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它对当下年轻人的意义，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
Yanis Varoufak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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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每个读《共产党宣言》的人都会惊讶于它描绘的世界图景，与我们自己那在技术革新的边缘胆颤地摇摇欲坠的世界如此类似。它准确地预言了当前的危机，并且指明了出路。本文作者是前任希腊财政部长雅尼斯·瓦鲁法克斯(Yanis Varoufakis)，本文即节选于他为今年再版的《共产党宣言》所做的序言。
作者 | Yanis Varoufakis
译者 | 苏子滢
编辑 | xd
美编 | 黄山
微信编辑 | 侯丽
一
一个宣言要想成功，必须像诗歌那样诉诸于我们的心灵，并用崭新的图景与观念感染我们的头脑。它要让我们睁开眼睛看到周围令人费解、不安而激动的变化的真实原因，探索我们当下的现实所蕴含的可能性。它应使我们为之前从未意识到这些真理而感到相当挫败，也必须掀开罩在混乱的现实——我们一直作为渺小的共犯参与其中，再造着没有出路的过去——上的帘子。最后，它还要有贝多芬交响曲般的力量，催促我们成为未来的行动者，这个未来将结束不必要的普遍痛苦、激发人实现其真实自由的潜能。
从没有哪个宣言，能像1848年伦敦利物浦大街上发表的那篇一样成功。在英国革命形势的委任下，《共产主义宣言》(首次出版时题为《共产党宣言》)由两名德国青年合作写成：卡尔·马克思，对伊壁鸠鲁享乐主义和黑格尔理性主义感兴趣的29岁哲学家，和28岁的弗里德里希·恩格斯，曼彻斯特磨坊的继承人。
由本文作者作序的《共产党宣言》 图片来源：Amazon UK
作为一部政治著作，《宣言》始终未被超越。其中最“臭名昭著”的句子(包括开场白“一个幽灵，共产主义的幽灵”)如同莎士比亚的剧本;《宣言》的读者也像哈姆雷特面对他被杀害的父亲的幽灵时一样，不得不思考：“我该遵循主流秩序，放弃历史的不可抗拒力所授予我的骇人命运之弓箭，还是该投身于这些力量，拿起武器反抗现有制度，以迎接美丽的新世界？”
在马克思、恩格斯的第一代读者看来，这一问题并非欧洲沙龙里讨论的学术困境;《宣言》要鼓舞人行动，而遵循这幽灵的诉求往往意味着被迫害甚至长期监禁。如今的年轻人也面临着类似的困境：是遵从这日渐崩塌、难以维系自身的现存制度，还是探索新的工作、游戏与共同生活的方式以挑战该制度，那怕为此付出个人代价？共产主义政党已经几乎退出了政治舞台，但共产主义精神(《宣言》背后的驱动力)依然无法被压制。
二
一部宣言志在超越现有的视域;但像马克思和恩格尔那样准确地描绘一个半世纪后的未来、并分析我们今天面临的矛盾与选择，确实令人震惊。1840年代末资本主义刚刚建立时，它还是地方性、碎片化和胆怯的，但马克思和恩格斯却长远地预见了我们全球化、金融化、牢固、全面开花的资本主义——这种局面要到1991年之后才形成;正是在这一刻，这种制度宣布马克思主义已经死亡、历史已终结。
自然，《共产主义宣言》预言的失败一直以来被夸大了。我记得1970年代初，哪怕左翼经济学家都会质疑《宣言》的一条关键预言，即资本主义将“到处落户、到处安家，到处建立联系”。他们谈到当时所谓第三世界国家悲惨的现实时，主张说还不等资本扩展出它在欧美和日本的“大都会”，它就已经泄了气。
弗朗西斯·福山：“我们见证的或许不仅仅是冷战的终结，或者战后某个历史阶段的过去，而是历史的终结。也就是说，人类意识形态演变的终结，和西方自由民主作为人类政府最终形式的普遍化。” 图片来源：izquotes.com
