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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斌:美国对华政策多变与冷战思维挥之不去的深层原因

作者:杨斌   来源:红色文化网  

美国对华政策多变与冷战思维挥之不去的深层原因

摘自杨斌著作《美国隐蔽经济金融战争》

深刻认识美国实施“缓和”战略的理论渊源,就能发现美国政府对华政策多变背后隐藏的规律,中国就能知己知彼、处之泰然并从容应对。实际上,美国实施“缓和”战略根本不意味着放弃冷战思维,而是用友好姿态和扩大经济文化交流作为掩护,替代冷战遏制时期赤裸裸的军事威胁和经济封锁,为运用政治、经济、外交等软政策筹码发动攻击创造条件,这就是为何冷战结束而冷战思维始终挥之不去的原因。不管美国总统个人是否真诚希望保持对华友好关系,美国垄断资本从全球霸权战略角度必然施加压力,迫使中美关系改善到一定程度时出现恶化趋势,但是,美国政府表现强硬姿态时也会谨慎掌握尺度,以免紧张局势失控影响美国的实施“缓和”战略。尼克松以恭谦姿态访华并改善中美关系,恰恰是因为中国支持越南沉重打击了美国的封锁遏制。克林顿领导的民主党政府曾表示对华友好,甚至提出中美两国之间建立战略伙伴关系,但是,就在朱镕基总理访美展现对中美关系的重视后不久,美国就悍然轰炸了中国驻南斯拉夫的大使馆,表明美国将中国友好视为挑衅不会过于触怒中国的理由。俄罗斯对美国轰炸科索沃后作出比较强烈的反应,中途取消总理访美计划并派兵抢占科索沃机场,美国却有意对俄罗斯保持克制以避免紧张局势过度升温。普京执政时期吸取叶利钦对美国过于软弱的教训,有意将强硬姿态作为防止俄美关系恶化的措施。

2009年11月奥巴马访华时曾表现出对华友好姿态,声称将对中国崛起采取欢迎而不是遏制的态度,将高度重视中美双边战略互信关系的发展。但时隔不久,奥巴马却采取了一系列挑战中国核心战略利益的行动,启动向台湾大规模出售先进武器的计划,将美国的反导系统直接延伸至中国的大门口,会见达赖喇嘛支持威胁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分裂势力,表示将采取强硬态度逼迫中国人民币升值,进一步出台贸易保护主义措施打击中国的出口等等。2010年3月15日,美国国会130名议员甚至提出汇率操纵国指控,威胁对中国出口全面征收27.5%的惩罚性关税,这意味着中美两国之间可能爆发全面贸易大战,引起了中国政府的抗议和各界舆论的轩然大波,人们感到诧异为何中美关系骤然从高潮跌入低谷,美国为何骤然改变友好姿态挑起全面紧张局势。令许多中国人感到难以理解的是,奥巴马访华是近年来中美关系发展的高潮标志,友好气氛应该有助于加强相互理解和寻求两国共赢,为何奥巴马却一转脸就公然挑战中国核心利益?有些人将奥巴马对华政策骤变归于美国的选举政治形势,称奥巴马对华强硬是为安抚失业引发的愤怒情绪。实际上,美国对台军售和施压人民币升值等重大政策措施,不可能根据经济形势和民众舆论而朝三暮四变化,甚至违背美国政府的长期国际战略和形势判断。

美国政府的对华政策如此频繁出现戏剧性变化,其主要原因不是某个政治家情绪变化无常,也不是为应对政治选举形势暂时采取的政策调整,而是源于美国针对社会主义国家采取的“缓和”国际战略。美国在越南战争惨败后被迫放弃了“冷战遏制”,转而采取基辛格等国际战略家提出的“缓和”战略,扩大同社会主义国家的接触和经济文化交流,目的正是通过培育战略依赖性获得政治、经济、外交等政策筹码,以便运用比军事冲突代价小的制裁手段推动美国的国际战略。尼克松明确提出要将经济联系变成捆住国际对手的绳索,将贸易、先进技术等当作武器而不是礼物,不仅在商品上印有经济价码而且还有政治价码。[1] 正因如此,美国对华政策才会反复出现戏剧性的变化,当友好接触气氛渐浓时往往出人预料发生敌对事件,如朱镕基总理访美后不久便发生的轰炸中国大使馆事件,奥运会前夕美国在全球各地策划的支持藏独分裂活动,奥巴马访华后不久便采取一系列行动挑战中国核心战略利益,等等。

