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
提起民国，你会想到什么？
在很多人的印象里，或许，民国是一个“姑娘们优雅地撑着油纸伞，走在悠长雨巷”的年代；或许，民国是一个有着林语堂、梁实秋、徐志摩、郁达夫一众文学大师的年代……
书店里常把民国的作品专列为一个区域，这里充满了花前月下、诗情画意的情调。硬背下三言两语，当回朋友圈里的“文艺青年”也已经绰绰有余。
甚至有些商家也在海报上打出了“梦回民国，让物价重回1948”的广告语来吸引消费者。
但真正的民国，确实如此吗？民国的百姓，是每天都穿着旗袍马褂，歌舞升平吗？我们来看看网友们的回答。】
民国的物价，可以让社会“物美价廉，物阜民丰”吗？
知乎用户@不打诳语谜语人：法币通货膨胀
摘抄一段书吧《四川抗战全史——经济后盾》里面简要的记述了法币滥发的情况，虽然不是非常的详细透彻，但是还是比较全面：
民国28年（1939）9月8日颁布《巩固金融办法纲要》将法币准备金范围从原有金银外汇扩大到包括短期商业票据、货物栈单、生产事业之投资和公债等范围，且不限制金银外汇再法币准备金中的比例，仅规定公债不能超过准备金比例的40%，这意味着法币发行不在受金银外汇等硬通货准备的约束，具有巨大的弹性。
法币
这体现出国民政府已经将增加法币发行作为重要的战时金融政策，并为日后恶性通货膨胀埋下了隐患。国民政府初期增发法币的其主要目的在于解决当时法币短缺的问题。
全面抗战爆发以后，大量产业和人口内迁，大后方各种事业发展迅速，对于货币的需求大增，然而因为西南西北各省经济相对落后，战前国民政府所发行的法币大部分都不在后方省份流通。
日本侵占的中国领土
据估计，战前发行法币总额度14亿元之中，流通于华北者约4亿元，流通于华中者约8亿元，流通于华南者约1亿元，流通于西南西北各省者甚少，这种货币流通不均的情况大大加剧了大后方地区的资金短缺。
此外因为战时交通不便，商业资本周转速度放缓，导致占款增加，也加剧了资金短缺的问题。
另一方面，全面抗战爆发以后日益高涨的巨额军费开支导致国民政府陷入了严重入不敷出的财政危机之中，增发法币也可以用来填补财政赤字，满足军政开支的需求。
通胀的民国
虽然增发货币具有一定的现实需要，也是世界各国通行的战时金融动员办法，但是过度依赖通货膨胀来应付开支和消减债务，超越了经济所能承受的必要限度，必然会产生饮鸩止渴的恶劣效果。
《巩固金融办法纲要》颁布初期，国民政府尚能克制通胀冲动，节制货币发行。但随着全面抗战进入长期战略相持阶段，国民政府对通过增发货币应对财政开支依赖日益加深，通货膨胀逐渐失控，最终引发恶性通货膨胀的货币危机，从而导致法币信用崩溃，给大后方地区的经济发展和人民生计造成了巨大的损害。
1948年携带巨额钞票上街购物的上海市民
从法币通货膨胀的速度来看，可以将全面抗战期间法币发行划分为三个阶段。
1、温和通胀阶段（1937-1938年）
全面抗战爆发初期，法币发行还较为节制，民国25年（1936）底法币发行额度为12亿元，而民国27年（1938）底为23亿元，两年之间增加了11亿元，还不到一倍，发行指数亦只增加了64%，此阶段尚属于温和通胀阶段。
2、通胀加速阶段（1939-1941年）
