其全球战略连连受挫。
中国坚持践行以人人平等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制度，中国共产党始终遵循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因而深得民心，确保了全国人民坚定地跟共产党走。美国实行资本主义制度，本来就有分配不公、贫富悬殊的弊端，而美国的当权者又推行实质上是“劫贫济富”的政策，更使这一弊端发展到无以复加的地步，最终导致当今美国社会的严重分裂。
中国坚持世界各种文化相互学习、相互借鉴的文明观，保证了国内民族大团结，推动了世界文明共同发展。美国信奉“文明冲突论”，酿成美国国内以及美国与其他国家之间由于民族、宗教、文化等差异而争斗不已，威胁世界和平和与稳定。
马列主义早就预言，资本主义制度发展到帝国主义阶段，是腐朽的、没落的、垂死的资本主义。连美国媒体在中共十九大以后也公开承认，中国的社会主义具有强大的吸引力，“中国的社会主义发展模式提供了一个与西方截然不同的发展模式”。时间在我们一边，正义在我们一边，真理在我们一边。面对主要由于西方资本主义出现大问题而形成当今世界百年不遇的大变局，全体中国人民要紧密团结在党中央周围，听从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统一指挥，排除各种干扰，满怀信心地去迎接来自美国霸权主义的各种挑战和威胁，继续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夺取新的伟大胜利。
道路是曲折的，前途是光明的。
2018年8月21日
该如何评估特朗普外交“新政”？
丁源洪
在美俄峰会，尤其是特朗普在此后记者会上关于“俄罗斯干预美国2016年大选”问题的“失言”，在美国国内引起轩然大波，责难、诟病喧嚣，充斥媒体，甚至有前民主党高官指责特朗普“叛国”。在这样的背景下，7月17日，也就是峰会后次日，基辛格与英国《金融时报》记者共进午餐。他不认同记者所谈峰会是美国外交的低点的看法，表示“这是一次必须举行的会谈”，并坦承“我已经倡导好几年了，但它被美国国内问题淹没了”。基辛格还暗示，外界对特朗普有些低估。他说：“我认为特朗普可能会成为标志着一个时代结束并迫使一个时代抛弃旧有伪装的人物之一”。
联系到基辛格在特朗普刚当选，与其长时间晤谈后对人说，特朗普是他从未见过的新政治人物，“是有大战略思维的领导人”，“他（特朗普）要彻底大修美国与世界关系的逻辑和非正统行动方式，或许正是美国和全世界所需要的”。基辛格对特朗普其人其事的看法，与当下美国内外“贬损”特朗普的时尚看法大相径庭。一向非常自负、被誉为具有超常智慧的这位美国外交界元老有这样的独特看法，恐非偶然。在评估特朗普外交“新政”时，基辛格的看法还是值得重视的。
纵观特朗普执政一年半在外交上的所作所为，可以看出其外交“新政”有以下特点：
一、它是美国国内乱局的产物，又时刻受国内政局演变的左右
特朗普这个华盛顿“局外人”当选美国总统，可以说是美国广大民众对精英阶层掌控的现行体制严重不满的产物。他提出“美国优先”、“让美国再伟大”的口号，旨在满足美国人民要求“变革”的呼声。维系民众的支持成了他调整内外政策的主要考虑。从竞选时做出许诺到执政后力争尽量落实，都以“一反过去”为旗帜。一年多来，他在外交上的种种举措，通过退出奥巴马视为“政治遗产”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有关气候变化的《巴黎协议》，《伊朗核协议》；宣布承认耶路撒冷为以色列首都并决定将美国驻以使馆从特拉维夫迁至耶市；对德国等欧洲盟国极力施压，迫其交足北约“保护费”；对中国以及欧盟、加拿大等盟国在内的众多国家以加征进口关税为名，挑起贸易战等等，把自己标榜成坚决履行诺言、敢为前任所不为的领导人，捞取政治资本。其实，从长远来讲他的不少举措对美国并非有利，但他摆出一付“我不在乎”的样子，只要有利眼前就行。
