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告诉我们，当一个农业国跟工业国发生战争的时候，结局总是被摁在地上摩擦。
一百多年来，中国人对工业化一直有着强烈渴望，但这梦想一而再，再而三地破灭，直到1949年之后，才能打造出了一个完整的工业体系。
工业化并不仅仅是技术问题，与之密切相关的还有历史基础，国内市场，政府态度，政治体制，国民意识，组织能力，管理水平，西方压力，传统价值观等因素。
中国近代工业化是从武器现代化开始的，1860年《北京条约》之后，1865年，曾国藩，李鸿章在上海设立了江南制造局，主要生产品就是军火，然后，张之洞在汉阳建立了钢铁厂。其它还有面粉厂，棉纺织厂，缫丝厂等消费品企业。
到1912年(满清覆灭)，中国工厂已有20749家，但是，真正用机器生产的只有363家，其它都是人力或水力，畜力操作。与美国，德国，日本发展速度相比，中国显得过于缓慢。
早期中国大型企业性质都是“官督商办”：
1872年，轮船招商局。
1877年，开平煤矿。
1881年，国家电报局。
1887年，漠河金矿。
1896年，汉阳铁厂。
1898年，大冶铁矿
……
今天，“官督商办”被一些人吹得神乎奇神，说是民营资本助推工业化发展，同时，将李鸿章，盛宣怀等人捧得很高。
李鸿章，盛宣怀都是很有能力的人，现在必须看清的问题是，他们到底是中国工业化的推动者还是阻碍者?
“官督商办”是早期工业化最鲜明的特点，时代背景是地方权力(总督)可以自行决定企业管理人，根据自身利益同时赋与一些心腹--官员和商人两种身份。
李鸿章1870年就牢牢树立了他在直隶的权力，势力直达整个北中国，几乎独掌外交，控制税收，垄断武器制造，控制军事力量(淮军)时间长达25年，门生遍及官场。工业企业创办，目的是为了维护他的权力地盘。
所以，甲午战争之后，他宁可让国家赔款，也不愿让自己的军事力量与日本决一死战。当时，有许多官员认为与其赔日本这么多钱，不如，用这钱来再打一场，李鸿章是不可能同意的。
“官督商办”模式是扭曲的，某些利益集团将其利益置于国家利益之上，到了民国建立，“官督商办”演变成了官僚资本主义，买办集团成了中国工业化的主要角色。
不是每个买办都是卖国的，有的从良了，比如郑观应等人，但买办阶层性质无法改变，他们的服务对象是外国人。
单单述写历史概貌，像中学课本那样，大家无法直观了解，必须拿一个最典型的“官督商办”企业来分析。
1881年成立的国家电报局，是“官督商办”模式比较成熟时期的典型产物，网上有一些带着“揭秘”标题的相关文章，基本是草草几笔，加点老照片，夸奖一番，不知道揭了什么秘?