随着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批准增发货币以后，从民国28年（1939）至民国30年（1941）期间，法币发行进入高速增长期，三年内逐年发行增占率平均为87.3%，到民国30年底（1941）法币发行已经高达151亿元，较民国27年（1938）之23亿额度相比，已经膨胀了五倍半以上。
3、恶性通胀阶段（1942-1945年）
从民国31年（1942）法币发行进入恶性通胀阶段，到抗战结束的民国34年（1945）8月法币发行额度达到5569亿元，较民国30年（1941）增加了近三十六倍。
法币增发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填补日益高涨的军费开支，全面抗战期间，国民政府逐渐依靠银行垫款来弥补财政赤字，不再依靠发行各类债款，而这些垫款十有八九都为增发的法币。而历年银行垫款往往与同期军费开支相接近，这说明军费开支为通货膨胀的主要原因。
除了增发法币，国民政府从民国32年（1943）4月开始发行“关金券”，以“一关金”（关金券一元）折合法币20元的比率投入流通，与法币并行流通于市。结果加剧物价飞涨。
1942年1月至1943年9月，重庆一般物价全期上涨495％，每月平均上涨23．57％；米价上涨435％，月平均上涨20．71％；工人生活费上涨436％，月平均上涨20．76％；原材料上涨400％，日用工业品价格上涨557％。
虽然国民政府试图采取限制提现和汇兑、管制金银外汇、限制地方银行发行辅币、鼓励储蓄、实行各种黄金政策，甚至采用限制携带钞票、禁止沦陷区法币内六和鼓励法币外泄等一系列措施来试图减少大后方法币流通数量，从而达到巩固法币、稳定币值的目的。但由于国民政府自身法币发行越发不可遏抑，上述措施最终都归于徒劳。
恶性通货膨胀不仅恶化了以四川省为代表的战时大后方经济，加重了人民生活的苦难，也反映出国民政府战时金融统制政策在执行过程中的错误与失败。
通胀的民国
国民政府虽然通过增发法币暂时满足了军费开支膨胀的需求，但由之而来的恶性通货膨胀导致法币的实际购买力飞速下降，从而加剧了物价飞涨，以重庆市为例，到全面抗战结束为止，重庆物价指数在八年期间飙升2133倍，法币的实际购买力则暴跌至战前的万分之五。恶性通货膨胀造成了对社会财富的隐性掠夺，对大后方的工商业发展、产业振兴都造成了极大的打击，更让广大中下层人民的生活水平严重下降，例如民国32年（1943）重庆地区教员待遇仅为战前的15%，公务人员仅为战前的9%，士兵更是仅为战前的5%，甚至达到危及生存的地步。
抗战期间国民政府通过一系列措施强化金融管制，建立国家金融垄断，统一货币发行权，管制外汇交易和兑换，都是战时经济动员的必要手段，也起到了集中财力维持长期抗战的沉重军事负担的作用。但是过于严格的金融统制手段对于经济活力也会产生一定的负面效果，抑制了经济活力，而国统区腐败的政治和低劣的行政效率更加强化了这种负面效应，使得金融统制手段成为官僚资本阶级压榨民财，谋取不当利益的手段，从而大大损害了战时后方经济的发展。尤其是到战争后期，国民政府为了增加财政收入，大量超发法币，从银行巨额垫款，从而导致极为严重的通货膨胀，这种涸泽而渔的做法最终也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国民政府战时经济动员的整体效果。
通胀的民国
为何从大师们的作品中，大多读不出“民生艰难，山河破碎”？
网友@巨龙：这种闲适，就像是在废墟中生长妖艳的罂粟花