美国运用“缓和”战略打击国际对手,其厉害之处恰恰软硬兼施、灵活多变,时而“友好亲善”,时而“强硬恫吓”,“忽软忽硬”令对手捉摸不定、无所适从,出其不意攻击对手的薄弱、要害环节。中国对付美国“软硬兼施”的两面攻势,也不能采取单纯“软”或“硬”的办法,而应采取“刚柔并济”的巧妙应对策略,避实就虚闪过对手的攻击锋芒,头脑清醒、认清形势、站稳脚跟,继承并发展马列主义国际政治理论,认清帝国主义的不变本质和政策手腕创新,维护国家安全要害不给对手可乘之机,灵活应变、借力打力、趁势反击。当美国对中国表示比较友好的姿态时,中国也应冷静认识到美国的长期对华战略,当美国突然再次对中国进行硬恫吓时,中国也应处变不惊、毫不畏惧、沉着应对,有理、有利、有节地进行反击,不被其故扮疯狂牛仔的强硬姿态和攻心战吓倒,不幻想以顺从、让步来换取一时太平,软弱退让只能让对手更加得寸进尺、变本加厉。有些国际专家担忧中美关系恶化主张屈从美国压力,殊不知这样恰恰会让美国反华势力感到得逞尝到甜头,反而会变本加厉地推动强硬的反华政策。据2010年美国民调显示,大多数美国民众不支持奥巴马连任总统,下一届总统很可能采取强硬对外政策,甚至有意表演“非理性的疯狂”来促进美国利益,中国对美国对外政策由软变硬应有充分准备。

美国向国际对手施压往往选择要害、薄弱环节,为迷惑国际对手甚至可能有意提供经济利益诱饵,对手一旦顺从美国压力往往就会招致更大麻烦。奥巴马政府以维护人权和言论自由为名,攻击中国对谷歌等网络公司依法进行管理,中国采取坚定立场回应美国挑战是完全正确的,否则将来无论在意识形态和美中关系领域,都很可能面对更多、更大的麻烦和冲突。2007年美国次贷危机爆发后,美国政府高官访华要求中国帮助美国度过难关,中国动用宝贵储蓄购买大量美国国债和两房债券后,美国反而指责中国储蓄率高是导致美国金融危机的原因,美国高层智库甚至提出中国应承担数千亿美元的挽救危机代价。当前中国政府大量减持美国国债是完全正确的选择,这样不仅可以减少美元不断贬值给中国造成的损失,还可逐渐让美国丧失将金融危机责任嫁祸中国的借口。

中国不可认为顺从或积极配合美国的经济政策,形成某些美国高层智囊所说的G2伙伴关系,通过购买美国国债并提供出口产品支持美元霸权,美国就不会找中国麻烦并且设法阻止中国崛起。实际上,美国高层智囊竭力鼓吹的“中国威胁论”,并非指中国崛起会威胁美国的国家安全,而是指威胁美国在全球范围的霸权利益。由于美国希望通过全球霸权谋求不正当利益,通过美元霸权无偿占有别国的资源和财富,通过涉嫌广泛欺诈的金融交易掠夺各国民众,因此,中国对美国友好并且尽量避免招惹美国,并不能让美国满足并以同样友好态度对待中国,将美国金融危机归咎于中国出口和储蓄高就是明证。

美国经常对关系密切的战略伙伴采取两面利用态度,先利用萨达姆遏制伊朗并且默许其入侵科威特,再将反对伊拉克侵略作为美国军事介入中东借口;美国政府和中情局先扶植智利的皮诺特策划军事政变,同时资助芝加哥大学培养的智利经济学家作为经济顾问,拟定一旦政变成功后推行新自由主义改革的详细经济计划,通过大规模镇压、暗杀清除社会进步力量抵抗之后,将智利扶植成拉美第一个推行新自由主义模式的样板;美国、英国积极参与扶植皮诺特的军事政变,等待皮诺特作为傀儡政权价值耗尽后又从反面利用皮诺特,以政变后推行社会镇压侵犯人权为由逮捕皮诺特,将其作为美国推行人权战略的牺牲品充分利用其价值。

美国经常有意公布其全球各地代理人的腐败信息,从两面利用美国代理人并威胁国际对手做出更多战略让步,如以腐败洗钱罪名逮捕叶利钦总管并威胁俄罗斯等等。同美国打交道就如同接近黑社会老大一样非常危险,因为美国从来认为没有永恒的朋友只有永恒的利益,谋求最大利益本能要求其从正反两面利用战略伙伴,这样可以节省信息成本、欺骗成本有利于谋取最大利益。马克思主义深刻揭示了当代金融垄断资本主义本质,坚持马克思主义才能认清世界政治经济格局变化的规律,才能从战略高度认清美国的霸权谋略和两面手腕,更好应对复杂多变的世界动荡局势并维护中国国家利益。

