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西方人能普遍遵守规矩？为什么内心比中国人自私狭隘的他们在特定场合愿意出让一部分私利？
读我文章的时候，总有人分不清作为“世界统治集团”的西方和作为个体的西人是两个不可混淆的概念，一如有人总是把介绍老虎是肉食动物的科普常识诠释为仇视老虎的宣言。我其实只有一个思路，就是告诉国人什么才是西方的真传，学人之长要学真传而非花招——尤其是人家特意推荐的迷惑对手的花招。
普通人这么浑搅着看问题，是因为即使是留洋“精英”也从来没有将概念分开来，而且从台湾文人开始到大陆后续者接力，写“中西比对”绕来绕去多是中国人和西方人社会行为（主要是公共场合待人接物）的直接比较，既看不到由于社会匮乏水平悬殊，直接比较是极不公平的，也看不到社会行为差异的根源。撇开历史阶段、社会现状和文明差异这些深层因素，单拎出一些公共行为直接比较，结果是不难设想的，就是得出极其浮浅的判断，动则中华文明不如西方文明，甚至更绝——人种都不在一个档次。一个绵延数千年的文明就这么拜倒在一个两百年打劫成功的暴发户脚下。
“中国人素质差”经外诱内导、层层加码，已被制造成一种几乎无人再打问号的共识，浸透民间潜意识，上至文人学者官员下至目不识丁的贫民百姓，日常凡遇不顺皆以此为凭。这其中不贬真诚的自我批评，以及恨铁不成钢的过激，但大量实为嫌贫爱富、贴附强权的势利之眼，而“共识”为这后一种人提供了道德借口。
我们看到，越是浮浅的判断越是将击打物锁定在深层目标上，如中华文明、华夏种族，以提高其判断的价值；越是目光短浅的人，下结论越是快而直接。我理解每个人都有权就自己的观察下结论，但世上没有一个种族的所谓“精英”会像中国人这样把自己拔离地面看问题，好像在评判一个对立物，上百年不知彼亦不知己，却敢下这么大而绝的结论。什么东西一旦形成潮流，总能给模仿者带来愉悦，哪怕是自戕的潮流。
问题是如果我们的大文人在比较中西时落脚点也就是排队是否有耐心、超市买菜是否挑肥捡瘦或政治角斗场握手言和之类，以公共场合的待人接物总结两种文明，甚至判断优劣，那就不仅仅是教育百姓有礼有规，而是误导受众。如果这样下结论，别人一句话也能将此结论推翻：驾车都能让行人的西方人，为什么数百年来打遍全世界恃强凌弱？如此平和的政坛为什么有这么多政治暗杀？同时下此结论的文人是不是潜意识里也有点倚贵欺贱？
看西方如果不把这两个概念分开，就像看一个人总是从他出门的穿戴看待他的品格。我承认出门的穿戴很重要，是个优点，家里一肚坏水出门体面周全总比里外不讲理合算百倍，美俗绝对比美德事半功倍，但因一个人出门穿戴不羁，就得出结论他不如那穿戴讲究的人品，是看人的人之浅薄和势利。要想不得出浅薄结论，就得弄明白出门穿戴讲究从何而来？因为即便要学，也得弄清它的成因才能真学到手，而不是好的没学到，先把自己的自信给卖了。
我们就从浮浅的结论经常引述的公共行为开始。比如超市买菜，中国人喜欢挑挑捡捡，西方人一般拿了就走。当然此种情况并不是绝对的，但作为笼统观察不为过。一般喜欢举这类例子的人并非例子在前结论在后，而是事先已经有结论了，就是中国人自私、没有公德、素质差。就现象本身比较，的确有口难辩。大量中西比较的文章或著作从台湾文人及大陆后续者的笔下流出，都是以此为起点和终点的。后来大陆有些文人跑到西方走马观花，不但据此评判中西，还点评西方与剩下的世界。如国内某“一级作家”（作家只有好与差，不知这个级是怎么评的）去了一趟美国，乘坐一次大巴的时间里已经为美国白人和墨西哥裔人下了断语。
这其实是一种当事者并不觉察的思维模仿，对绝大多数人来说，思想局限于思维模仿。但思维模仿是当事者意识不到的，他绝不承认自己在潜意识层面被绑架，表面看他也的确是目之所见，大作家觉得自己明察秋毫，一眼看出两个种族的优劣。平民百姓可以这么下结论，大作家思维却不该这么简单。有没有想过这两人可能差异极大的生存背景？有没有问过自己礼貌周全的白人为什么在过往的世纪里一直是后者的屠夫？所以看一个人的思想是否属于思维模仿，观其对事物的判断是否浅薄，不失为灵验的测试方法。