国家电报局
这个名字听起来像是官家机构，其实它的性质是模糊不清的，跟轮船招商局一样，它是在直隶总督李鸿章保护下成立的，负责人是盛宣怀。
信息传递速度快慢，往往决定了军事斗争胜负，建立电报线的重要性总督们都明白。1879年，沙俄制造的伊犁危机，证明缺乏现代通讯手段会陷入极大被动，此事促使清廷要尽一切努力去架设连接全国各大城市的电报线。
同年，直隶军方架设了天津-大沽之间的电报线(军事，短途)，工程师来自丹麦大北公司，政府出资。
1880年9月，李鸿章上奏朝廷，请求批准架设天津至上海电报线，钱由直隶军饷支出，架设成功之后，向民间招股集资，建设中国电报网。
既然直隶肯出钱，朝廷马上准奏，李鸿章再找丹麦公司合作。
1881年12月24日，中国第一封长途电报由天津向上海发送成功，该线造价是178700两白银。
盛宣怀被委任为电报局总办，接下来，开辟新线，招股集资的工作都将由他负责。
1882年4月19日，电报局正式移交给盛宣怀及主要股东经营，23日归还直隶军饷60000两(第一期)。
很明显，国家将不拥有股份，电报局彻底民营化。公司章程由盛起草，经李鸿章过目发布，章程最重要内容有三点：
一，倘非官为扶持无以创始，若非商为经营无以持久。
二，使商受其利，而官操其权。
三，中国电报，以军报为第一要务，商民次之。
这三点，听上去都没有问题，今天还有人会为之鼓掌，事实发展结果却与美好愿望完全背离。
民间资本得到国家给予的垄断特权，因为其它人是不能架设电报线的，而国家却得不到想要的战略电报线，还要贴钱。
直隶军饷是无息资金，剩下的四年内再还2万两，最后9多万两从一等官报军报费用中扣除。
另外，国家负责电报线沿途的看护费用，每个地区的民团巡逻费由国家拨款。
民团就是乡间懂拳脚的汉子，像黄飞鸿就是搞民团的，电影上虽然帅气，其实大多数民团就是干这种苦活赚钱的。
盛宣怀称这此举是效仿西法，意在急公，推而广之，必是商人之利亦是国家之福。现实是这样吗?
商人有了垄断权，有国家养护津贴，有丰厚股息，他们会满足吗?盛宣怀的叔伯子侄有一大堆是股东，国家利益，家族利益他要如何平衡?
国家电报局是成立了，但矛盾也出现了，而且无法解决。
国家战略与资本利益
李鸿章本来的设想，就是通过这种模式，在大清国库空虚情况下，利用民间资本进入，发展全国电报网，至少要达到某种战略目的。
电报线延伸很快，天津--上海--广州--香港，镇江--成都，这些商务频繁，有利可途之线，都一一开通。
但是，陕甘地区，云贵地区，蒙藏地区等内乱外患频繁之地，最需要电报往来，却无法架设，只要有方案提出，就会被股东大会否定。
不是说军报为首，商民次之吗?不是说商人之利亦是国家之福吗?
漂亮话谁都会说，一旦决定权在股东手里，首先考虑必定是经济利益。
你把几百万两银子投到陕甘蒙藏这些地域辽阔，成本高昂，而且看不到收益的地区，哪个股东会跟钱过不去?要建，朝廷自己拿银子来建。
左宗棠搞得没办法，急等电报线，找李鸿章想办法，李鸿章只能找各省凑钱，搞了一些军务线，后来变成了官线与商线两种性质。
河南巡抚衙门想开一条济宁到开封的电报线，但河南财政大多投入到了治水修堤之上，找盛宣怀解决，盛说河南要挤出一笔免息资金给电报局，才可开建。
云贵总督岑毓英直接向朝廷上奏，说云南事关边境安危，法国在安南骚扰边境，无论如何要有一条电报线。
现在浙江，江苏，福建，广东都有了电报线，凭什么让云南这种军备要地，还在用八百里快马报信?朝廷转给李鸿章处理，李又转给盛处理，电报局股东就不同意。
结果，李鸿章从湖北和四川两省硬挤了15万两白银，当是开通成都-昆明-边境的前期建造款。
至于云川边界到东南亚的蒙自线，李是从上海海关弄来16万两专款。
事情已经很明显，商线发达，军线拖拉，原先的漂亮话不管用了。而且，电报局股东连上海，南京等地的电报学校日常费用也不肯出。
这个局面，不是电报局一家才有，这是“官督商办”模式企业基本的状况。
随着中国电报网不断发展，官商矛盾已经无法弥合，这时，有人想要改变一局面。
收归国有
对电报局，好多实力派都想将其收归国有，不想再受到商人的操纵，只是在李鸿章的威严面前，无人敢直接提出而已。
等时机一到，还是有人出来讲话了，这个人就是袁世凯。
袁大头早就憋着收掉电报局，从清朝官场来说，这是一场权力斗争，他得等机会，急不得。
1901年，李鸿章去世。
1902年，盛宣怀父亲病故，按清制，他得回乡丁忧一段时间再出来。袁大头机会来了，盛背后是李鸿章，袁还得拉一个政治盟友。
袁大头便向张之洞提出将电报局收回国有的想法，张之洞完全赞同，统一各省电报建设本来就是张的意愿。
这样，大头立马南下，到上海盛家吊唁。
盛宣怀见袁世凯到府上吊唁，知是有事，赶紧热情相待。
大头坐定，喝了口茶，说：盛大人，节哀!保重身体哈。
盛宣怀：感谢袁大人代表朝廷来寒舍慰问，感恩，感恩。
大头说：盛兄，有一事不知当讲不当讲?