尽管美国国内反对势力借“通俄门”调查、“俄罗斯干预美国大选”、强硬的反移民政策等议题掀起一波又一波反特朗普声浪，国外不少国家包括盟国对特朗普以“美国优先”为名推行民族利己主义大为不满，纷纷反制，但特朗普依然故我，不为所动。关键就在于，他的这些“哗众取宠”的做法收到了一定效果。据《华尔街日报》和美国全国广播公司最新公布的民调显示，特朗普的支持率达到他担任总统以来的最高值（45%），在共和党选民中的支持率达88%，在近四任美国总统中，只有“9·11”事件后小布什总统一度比他稍高。近来，他更颇为自信地声言将参加2020年大选，争取连任。一些人寄希望于他早日下台，恐将落空。
二、它坚持全力维系美国在全球的主导地位，但对实施手法、方式进行调整
特朗普深知，尽管美国综合国力在过去几任总统手中不断削弱，但只要美国仍然拥有超过其他国家的经济、军事实力，美国在全球的主导地位就不会改变。他认定，过去的做法使美国吃了亏，“让盟国占了便宜”，决意予以纠正。他就职时声言：“几十年来，我们对其他国家的军队施以援助，但对我国军力的严重损耗视而不见；我们保卫了其他国家的边界，却拒绝保卫我们自己的边界；我们在海外花费了成千上万亿美元，而我们自己的基础设施却年久失修；我们帮助其他国家走上富裕之路，而我们自己的财富、力量和自信却逐渐消失在地平线上”。他信誓旦旦地表示，美国要夺回失去的这一切。这番话矛头所指，不言自明。
特朗普上台后，利用一切机会敲打德国，因为尽人皆知，德国之所以能从二战废墟中迅速复兴并得到长足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经济上的“马歇尔计划”和安全上的“北约保证”。日前特朗普在记者问及美国国外对手排序时，他不加思索脱口而出：欧盟居首位，然后才是俄罗斯、中国。这绝非偶然。越来越多的迹象显示，特朗普要“彻底大修”美国与世界的关系，首当其冲的就是美国的欧洲盟友，而非中俄。从过去以强化美欧同盟作为维持美国霸权的重要基石，逐渐转换为打压盟友攫取实利，这成为特朗普外交“新政”有别于过去的一大特点。
三、它奉行商业上“等价交换”原则，对价值观异同视若无物
过去历届美国总统在同各国打交道时，总是把西方国家信奉的那一套所谓民主、自由、人权等价值观摆在首位，甚至公然打着推进民主自由、维护基本人权的旗号，侵犯发展中国家的独立主权，颠覆别国的合法政府，极其虚伪、霸道。可是，作为商人出身的特朗普却一反过去，在外交上把商业上的“等价交换”原则奉为圭臬，把国家之间关系统统视为做“交易”，只要有利可图什么都可以干，根本无视公认的国际关系基本准则。他竞选时就一再宣扬盟国要美国“安全保护”就必须交足额“保护费”，至于价值观取向更无所谓。上台后他一再迫使德国等北约成员国提高国防开支，甚至以撤出驻德美军、退出北约相威胁。他还要求韩国支付部署美国“萨德”反导系统10亿美元，提高韩方在美韩军演中应承担的费用，并动辄以削减驻韩美军数量相威胁。他判定外交行动成功与否，主要看是否有利于美国经济，特别是增加出口和就业。去年他作为总统首访沙特，由于双方签订美向沙出口军工产品和沙向美投资的巨额大单，而被其视为“极为成功”。至于由于此访引发沙特等阿拉伯国家与卡塔尔关系恶化，他根本不屑一顾。凡此种种，充分暴露其“重利轻义”的商人本色。
盟国对特朗普这种有违常规的做法，迫于底气不足，无奈只能顺从，听之任之。这或许就是基辛格所说特朗普可能会成为“迫使一个时代抛弃旧有伪装的人物之一”的原因吧？！
四、它多谋善变，反复无常，但并非不可预测