买菜时挑肥捡瘦属于人天性内的自私，做得过分的确既不雅观又损害他人利益。此处用“天性内的自私”以区别于那种以害人为本、损人都不利己的行为。就这个现象我仔细观察过，看出很多微妙的不同。比如六十岁以上的人挑捡得最厉害，在这个年龄段，中国人挑，西人也没落后多少。这其中还分从哪个阶层出来的人，此处的阶层不是其本人的现状，而是生长于哪个阶层，越是从小经历过匮乏生活的人，越是在利益面前容易受本能捆绑，当然还有个人品质的差异，经教养或自我意识及意志很强的人可以战胜或掩饰自己的本能。到了四十至六十这个年龄段，中国人或者不如说移民群和西人明显拉开了距离；但在三十多岁以下，距离又贴近了。
年轻人在挑肥捡瘦问题上没有明显差距，得力于两点：一，匮乏记忆趋于一致，西方是六十年代以后进入消费社会，中国是九十年代以后，迟了三十年。所谓“消费社会”就是社会基本物资供大于求的社会，但对同样九十年代以后出生的年轻人（都出自城市中产阶层），匮乏记忆水平便趋于平等；二，这个年龄段进西方超市的华人不少是在本地出生或长大的，学会了西人的规矩，即便新出来的并不太懂规距，若无匮乏感的障碍学起来也快。此处的观察只是个笼统现象，任何规律都有例外，老人有不挑的，少年也有爱挑的，请不要以特例来反驳普遍现象，那样无聊而浪费口舌。从三个不同年龄段看，行为的差异与社会匮乏感的水平成正比，匮乏记忆在其中起了很大作用。
再以排队为例，单单观察西人，其行为也不能一刀切。年纪越大的排队耐性越差，急猴猴贴在你身后或钻空子插队的多是他们，但做起来比中国人隐蔽。排队公德最好的在四十岁以下的年龄层，各种行为规矩远不如老辈的青少年排起队来优悠有余，你若有急事跟前面人商量，在各个年龄段里唯一能让的是他们。换到老人，哪怕他们的电影一小时以后开演而你的在两分钟以后，也绝无“让”字可以商量，弄不好还给你几句，同样情况下中国老人要善解人意得多。四十岁以下的人虽然受的礼仪规范教育不如上几代严格，但他们出生于这个社会走出匮乏的年代，因而在排队这类最能测试本能的事情上胜过前辈。匮乏感是一种在潜意识层面左右人的本能的心理状态，会像记忆一样储存下来，其后的物质丰富很难将之抹去。贵族需三代富裕才调教得出来，即这个道理。所以匮乏感不同的人群不宜直接比对，比出来的也是片面之词。
那么西人在社会行为上的胜出除了匮乏感上优于中国人，还有什么别的因素？就是规矩比中国人严。公德其实并非美德而是规矩。规矩与美德的不同，就是规矩不靠教育而靠驯化，像驯化家犬一样，要从小驯养成习惯，而且不需要里里外外都一样，只要在特定场合不越界就行——特定场合一般就是公共场合。
为什么西方人能普遍遵守规矩？为什么内心比中国人自私狭隘的他们在特定场合愿意出让一部分私利？这就要从西方文明一个关键词“界”说起，几乎所有的优点和缺点都是由此起动的。在西方住久了就发现，有一个词“solidarité”在其社会生活中起举足轻重的作用。英文也有与法文相同的、只一个字母之差的对应词“solidarity”，这个词一般译成“团结”，但这么译只是其中一层意思，很容易误导中国人，因为中国人概念上的“团结”往往与友爱连在一起，丝毫不带抱团串通的意思，属于道德教化而不是利益悠关，因而“团结”在中国时常流于口号，不到民族危亡的时刻不会被当回事；在西方“solidarité”却是社会行为的基本模式，渗透文明基因，小至公共场合的待人接物，大至政治体制、外交政策，以及西方集团与剩下的世界之关系，皆以此为基本行为模式。所以“solidarité”更准确的理解应为“利害一致、相互关联、连带责任”。
单单解释字面，“利害一致、相互关联、连带责任”是中性的，但我们介绍时必须提醒国人，“solidarité文化”的源头是“排他”，而非我们想当然以为的“容他”，它是在普遍而深厚的“界之意识”的基础上产生的。换句话说，这个文化是有两面的，它产生于对外的排他，落实于对内的抱团。是对外的恶滋生了一种“属性意识”，再由之生出“自我意识”，是这种“自我意识”让每个人意识到与群体内的人的连带关系，规矩便是在此一共识基础上做出来并被普遍遵守的。所以“solidarité文化”生出了一个双头怪物，对外它奉行双重标准的打手联盟，在某些特定情况下可以简化为“恶恶相联”的“流氓帮会”，你只需对我看不顺眼的也踢上两脚就进“团伙”了。我们知道善盟难结、恶盟易建，由于骨子里不容异己，拉帮结伙常常只会玩恶的游戏。由此看，人性难有奇迹，不攘外就会欺内。