   中国如何反击美国挑战中国战略核心利益

2010年1月奥巴马启动大规模对台军售计划之后,中国宣布将对美国有关企业进行制裁是完全正确的和必要的。有些人士却认为中国扩大开放和加强经贸联系就能遏制美国反华势力,这种单纯经济观点缺乏长远的国际战略眼光。某些西方大财团和跨国公司为了谋求最大利润,既为对华投资贸易作出友好姿态,又为高额军火利润支持右翼势力反华,包括蓄意夸大所谓中国的军事威胁,怂恿政府将中国作为战略对手和假想敌,支持台湾分裂势力搞渐进台独的举措等等。中国也应将战略利益目标同经济贸易挂钩,促使其明白不能既赚中国的钱又搞反华,从自身经济利益出发也要谨慎行事,否则不可能获得最大利润和中国巨大市场的商机。中国将经济贸易与战略目标挂钩能够有效地维护核心战略利益。2001 年笔者曾撰文建议中国应开发将一系列经济与政治结合的综合对策,涉及范围广泛而且可灵活调节力度,对于民进党推进台独的渐进性小动作,中国也应及时给予程度恰当的惩罚,这样才能有效遏制其打“擦边球”的分裂政策。当年台湾有许多被称为绿营财源的大财团,一方面在大陆大量投资赚了大钱,同时却又积极支持陈水扁和民进党上台,但近几年来发生了转变公开表明反对台独态度,并且为促使陈水扁下台作出了一定贡献,这充分说明将国家战略目标同经济贸易挂钩,不仅是必要的同时也是非常奏效的。

中国不必担心对美国有关财团进行经济制裁,会得罪美国并促使其恼羞成怒,因为,美国垄断财团一向精明善于计算成本收益,注重实际经济利益而从不感情用事,他们不一定惧怕中国的道义谴责和外交抗议,但肯定会认真计算丧失中国巨大市场的利润损失。中国运用经济制裁手段可以灵活调节力度,针对不同反华行动采取程度恰当的反制措施,促使幕后操纵着美国反华政治势力的垄断财团,谨慎计算利弊得失不敢对中国轻举妄动,最终还可能作出拉拢讨好中国的举动。中国同美国某些垄断财团支持的反华势力开展斗争,应该善于发挥自己的长处并避免薄弱环节。中国必须坚持马列主义才能深刻认识垄断资本的本质,才能在借鉴西方经验的同时认清其存在的种种弊端,认清美国经济的泡沫本质并避免重大投资损失,认清垄断资本两面性避免落入不择手段谋利的陷阱。中国企业在实力方面同美国企业相比仍有较大差距,倘若实行经济与政治分开分并任由企业单打独斗,中国同美国进行国家战略利益较量必然处于下风。旧中国的民族资本对帝国主义始终软弱无力,广大人民群众只有进行社会主义革命才能挽救国家。普京采取果断措施打击俄罗斯金融寡头的重要原因,就是金融寡头为谋求私利向美国出卖俄罗斯战略利益。中国必须发挥社会主义制度和公有制的优势,协调一致维护国家核心战略利益和整体经济利益,就能形成任何西方跨国企业也难以抵御的力量,共同采取措施抵制、制裁某些美国垄断财团,有效迫使其放弃危害中国核心战略利益的反华行动。中国不仅应直接制裁参与对台军售的美国军工企业,还应查清这些企业属于哪些金融工业融合垄断财团,同哪些银行、企业存在着密切的资金、贸易和技术往来,动员中国的有关政府部门、各种类型企业的力量,通过扩大或减少贸易、投资合作优惠等各种措施,劝说美国有关银行、企业帮助共同向反华企业施加压力。中国应该视其合作程度扩大或减少相应的经济优惠待遇,这样在有效促进中国核心战略利益的同时,也有利于实现“共赢”并促进各方面的经济利益。