特朗普执政一年多，给外界的一个突出印象是他多谋善变，反复无常，言而无信。形成这种印象与他作为商人起家把什么事情都作为“生意”看待有关，习惯于讨价还价，真真假假、虚虚实实，以获取最大利润。同时，他还把让人摸不透作为一种策略手段来运用。竞选期间，他对《华盛顿邮报》记者说：“我们必须是不可预测，让人能够预测是很糟糕的事情”。今年1月19日特朗普就公布的《美国国防战略报告》做说明时，明确表示：“美国国防战略的总体思路是要在战略上可以预测，在行动上令人难以捉摸”。
今年年初美朝双方开始秘密接触。1月11日特朗普接受《华尔街日报》记者采访时，有意主动地说：“你们大概没有想到我和金正恩的关系可能非常好”。当记者问他是否与金正恩有过交谈，他回答说：“我不想发表评论，不予肯定也不予否定，反正就是不想评论”。他还说：“你会经常看到我发表好斗的帖子，而突然间某人就成了我的好朋友”，“我是个很灵活的人”。该记者评论称，特朗普把自己发表的言论看成是“一项广泛策略的组成部分”。再有，他的一些真实想法有时连其内阁成员都不清楚，因而发表一些与他相矛盾的言论。对此，他也不予纠正或澄清，故弄玄虚。
尽管他有此随心所欲、反复无常的本性，但他作为美国总统，言行就不能不受美国政体机制、国家利益的一定制约。他推行的内外政策虽有不确定的一面，但并非不可知。从他执政一年多的实践中，可以看出其内外政策的轨迹。基本上是三条：一、执行共和党具有保守色彩的一贯主张；二、“反奥巴马之道以行之”，推翻或修改前任总统的决策；三、尽量履行竞选承诺，以利于赢得民众的信任和支持。
五、它坚持奉行“实力外交”，大力加强军事实力，但在对外用兵上慎重行事
特朗普上台后，沿用他所崇拜的里根总统“以实力求和平”的方针，大幅提高军费开支，任命退休将领担任政府要职，赋予国防部长以更大的权力。他在其几年前发表的著作中就扬言：“实现外交政策必须以强大的军事实力为支撑”，“只有向所有国家展示美国军事上的绝对优势，才能震慑其他国家”。他执政后确实把美国的强大军事实力作为外交上的主要工具，甚至还鼓吹用军事威慑获取经济实惠。
然而，他汲取小布什总统肆意动用军事实力，干涉他国内政，掀起战争，不仅给当地造成无尽的灾难，而且也使美国自己深陷战争泥潭难自拔的教训，主张对外用兵，尤其是卷入大规模战争务必要审慎行事。国防部长马蒂斯一上台就强调南海争端应和平解决，对朝鲜核导计划动用武力只会造成“灾难性后果”。马蒂斯深得特朗普信任，与此不无关系。
特朗普关于美国要力避再卷入大规模战争的想法，不仅体现在他多次流露美应减少在叙利亚等中东地区的驻军数量，甚或撤出，而且更折射在他今年采取的与金正恩和普京会晤这两件重大外交行动上。促使他不顾国内外的强烈反对、质疑，乐见举行美朝峰会和美俄峰会并强调成功，主要动因是他担忧美朝在朝鲜半岛的军事对峙，或是北约与俄在俄边境地区的对抗态势，一旦失控酿成直接军事冲突，其后果不堪设想；通过会晤达成一定妥协，缓和美朝、美俄双边关系，对美国有利无害。他自己也可吹嘘为美国，为全世界避免战争做了“好事”，甚至可“名垂青史”。
从所谓的“联俄抗中”说起
丁源洪
7月16日，美国总统特朗普与俄罗斯总统普京在芬兰举行特就任总统后首次美俄元首正式峰会。会前，特朗普特意向记者透露，他将与普京讨论中国。7月17日，基辛格向记者表示：“这是一次必须进行的会谈”，“他曾就此倡议多年，但被美国国内问题淹没了”。7月25日，美国《野兽日报》网站报道称，曾一手主导美国在冷战期间开展“联中抗苏”的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曾多次向特朗普建议，推动美国开展“联中抗苏”的翻转版——“联俄抗中”。这一报道立即引起美国国内外专家学者以及媒体的注意，一时间议论纷纷。