盛宣怀：请大人明示。
大头：盛兄，你操劳电报局多年，劳苦功高，不知将电报局收归朝廷，您意下如何?顺便说下，张之洞同志是完全赞成滴。
盛宣怀咽了口茶：袁大人，这是好事呀，国家之福呀，呵呵。(心里MMP)
大头：盛兄果然深明大义，我马上禀报朝廷，告辞!
盛宣怀没提别的要求，只希望保留铁路督办一职，他知道袁世凯马上会安插人手到电报局，他这个总办的职位肯定保不住了。
袁世凯一回京，与张之洞一起请奏朝廷，发了一道由他俩负责电报局改归官方管辖的谕令。
1903年1月15日，袁出任督办大臣，委任直隶藩司吴重熹接管电报局。
盛宣怀虽然无法直接跟袁对抗，但他有许多办法可以拖延这一进程，第一个问题就是，收归官方，那么哪个部门来管?没有对口部门。
拖到1906年，朝廷才设了邮传部，任命陈璧为尚书。
1906年11月，袁大头被满族权臣给挤掉，兼职都没有了，只留个直隶总督。
磨了四年，盛宣怀机会来了，1908年他被任命为陈璧副手--邮传部右侍郎。
陈璧是部长，他是副部长，陈璧跟大头一样，坚决要收回电报局。
盛宣怀整个家族利益与电报局挂钩，他就煽动一些股东在上海示威，反对朝廷买回电报局。
陈璧定下赎回价是每股170两银子，原始股是100两。盛宣怀作为朝廷命官，应当帮朝廷压价，但同时他又是最大股东，得帮股东抬价。
在盛的授意下，股东出价240两一股，协商无果。
1908年6月17日，陈璧奏请皇上批准，规定在8月26日之前，只要肯定让朝廷赎回的人，每股180两，过期只给170两，再拖就不好说了。
实际电报局由20名大股东控制，其中又以盛宣怀的亲戚为主，他的叔叔盛庚还是宁波分局的管理人。当时为了不让朝廷收回，他们还想把股份转给外国人，毕竟清廷怕洋人。
最终，盛宣怀出于自身安全考虑，说服亲戚同意了180两的方案，保住了自己的官位，李鸿章这个靠山去世也是主要原因。
三年之后，满清就覆灭了，袁世凯当权，中国乱成一团，南北对峙，工业化进程同样处于无序状态，电报局性质又被改变。
到了欧战结束，日本在华势力急剧扩大，而西方资本再次涌入中国，凡是搞得有点起色的工业企业，不是被外资吃掉，就是被恶意挤垮。
电报局发展历程，只是一个缩影，在那种历史背景和社会基础上，哪怕到了民国，所谓工业化，也只是特例，不具有普遍性。
最初刺激中国人搞工业化的因素---国防工业，一直到1949年前还是根本无法自足。
如果没有1949年后天翻地覆的变化，中国工业化之路还是会在内外压力之下，扭曲变形。
今天也一样，美国连中国产业升级规划都要横加阻拦，可见当年的勇气和决心。
西方会倒贴钱，哭着喊着给你送“民主”，但决不会给你送“两弹一星”。
“两弹一星”只能自力更生，勒紧裤腰带去搞，中国工业化之路亦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