有的中国金融机构曾在对美投资中蒙受巨额损失,宣称难以判断美国危机走势并不敢继续对美投资,如今受到美国宣扬的经济复苏迹象鼓舞并恢复信心,准备再次动用巨资收购美国股票和银行有毒资产。中国切切不可认为积极购买美国国债和困难金融机构的股票、债券,就能够赢得美国好感并树立良好国际形象。尽管中国一直动用宝贵储蓄购买美国国债,向美国出口大量物美价廉产品有助于美国抑制物价上涨,但是,美国财政部长盖特纳和美联储主席伯南克,先后将金融危机起因归咎于中国储蓄率太高和出口太多,美联储前主席格林斯潘也指责中国储蓄率高是金融危机诱因,美国著名智库甚至提出中国应承担5000亿美元的挽救危机代价。美国爆发次贷危机之后,美国政府高官和华尔街金融人士频频来华,呼吁中国施加援手帮助美国解救危机,中国也慷慨购买美国国债、两房债券等积极相助,甚至因帮助华尔街陷于困境的银行而蒙受重大损失,美国为何倒打一耙、恩将仇报值得中国深思。

西方媒体披露了华尔街诱发次贷危机的大量欺诈行为,充分揭示了垄断资本不择手段谋求超额利润的贪婪。盖特纳、伯南克、格林斯潘都是华尔街利益的代理人,他们为贪婪欲望不惜严重损害美国民众利益,当然更不会对中国有丝毫怜悯同情之心,为了帮助华尔街逃脱罪责可能采取任何手段。美欧广大民众正日益意识金融资本的贪婪和欺诈,正在寻找制造金融危机并损害自身利益的“元凶”,而美国和大西洋两岸贪婪的银行家成了发泄愤怒情绪的对象。但是,华尔街金融金融资本及其在美国政府中的代理人,也正在制造舆论为转移民众愤怒寻找替罪羊,特别是寻找借口将危机的责任、代价转嫁给中国。中国面对美国无端指责不能仅仅被动地为自己辩护,而应积极向世界各国和美国公众阐明全球金融危机的真正起因,否则就会鼓励美国故意混淆真相并把中国当作替罪羊,中国越是增购美国国债并供给廉价产品就越是成为美国攻击对象。

中国继续购买美国国债和困难金融机构股票、债券,动用国内宝贵储蓄救助美国也无法赢得欢心,反而会提供他们将危机起因嫁祸给中国的口实,责难中国高储蓄流向美国造成贸易失衡和金融危机。美国反华势力刊登广告称中国购买美国国债,将令其后代沦为中国债务仆从并听命于中国。中国应积极主动提出维护美国民众和本国利益的主张,冻结巨额金融衍生品坏债遏制金融危机升级,力阻美联储印钞救市威胁美国民众存款和中国外汇储备,呼吁对美国民众存款和各国持有美债实行通胀贴息保值,让美国民众从切身利益出发积极拥护中国立场。中国应抓紧时机进行争取美国民众的舆论工作,以防金融危机升级导致美国国内矛盾激化之时,美国受财团控制媒体骤然发动嫁祸中国的舆论攻势,导致中美关系恶化不利于中国的和平发展战略。

2010年2月,奥巴马以对华贸易存在顺差为借口,威胁将采取强硬措施逼迫人民币升值。中国绝不应屈服美国压力允许人民币浮动升值,因为,这实际上是美国发动对华金融战的借口,一旦人民币浮动升值就会吸引更多热钱涌入,导致中国出现更为严重的外汇盈余问题,这样就会招致美国获得更多借口向中国施压。中国应该反守为攻向世界各国人民呼吁,反对美国实行滥发货币政策导致美元不断贬值,操纵汇率严重威胁世界各国外汇储备和美国人民财产,主动争取包括美国人民在内的世界各国人民支持,防止奥巴马政府和今后可能上台的美国右翼政府,利用金融危机责任、人民币汇率、西藏人权等借口,为推行强硬反华政策和干涉中国内政进行舆论铺垫。中国还应要求美国像20世纪60年代对德国一样,采取具体措施保障中国购买的美国国债价值,弥补因美元贬值造成的汇率损失和通货膨胀损失,这样保障中国利益才能建立国际合作的互信基础。中国还应加快推进建立新型超主权国际货币的进程,联合俄罗斯、印度、巴西、印尼等支持中国主张的国家,商议先行建立一种过渡性的新型超主权国际货币,用于多边的经济交往和国际贸易计价、结算,以后逐步扩大适用范围并吸引更多的国家加入,这样可以让众多新兴国家获得有力的谈判筹码,切实反击美国逼迫中国实行人民币浮动升值的无理要求,同时有效制约美国滥发货币和操纵汇率的恶劣行为。



[1] [美]尼克松:《真正的和平》, 钟伟云译 ,新华出版社,1979年,第47-48页,第24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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