基辛格这位美国外交界元老，在冷战后国际形势已深刻变化的情况下，提出实现的可能性几乎为零的所谓“联俄抗中”策略，多少有些匪夷所思。一些美国学者甚至质疑此报道的真实性。然而，中国俗语说得好：“无风不起浪”。从一段时间以来基辛格的言行来看，此事并非不可能。
一
包括基辛格在内的美国一些精英认为，美国多年来外交政策的最大失误就是促使中国和俄罗斯两大国日益走近。特朗普当选总统前，2016年8月基辛格的几位挚友在美国《大西洋月刊》上发表题为《基辛格的噩梦》的文章，内称1972年尼克松访华，美国走了一步好棋，确立了美国处于最有利地位的美苏中三角关系格局，“令人惊讶的是，为什么如今没有人注意到与俄罗斯关系尖锐化对美国极为不利”，“在过去50年里北京和莫斯科从未像现在这样亲切，这使它们有可能随心所欲地重塑全球秩序”。特朗普当选后曾多次邀基辛格长谈，对其十分尊崇。他执政一年多来不顾国内的反俄浪潮一浪接着一浪，依然近乎执著地向普京示好，这与基辛格极力劝说特改善美俄关系恐怕不无关系。而基辛格本人受特朗普之托，也不辞辛劳地为缓和美俄关系、促成特朗普与普京直接会晤而奔走呼吁。基辛格这次坦承美俄元首赫尔辛基峰会就是他多年倡议的。
基辛格明知所谓“联俄抗中”策略在今日世界已行不通却还执拗地予以推进，这从一个侧面反映基辛格等美国学者对美国国内乱局导致对外举措连连失误的焦虑和无奈。他提出“联俄抗中”这一虚构命题，既可为他极力推动的“联俄”正名，又可为他意欲突出的“抗中”立义，一石二鸟。
中俄不断深化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符合中俄两国人民的需要和利益，也有利于世界和平与稳定。美国为独霸全球，与中俄两国同时为敌，只不过起了助推中俄靠拢的作用。据报载，早在2016年夏，特朗普在答记者问时就曾说：“我总听人说，对于我们国家而言，最糟糕的事情是俄罗斯与中国靠拢。是我们自己让它们走到一起的，是我们自己让它们变成了朋友”。这不无道理。美国在当今世界上日益孤立，要怪只能怪自己。美国发动贸易战，几乎遭到世界各国一致反对，又一次说明美国是咎由自取。
二
基辛格本人颇为得意，视为其毕生外交生涯成功之举，即在美苏中三大国之间玩弄其信奉的“大国平衡”论，在冷战期间实现“联中抗苏”策略。但实际上这只是美国单方面的看法，与客观事实不相符。经历过上个世纪60-70年代国际形势变化的人都清楚，当时美苏中大三角格局的形成，归根结蒂是美苏两个超级大国争夺世界霸权的产物。推动尼克松主动提出访华，并一改过去不接受“一个中国”原则的顽固立场，事先承诺愿按照“一个中国”原则同中华人民共和国实现关系化，最主要的原因是苏联同美国争夺霸权的势头越来越咄咄逼人，美国又深陷越南战争难以自拔。他为摆脱困境，冀图趁中苏之间因意识形态分歧导致国家关系紧张之机，求助于过去的宿敌——中国。基辛格只是实施这一策略的“操盘手”而已。
促使尼克松总统当时调整对华政策是由于内外压力，他企图利用中苏矛盾为己谋利。对此，中国领导人心知肚明，经过认真研究判定美苏争霸不可调和，美苏矛盾远甚于中苏矛盾，决定“将计就计”，接过美方伸出的触角，并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毛泽东主席在1972年尼克松访华后就明确地指出：“在两个超级大国之间可以利用矛盾，就是我们的政策”。（摘自《毛泽东年谱之六》，第441页）在中美双方谈判的全过程，中方始终处于主动地位。
基辛格在多次访华期间，曾不止一次地强调苏联要整中国，甚至狂妄地说什么美国决不允许中国的安全遭到破坏，都被中国领导人严辞驳回。作为回应，中方强调：“当心！北极熊要咬你们。”基辛格在美苏达成第一份削减战略武器协议后，不无得意地跑到中国说，美中双方互无所求。毛泽东当即指出，美国如果无求于中国，尼克松总统为什么跑到中国来？！基辛格无言以对。他在后来发表的回忆录中坦承，他害怕与毛泽东谈话，感到总是被毛牵着鼻子走。在同中国领导人的交往中，基辛格多少有些过高地估计自己的智商，孰不知久经革命实践锤炼的中国领导人的智慧远胜于他。1971年他访华敲定尼克松总统访华事宜，却不曾料到，美国的盟国获悉消息后争先恐后地同中国建交，纷纷改变对恢复中国在联合国合法席位问题上的立场，使这一拖延多年的问题获得解决。当中方将这一消息告知即将登机返美的基辛格先生时，他目瞪口呆，表示难以置信。