从清朝被推翻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期间30多年的时间，我们80年代改革开放，到现在也是30多年时间。
民国的30多年，整个国家事实上是分裂状态，民生艰难，战乱延绵，前面是各路军阀大战，后面是日寇侵华，再然后是两种命运之争。可谓山河破碎，百姓苦不堪言，整个国家置身悬崖边上，往后一步就是万劫不复的无底深渊。
民国的民生
而在很多文人的文学作品中，少有那个时代的脉搏和民生疾苦，少有将士们浴血奋战的悲壮和国家危难关头的紧迫感。
民国时代，教授们的工资待遇都特别高。虽然国家财政极其困难，民国政府对这些高级知识分子，从来没有吝啬过。
工资高到什么程度？我查阅了一下资料，比如的梁实秋先生，当年担任青岛大学图书馆馆长，月薪400大洋，而当时20元大洋已经可供三五口之家一月的吃穿用度。换算到现在，普通城市家庭开支一万左右的话，梁先生的工资相当于月薪20万。
民国教授的高工资贵族般生活
这么高的工资，过的当然就是贵族生活。在那个时代，整个国家社会的识字率不超过20%，这些贵族知识分子，还享有知识上高高在上的优越感。
下面是一则传播很广的民国教授轶事：
【傅斯年、李济还和裘善元同在重庆参加一个宴会。宴会结束，主人特别为他们三个人雇好了滑竿。六个抬滑竿的工人守在门前。第一个走出来的是裘善元，工人们见他是一个大胖子，大家都不愿意抬，于是互相推让。第二走出来的是李济，剩下来的四个工人看比刚才出来的还胖一些，彼此又是一番推让。等到傅斯年最后走出来的时候，最后的两个工人一看，吓了一大跳，因为傅斯年比刚才的两个人都胖得多，于是两个工人抬起滑竿转头就跑，弄得请客的主人甚是尴尬！】
贵族一般的知识分子，柔美深长的情怀文字，高高在上的生活。怪不得那么多人，都怀念那个知识分子的贵族时代。
后来再了解这些民国大师的私生活，更是绯闻不断，名媛围绕，各种红袖添香各种香艳故事。
民国的名媛和知识分子合影
在他们的身后，是列强的肆意横行，是日本帝国的虎视眈眈，是民生的举步维艰。
闲情逸致的时候，读读这些散文，品味文字优美，的确是一种享受。然而放在那个时代，这种闲适，就像是在废墟中生长妖艳的罂粟花。美丽，让人沉醉，让人忘记现实痛苦，没有人会想到如何清理这废墟，建设一个新家园。
后来我一直在想，到底是什么样的土壤和环境，会生长出这样的文艺之花。
那是一个半殖民地的时代，地主和买办是社会的精英主角。国外的势力引导，加上买办阶层的需要，共同捧红了这些大师。
作为宗主国，对殖民地当然要推行奴化教育，至少要对势力范围内的国民，进行弱化软化的教育，所以就要大力提倡这些卿卿我我的情怀文章。这些“大师”中，很多人都有留学国外名校的经历，自然更容易得到重视。
作为资产阶级和地主阶层代表的民国政府，列强想推什么文化，他们自然唯马首是瞻，也舍得花钱去捧红这些大师。反正维护这样的统治秩序，对他们来说是有利的。
什么国家兴旺民族自立，对他们来说，都不如守住手里的利益来得实在。
1937年的清明节，陕西省黄陵县桥山的黄帝陵，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国民党，同时派代表来祭奠。毛泽东撰写了如下祭文：
【赫赫始祖，吾华肇造，胄衍祀绵，岳峨河浩。
聪明睿智，光被遐荒，建此伟业，雄立东方。
世变沧桑，中更蹉跌，越数千年，强邻蔑德。
琉台不守，三韩为墟，辽海燕冀，汉奸何多!