从经验上讲他们没错：欧洲、美国和日本的跨国企业在亚非拉地区“边缘”的运作仅限于殖民资源掠夺，而未能将资本主义扩展到那里;它没有促进那些国家的资本主义发展(“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来”)，这些人论证说，外国资本在第三世界只是再生产了落后的进程(the development of underdevelopment)。似乎《宣言》对资本主义向一切角落和缝隙传播的能力寄予了过多的信心。大多经济学家，包括马克思的同情者，都对宣言中“对世界市场的剥削”将“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这一预言持怀疑态度。
最后结果表明，《宣言》的预言确实正确，只是来迟了一些;它要等到苏联解体、二十亿中国和印度工人进入资本主义劳动力市场时，才能被证实。确实，资本主义要想彻底全球化，那些宣称忠于《宣言》的政权必须先被瓦解——难道历史曾出现过比这更奇特的嘲弄吗？
三
如今每个读《宣言》的人都会惊讶于它描绘的世界图景，与我们自己那在技术革新的边缘胆颤地摇摇欲坠的世界如此类似。在《宣言》写成的时代，极大地挑战了封建生活的节奏与日常的是蒸汽机：农民被卷入这架机器的齿轮中，工厂主和商人这一新的统治阶级从有产绅士阶层手中夺过了社会的控制。在今天，则是人工智能和自动化作为混乱和威胁浮现，注定要将“一切固定和僵化的关系”都扫除。“生产工具的不断革命化”，如宣言所说，改变了“整个社会关系”，并导致了“生产的不断变革，一切社会状况不停的动荡，永远的不安定和变动”。
然而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看来，这种混乱是值得庆祝的：它如同最后的催化剂，促使人摆脱划分机器拥有者和那些设计、操作、使用机器的人的偏见。“一切固定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一切神圣的东西都被亵渎了”，他们在《宣言》中这样描述技术的影响，“人们终于不得不用冷静的眼光来看他们的生活地位、他们的相互关系”。技术变革无情地驱散了我们的先入之见和错误的信念，它迫使我们挣扎、尖叫、直面我们与他人的关系是如何病态。
如今我们在讨论全球化问题的大量纸质、电子文本中都能找到这一点。人们庆祝全球化如何将几十亿人从绝对贫困带入相对贫困的同时，传统西方报纸、好莱坞名人、硅谷企业家、主教，甚至连百万富翁金融家也为它的那些不尽如人意的后果而哀叹：难以忍受的不公平、无耻的贪婪、气候变化，以及银行家和首富对我们议会民主制的破坏。
叙利亚难民家庭 图片来源：Getty
这些现象都并不出乎《宣言》读者的意料。《宣言》表明：“整个社会日益分裂为两大敌对的阵营，分裂为两大相互直接对立的阶级”;随着生产的机械化，机器所有者的利润率便成了我们文明的驱动力，社会分裂为不劳动的股东和没有所有权的工薪劳动者，中产阶级则濒临灭绝。
与此同时，当首富们看着其他人的生活沉入工资奴役的不稳定性中，自己也陷入了罪责感和压力。马克思和恩格斯预料到了这一掌握无上权力的少数人最终将“不适合统治”如此两极化的社会，因为他们将无法继续维系工薪奴隶们的稳定存在。首富们关在他们封闭的社区内，感到自己正被焦虑吞没，无法享受他们的财富。其中一些聪明到能明白他们真正的长期利益所在的人，意识到福利国家是最好的社保政策;但可惜正如《宣言》解释的，作为一个社会阶层，他们的本性还是倾向于忽略社会保障并试图不按要求缴税。
这不正是如今被证实的吗？首富们缺乏安全感、始终不快的小集团不停出入于排毒诊所，向医生、精神病医生和创业导师寻求帮助;其他人则为三餐开销、学费、把钱从一张信用卡转到另一张卡，或治疗抑郁症而挣扎。我们表现得好像生活无忧无虑，宣称做我所爱、爱我所做，夜里却一个人难过。
“首富们缺乏安全感，感到自己正被焦虑吞没，无法享受他们的财富” 图片来源：Time
帮倒忙的人、体制内政治家和复兴派经济学家都以同一种方式回应这种困境：他们激烈批驳收入不公的症状，却忽略了它的原因，即由机器、土地和资源的产权不公导致的剥削。如今我们陷于困境，在绝望情绪——它只利于那些企图煽动大众最糟糕的本能的民粹主义者——中挣扎，又有什么奇怪的呢？