美方决定尼克松总统访华，改善中美关系，本意是刺激苏联，进一步分化中苏。但不料在中方推动下，苏联领导人抢在尼克松访华成行之前，于1969年主动跑到北京，与中国总理商定重开中苏边界谈判，恢复两国之间的正常交往，使一度高度紧张的中苏关系逐渐走向缓和。与此同时，苏联不仅没有放松，反而加紧同美国争夺，1979年苏军入侵阿富汗。此时，基辛格先生也已黯然退出政治舞台。
面对事实，奉劝基辛格先生和美国媒体还是少吹嘘什么成功实现“联中抗苏”为好，以免贻笑大方。
三
基辛格先生今日的表现并非偶然。当年美国未能按尼克松承诺同中国建交，固然有“水门事件”的因素，但与基辛格曾想从《上海公报》后退不无关系。今年美国《国家利益》双月刊3/4月号发表的一篇题为《中国世纪？》的文章披露，早在1975年，基辛格在同中国谈判期间，就说过：“如果按照过往的道路发展下去，他们（指中国人）会成为一个相当可怕的集体”。这篇以基辛格全球事务中心教授名义发表的文章危言耸听地说：“中国的威胁从一个遥远的可能性变成一个迫在眉睫的现实的时刻正迅速到来，如果不是已经到来的话”，“21世纪美国治国策略中的一个决定性挑战就是阻止一个日益自信的中国重塑东亚秩序，而且它或许还要在全球挑战美国的利益”。此文的论调与2014年基辛格本人在论述世界秩序时所说如出一辙。他在论述中说：“19世纪以来世界秩序的中心在欧美，21世纪世界秩序的中心在亚太。亚洲最大的变量是中国未来20年的持续增长。中国的选择将影响和改变世界。美国必须考虑还有多少时间、多少空间可以维持现存秩序”。人们不难看出，这位与中国交往多年的基辛格先生竟然是“中国威胁论”的最早鼓吹者之一，只不过他是以学者的口吻来表达。
值得高度警惕的是，在特朗普宣布《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毫无依据地将中国和俄罗斯并列为美国的主要战略竞争对手之后，美国国内一股强大的反华势力正力图将中国视为对美国比俄罗斯更为严峻的现实威胁。7月下旬美国情报部门的多位负责人集中攻击中国，就是明显例证。联邦调查局局长克里斯托弗·雷说：“中国从反情报角度看，在很多方面对我国构成最广泛、最棘手、最严峻的威胁；相比俄罗斯，中国在许多方面对美国来说是长期威胁”。国家情报总监丹尼尔·科茨说，“美国必须对中国的战略提高警惕，中国构成的挑战比俄罗斯更大、更复杂”，“中国人的意图不同于俄罗斯。中国想要成为全球强国”。中央情报局东亚任务中心副主任科林斯更诬指，中国对美国发动一场“冷战”。在这种气氛下，基辛格以“联俄”为名提醒人们勿忘“抗中”，就不足为奇了。
特朗普近来在发动对华贸易战的同时，在台湾、南海、太空等诸多方面对华挑衅、指责，动作频频，甚至在基辛格动员下妄图挑唆中俄关系，其最终目的是想遏制中国的进一步崛起，巩固美国的全球霸主地位。事态发展越来越证明，美国发动对华贸易战并非只是为了解决美国贸易逆差问题，而是想趁机整垮中国的经贸体制，以迟滞中国的发展。8月20日，中美贸易谈判开始前，特朗普对路透社记者说他不期待谈判取得多大进展，他没有结束与中国贸易争端的“时间表”。据《华尔街日报》同日报道，几天前特朗普在纽约的一次筹款活动中，重点谈了中国。他口出狂言地叫嚷：“他们最好小心点，因为我跟这些家伙没完。”特朗普意欲何为？《华尔街日报》7月10日的一篇文章做了解读。该文称：“在特朗普看来，对美国不平等的贸易关系是令中国在世界舞台迅速崛起的一个重要因素。改变这一局面将限制中国地缘政治势力范围，同时扩大美国的影响力”，“如果成功实施，这将加强美国经济，遏制对手崛起，同时提升特朗普的国内政治际遇”。