以地事敌，敌欲岂足，人执笞绳，我为奴辱。
懿维我祖，命世之英，涿鹿奋战，区宇以宁。
岂其苗裔，不武如斯，泱泱大国，让其沦胥。
东等不才，剑屦俱奋，万里崎岖，为国效命。
频年苦斗，备历险夷，匈奴未灭，何以家为。
各党各界，团结坚固，不论军民，不分贫富。
民族阵线，救国良方，四万万众，坚决抵抗。
民主共和，改革内政，亿兆一心，战则必胜。
还我河山，卫我国权，此物此志，永矢勿谖。
经武整军，昭告列祖，实鉴临之，皇天后土。
尚飨。】
在抗战前夕，毛主席写下的这一段祭文，堪称战斗檄文。至今读来，仍然让人热血沸腾，充满澎湃的美感。丝毫不见民国时期的弱者心态，决不会在文字优美之中，满腹哀怨凄婉之声。
抗战时期的毛主席
文化的基因，会写入一个组织，影响整个社会的风气，变成整个群体的思维定势。台湾作家龙应台有一句名言：
【“我不在乎大国崛起，我只在乎小民尊严！”】
但是，
【“没有国家强大实力做后盾，小民何来尊严？”】
你愿意回到民国，做一个优雅地撑着油纸伞的姑娘吗？
知乎用户@艾丝蓓恩 Icebane：我绝不愿意失去现在我所珍惜的那些
不愿意。
是的，我知道这是千载难逢的阶级跃升机会——民国时代大学生占总人口的比例，还不到现在博士生的比例。
但是，既然是回到，我就绝对不愿意失去现在我所珍惜的那些——让我们看看，就算是我变成了这样的姑娘，也都会失去什么吧：
我不愿意去滨江道逛街的时候，被法国军警吹口哨起哄调戏；
我不愿意在去咸水沽或者团泊湖远足的路上，会有千百人的大股土匪；
我不愿意看到我的家人、我的朋友还有他们的家人，随时都有吸毒变成鬼的危险；
我不愿意在没有空调的教学楼和图书馆里读书；
我不愿意我的同学可能会因为政治立场分歧，撕到你死我活，直到最后一方把另一方杀人并诛心；
我不愿意我的姥姥和奶奶因为小脚行动不便，不能带着我一起玩；
我不愿意让我常去看电影的大悦城，变回黄赌毒盛行的销金锅子三不管儿；
我不愿意看到自己的学校、连同南马蹄湖，被两公里以外飞来的炮弹夷为平地；
我不愿意夏天在海河边散步的时候，要被意大利人、日本人、法国人和英国人查四遍证件；
我不愿意每周傍晚倚靠湖边、独自读书看日落的水上公园，变回一滩泥沼和坟地；
我不愿意曾经轻歌骑行一路往塘沽的柏油路，变回道旁无人、中外士兵飞扬跋扈的土路；
我不愿意失去西南村市场的炖牛筋盖饭、炒猪皮盖饭，西南门外的博格达餐厅。我知道，在那个混乱的年代，给这些诚实劳动的青海人、四川人和新疆人来天津稳定开饭店的机会，实在是微乎其微。
知乎用户@小兔：即使我不幸成为民国的一名弱女子……
即使我不幸，穿越到了民国这么一个兵荒马乱民不聊生的时代。
即使我不幸，在这么一个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的地狱没能穿越成一个八尺男儿而是一个弱女子。
我还是要放弃我的优雅的丝巾，割掉我的大波浪长发。绑上绑腿，扎上武装带，挎上盒子炮。到前线去，到延安去，到人民需要我的地方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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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是我们所整理的几个网友的回答。
我们这代人了解民国，大多源自文学作品和影视剧作品。
在那里，大师们用戏剧而夸张的手法，让我们看到了一个风花雪月、馥郁美艳的浪漫年代。
然而，回顾历史，验证史料，我们逐渐看见一个更加真实的民国，看到一个属于劳苦大众的民国。
那里风雨飘摇、民不聊生却“隔江犹唱后庭花”，那里贵族们推杯换盏的酒桌之外，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那里的百姓太多人都在飘零的人生中苟且度日，他们在生养自己的土地上，也无法昂首挺胸，做一个主人。
那不是一个和平的年代。
那里，没有人像此时此刻的你一样，背后有一个血气方刚、挺直腰杆，誓死护你周全的祖国。
你，真的想回到民国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