随着先进技术的迅速发展，需要我们决定该如何以一种理性、文明的方式与他人相处的时刻正在邻近。我们已不能再躲在工作的不可避免性及其必然暗含的压抑性社会规范背后。《宣言》给21世纪的读者一个机会：看穿混乱的状况、认识到该怎么做才能使大众从不满走向新的社会安排，让“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前提”。《宣言》并没有为我们勾勒一副指路蓝图，但它依然是不容忽视的希望之源。
四
如果说《宣言》在今天依然像1848年那样，足以使我们激动而羞愧，这是因为社会阶级之间的斗争依然和过去一样。马克思和恩格斯用十三个大胆的字将其总结为：“全部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
从封建贵族到工业帝国，历史引擎一向是持续变革的技术与现有阶级秩序之间的矛盾;每一次社会技术的变动都会改变我们之间的冲突的形式。旧有阶级逐渐消亡，最终只剩下两个阶级：占有一切的阶级和一无所有的阶级——资产阶级与无产者。
这正是我们今天所处的困境。的确是资本主义将一切阶级区分化简为所有者和非所有者之间的鸿沟，但马克思和恩格斯提醒我们，资本主义的发展程度还不足以承受它所产生的技术。我们的任务是要破除传统的生产资料私有的观念，并推进一场变革，将机器、土地和资源改为社会所有。在由原始的劳动合同联系起来的社会中，新技术是不受约束的，大范围的灾难随之而来;《宣言》令人印象深地谈到：“这个曾经仿佛用法术创造了如此庞大的生产资料和交换手段的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现在像一个魔法师一样不能再支配自己用法术呼唤出来的魔鬼了。”
魔法师总幻想他们的软件、搜索引擎、机器人和转基因种子将为所有人带来财富和欢乐。但一旦这些技术奇迹在划分为工薪劳动者和所有者的社会中实施，它们便会提高工资和价格，降低大多数产业的利润;只有掌握格外巨大的政治经济权力的大技术公司、制药公司和少数企业能真的从中获利。如果目前雇主和雇员间的劳动合同继续延续下去，私有财产权便将主导和驱使资本走向缺乏人性的极端。只有废除大批量生产工具的私有制，以一种与新技术相配的新共同所有制取代它，才能缓解不公平、实现集体的幸福。
种植转基因作物需要大量使用农药，喷洒农药者的身体因而受到农药的残害 图片来源：AP
按照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历史的十三字理论，目前工人和所有者之间的僵局是不可避免的;“同样不可避免的，”宣言说，是资产阶级的“失败和无产者的胜利”。到目前为止这一预言还未实现;但批评者们忘记了《共产主义宣言》和其他重要宣传一样，会把希望以必然的形式呈现。正如纳尔逊勋爵(Lord Nelson)在特拉法加海战前召集军队，宣布英国正“期待着”他们履行义务一样(尽管对于英国人是否真的这样想他也相当怀疑)，《宣言》也给予无产者以“他们将履行自己的义务”的期待，并鼓励他们团结起来、将彼此从工资奴役枷锁中解放出来。
但他们会吗？从目前的状况看似乎不太可能。但正如我们要等到1990年代全球化实现，《宣言》对于资本的潜力的判断才能被完全确证，新的全球性的、愈加不稳定的无产阶级是否也需要更久的时间才能发挥《宣言》中预期的历史性作用？这个问题依然悬而未决。马克思和恩格斯告诉我们，如果我们畏惧革命的言辞，或者想回避我们对彼此的义务，便会陷入一个令人眩晕的螺旋中——资本已浸透并漂白了人的精神。按照《宣言》我们唯一能肯定的是，除非资本被社会化，不然我们将走向反乌托邦(dystopic)。
五
谈到反乌托邦，持怀疑论的读者会立刻警惕起来：又该怎么理解《宣言》本身的复杂性——它将专制政体合法化、并激发了劳改营士兵式的精神？与其给出防御性的回答，说没有人为华尔街的过分行为而责备亚当·斯密、或为西班牙宗教裁判而责备《新约》，我们可以猜想一下《宣言》的两位作者会怎么答复这一指控。我相信凭着事后之见，马克思和恩格斯会坦白承认他们分析中的一个重大错误：缺乏自我反思性(reflexivity);也就是说他们对于自己的分析将对他们所分析的世界产生怎样的影响，缺乏足够的思考，只是谨慎地保持沉默。