不要期待中美贸易摩擦短期内会解决，因为特朗普不是把它作为经贸纠纷，而是为了谋求更大政治利益的一张牌来“打”。丢掉幻想，准备斗争这句老话再次提出，应该说正当其时。
2018年8月23日
经济全球化能让中国“引领”吗？
丁源洪
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激起美国国内乃至整个西方世界对经济全球化（以下简称全球化）问题的热烈讨论，迄今并未停止。讨论中不乏对立观点的冲撞。全球化问题对近些年世界形势的演变，包括特朗普这个华盛顿“局外人”能够赢得美国大选，都有着重要影响。因此，在研究分析世界形势及其发展趋势时，需要深入研究全球化问题，得出正确的认识。
全球化是个漫长的、不断发展的历史现象。它在不同历史时期，不同范围内，有着不同的特点。当今的全球化，根据马列主义观点是垄断资本主义阶段的产物。它的本质是：资本的不断增殖推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向全球进行新的急剧扩张，使全球范围内的生产社会化达到空前的高度；同时形成以私人占有为基础的国际大财团和跨国公司全球范围的垄断，使生产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的资本主义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达到一个新的水平。随着苏联解体、东欧转制，资本主义制度扩展到新的更大空间，资本主义主导下的全球化在世纪之交获得了迅速发展。
美国作为世界上最强大的资本主义国家，又是垄断资本的大本营，代表美国国家利益的政府实际上是把全球化作为维系其主导的所谓自由主义世界秩序及其在世界上的霸主地位的有力工具。美国知名学者托马斯·弗里德曼曾于1999年著书论述“全球化就是美国化”。另一美国学者安德鲁·巴塞维奇同年撰文指出，“克林顿政府战略的核心是全球化概念”，“全球化已成为美国在世界上领导作用的‘同义词’”。上个世纪90年代以后，美国霸权主义野心的大膨胀与美国垄断资本占优势的全球化大发展同步，绝非偶然。
物极必反。垄断资本主义阶段的全球化，虽然有助于推动世界经济的发展，但也激化了资本主义固有的催生两极分化的弊端。随着全球化的发展，包括美国在内的所有国家无一例外地都出现贫富差距进一步拉大的现象。美国是推进当今全球化的主要力量、最大获益者，也是世界上贫富差距最大的国家。根据美联储公布的数据，美国最富有的1%的人占有43%的美国财富；最顶峰的0.1%的人占有美国全国财富的22%，与占美国人口90%的中下层民众的财富总和相当。
2008年由华尔街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及继发的经济衰退，加速了美国中产阶级的衰落。据美国皮尤公司的调查，美国中产阶级（收入中值为5.4万美元）在美国总人口所占比重，从上个世纪70年代的62%降到目前的43%；而家庭债务从1980年的9300美元提高到2015年的6.5万美元。美联储前主席格林斯潘曾指出，金融危机后，美国已经分裂成两个，一个是超级富人的美国，他们在经济复苏中赚到了高额奖金；另一个则是大量中产阶级、中小企业主的美国，他们仍在艰难地挣扎。2016年美国的大选，正是在广大普通民众包括一部分中产阶级对现行体制、社会现实极为不满，对极力维护现行体制的精英阶层充满愤怒的形势下进行的。特朗普这位华盛顿圈外的商人利用了社会严重分裂形势，出人意料地赢得大选。特朗普当选总统是美国社会严重分裂的产物，而非这种分裂的起因。