此处的对外是指国外国际，“solidarité文化”在社会内部也形成“界”与“内外”，也有利与害两面。由于民众随时随地都得在共同利益基础上保持精神同一，舆论就变成了一个大家接受的谎言机器，致使这个社会在表面“宽容”、“自由”的外壳下内核非常严苛偏执，其人与人之间的精神压抑远非中国社会可比。西欧从南到北精神压抑的水平线恰与“民主”、“自由”的水平线成正比。除了气候纬度的地理因素，精神压抑很大一部分来自内心与外表的反差，反差越大的社会外表越显得“宽容”、“自由”，所以中国人眼中的“天堂”北欧自杀率远远超过带有“专制余孽”的南欧。鉴于本文篇幅，我们将在以后的文章中进一步探究“solidarité文化”，今天不谈“怪物”坏的一面，只谈“solidarité文化”怎么浸透社会行为（公生活）的方方面面。
由“界之意识”滋生“属性意识”，再由之生出“自我意识”，其实就是每个人对自己和群体内他人同时负有责任，利则皆利，害则皆害，只图自己占便宜的人实则是害群之马，群之不存，匹马焉去？因此你不作害群之马，并非为他人着想，实际得利的是自己。驯化人划算的自利，要比教育他们一点别自私有效得多，所谓“公德”与“品德”无关，不是无私而是学会划算的自利。
从小受这套规矩驯化的人，走进超市，意识到众目睽睽之下挑挑捡捡有失风度，或看戏终场时无论喜恶拍手是规矩，如有一部分人拍得热烈，不以为然的另一部分人此时不得拆台，必须跟着做，懒得拍或溜走不光丢自己的脸还丢在场其他人的脸，这时想占小便宜的私心和自身形象及与此形象绑在一起的集体契约（多数情况下并无实体契约而是带有强迫性的精神同一），在竞争中会习惯性地败下阵来。有人可能会问：众目睽睽？那些人谁认识他啊？不都是陌生人吗？陌生人不就是转身再也不会打交道了？以中国式熟人生人的概念，上述反问都有道理。中国人的面子类似于西人的风度，不同的是面子只在熟人中生效，所以中国人在熟人中必须克己；西人的风度却不分生熟只分界内界外，他在熟人中不必像中国人那么在意，但脸面要一直延伸到自己不认识的人眼前。如果你把陌生人换成“他人”，“转身再也不会打交道”的侥幸和遁逃心理就变成了自欺欺人。你在这里损害了陌生人的利益逃掉了，下次陌生人损害你的利益时你往哪里逃？在此请读者注意，这里的“他人”是界内的，“solidarité文化”的“文明规则”只在界内有效，绝非普世的，对界外的自动无效，甚至可无所不用其极。关于界内界外，笔者将在以后的文章中论及。
文化中“界之意识”薄弱的民族很难自生“solidarité文化”（勉强可译为“纽带文化”），而往往任由个体以可自定义的“良心”决定自己在群体内的表现，因而大恶甚少但小弊不断，形成一种“磨合文化”，是这份社会行为上的“自由主义”导致公共场合待人接物少礼缺规，而百多年来被打家劫舍至礼崩规溃，更强化了乱世本能，让本能占了理智的上风。“磨合文化”与西式“纽带文化”虽不能说是对衬的两极，但若只作表面的比对，不探究事物的两面，有时确实有丑美之分，很多文人蜻蜓点水似的哀怨俱来源于此。
其实“磨合文化”也有正反两面，一如“纽带文化”除了对外恶的一面，在内部也并不都是光鲜的。比如“磨合文化”远比“纽带文化”容得下异己，控制他人的欲望没有那么不可抑制。从人性的角度，“界之意识”的确是“纽带意识”成长的温床，“纽带意识”的基础不是善善相砌，而是恶恶相抵。从“风度翩翩”的政治选举制度到“彬彬有礼”的公共举止，源头都来自“界之意识”，当权力欲和统治阶层形象及与此形象唇亡齿寒的集团约定争锋相对时，最后是集团约定占上风，因为意识到在这个统治游戏中真正的“他人”是百姓而非政治对手。集团约定占上风的外在表现就是遵守游戏规则，人人不失风度。这和一个普通人在超市或马路上的表现没有本质差别。
摸到“公德”的源头，方可更理性的看别人对自己，抛弃空谈和自卑，摸索出解决的办法。多少年来引发中国“精英”呻吟流涕、自卑自艾的那档子事，根本不该乱扯到“素质”上把自己一抹到底，以“自私”一言以避之也流于简单，概括为“公德”，若分不清与“德”八杆子扯不上只是“公生活”的一个契约，也是舍本求末。怨天尤人是因为“心态”主导了“头脑”，失去了分析事物的能力。头被拧掉的人剩下的事就是骂自己的身体，很难再有别的作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