奥巴马总统下台前，于2016年10月24日在美国《时代》周刊发表题为《不平等 — 缩小差距是民主的关键》一文，指出美国经济的问题在于不平等，有钱人和其他人之间的差距在扩大。他在同年11月16日告别欧洲的演讲中，更加明确地指出：“当前全球化进程存在问题，引发不公正感。不少选民觉得被快速的全球化进程抛在身后，产生沮丧和愤怒”；“世界通向全球化的道路必须纠正。现实给人们的教训之一是，不同国家面临相同的挑战，那就是必须着手应对社会不平等”。尽管他看出了资本主义弊端之所在，但也无可奈何。当今全球化造成社会分裂，归根结底是垄断资本主义制度促成的，是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
有人以特朗普退出《跨太平洋贸易伙伴关系协定》和有关气候变化问题的《巴黎协定》为依据，认定特朗普“反全球化”。这是政治概念错置的表现。是否参加这两个协定，和是否支持全球化，根本是两码事。否则，像中国、印度等被排除在《跨太平洋贸易伙伴关系协定》外的国家，是否就是“反全球化”？！
有人指责特朗普搞单边主义，反对多边主义。这同样没有多少说服力。何谓“单边主义”？何谓“多边主义”？这两个概念的含义都不清晰。每个国家对外交往，从来都有单独进行和与其他国家一道推进两种方式，难说对错优劣。一切要看需要与可能。
有人批判特朗普搞贸易保护主义，但这并非特朗普外交所特有。西方资本主义大国在对外经贸交往中，哪一个不是以追逐本国利益最大化为目标，不时地采取“保护主义”手段来维护自身利益？对于广大发展中国家，它们更是惯用贸易保护主义来攫取不公正、不合理、不公平的经济利益。
特朗普在“美国优先”名义下的所作所为，表明他是一个极端民族利己主义者；他是秉持美国的强大实力，无视任何国际关系基本准则，肆无忌惮地推行经济霸权主义。
如果说他有什么“反全球化”举措，那就是他试图改变全球化促使众多企业为追逐最大利润转移到国外，导致国内实体经济萎缩、经济增长乏力、失业人口增多的恶果。但事实表明，他的努力是徒劳的，因为当今全球化的发展是以跨国公司为主要载体，在它们心中只有利润，没有多少政府意愿。
美国今日社会的分裂，是其资本主义制度的“社会不平等”造成的。即使特朗普下台，这种分裂状况也很难改变。当前美国国内的乱局，是多年来政治、经济、种族、族群等多种矛盾累加作用的结果。它正成为促使美国霸权帝国加速走向衰落的一大因素。
对于中国来说，尽管经济全球化给中国的发展带来一些机会，但不可否认的是资本主义主导的全球化也不可避免地给中国造成相当的负面影响，主要是贫富差距拉大的问题。当今的全球化，从一开始在不同层面就是不平等的。它有利于富人，不利于穷人；有利于跨国公司，不利于中小企业；有利于发达国家，不利于发展中国家。在全球化的大环境中，中国等广大发展中国家都被置于不公正、不合理的地位。中国的快速崛起，靠的是中国人民在党中央领导下的不懈努力；靠的是中国坚定不移地走自己的路，不断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靠的是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民族精神，不是什么全球化。
需要警惕的是，随着美国挑起对华贸易战，以美国为首的少数西方大国正妄图合力围堵中国，以遏制中国的发展。其手法之一就是在世界贸易组织乃至国际上，否定中国是发展中国家的地位。在这种形势下，有的中国学者还奢谈什么中国可以接替美国“引领”全球化。且不说中国有多大的经济实力，国际资本主义主导下的全球化能让社会主义中国引领吗？！这纯粹是“不读马列，胡言乱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