《宣言》以坚定的语词讲述了一个强有力的故事，试图刺激读者走出冷淡的态度。但马克思和恩格斯未能预见到这种强有力的规范性文本倾向于招来追随者和信徒、甚至“祭司”，这些支持者可能会用《宣言》赋予他们的权力为自己谋利;这样他们或许会践踏其他同志、建立他们自己的权力基础、获取影响力、培养易受影响的学生、控制政治局并把所有抵抗他们的人关进监狱。
类似地，马克思和恩格斯也未能考虑他们自己的写作对资本主义本身的影响：《宣言》促成了苏联及其东欧卫星国的建立、卡斯特罗的古巴、铁托的南斯拉夫、以及西方的几个社会民主主义政府，这些进程是否引发一系列反应，最终使《宣言》本身的预测和分析失效？俄国革命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对共产主义的恐惧迫使资本主义政权接受养老金体系和国民保健署，甚至同意让富人为穷人和小资产阶级的学生就读于特别成立的自由大学支付学费。与此同时，对苏联的极端敌意所引发的偏执，造成了一种对斯大林和波尔波特等人尤其有利的恐惧气氛。
冷战 图片来源：Getty Images/Vetta
我相信马克思和恩格斯会为未能预估到《宣言》对它所预言的共产党的影响而懊悔，他们将责怪自己忽视了一种他们常常分析的辩证法：在应对资本主义国家的侵犯时，工人国家将如何变得愈加集权主义，而为了应对对共产主义的恐惧，资本主义国家却愈加文明。
当然，那些其错误是由他们话语的影响力造成的作者是幸运的，所犯的错误能自行修复的人则更加幸运。如今受《宣言》启发的工人国家几乎已绝迹，共产主义政党要么已解散，要么正处于混乱之中;全球资本主义则免于与《宣言》所启发的政权竞争，表现得仿佛它决心创造一个《宣言》中描绘的世界。
六
使《宣言》在今天确实具有启发性的，是它为我们的此时此刻——一个生活正不停地被马克思在早期《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描绘的力量形塑的世界，这股力量是“一种打破一切限制与约束的普遍力量，它将自身设定为唯一的政策、唯一的普遍性、唯一的限定与约束”——所提的建议。从优步司机和财务部长，到银行经理和赤贫者，我们感到被这股“力量”压垮是有情可原的;资本主义是如此无处不在，有时简直无法设想一个没有它的世界会是什么样子。从感到无能到陷入“没有其他可能”的断言只有一步之遥，不过按照《宣言》所说，令人惊讶的是恰恰在这时，我们要接受“还有许多其他可能性”的观点。
在这一转折点上，我们需要的不是关于这一系列非正义现象的说教、谴责不公平的加剧或为逐渐消失的民主政权而祈祷，也不用忍受倒退的逃避主义的绝望举动——呼喊着要回到某种前现代、前技术状态，回归民族主义的怀抱。在这怀疑与屈从的时刻，《宣言》倡导透过冷酷、严厉的理性之光，对资本主义及其疾病作出清醒、客观的评估。
《宣言》论证说，资本主义的问题不在于它产生了过多的技术，也不在于它不公平，而在于它是非理性的。资本主义成功地靠以积累为目的的积累扩展了自己的疆域，这导致工人要为微薄的工资而像机器人一样劳动，机器人则按照程序生产工人无力购买、它自己也不需要的产品。资本未能理性地使用它所产生的了不起的机器，却使好几代人陷入贫困、恶劣的环境和事业，为了谋求工作和生存而无法真正地休闲。连资本家也变成了充满焦虑的自动机，生活在永远的恐惧中：假如他们不再将同类商品化，就将做不了资本家，并加入日益扩大的不稳定无产阶级这一被抛弃的阶层。
资本主义环境危机 图片来源：AP/Rajanish Kakade
如果说资本主义是不公正的，这是因为它奴役了所有人，不论贫富，并浪费着人力和自然资源。产出无穷财富的同一条“生产线”也产生了深深的不幸与大规模的不满。因此我们的第一项任务——按照《宣言》所说——便是辨认出这一所向无敌的“力量”的自我毁灭倾向。
当记者们问我谁或什么才是当今资本主义最大的威胁，我出乎他们意料地答道：是资本!当然，这个想法是我从《宣言》中“抄袭”的。由于废除资本主义的“力量”既不可能，也并非我们所愿，诀窍便在于加速资本自身的发展(于是它将如穿过大气层的流星那样燃尽)，并同时抵抗(通过理性的、集体的行动)它压倒人类精神的倾向。概括地说，《宣言》建议我们将资本推向它的极限，同时限制它的后果、为资本的社会化做准备。
我们需要更多的机器人、更好的太阳能板、即时通讯和精密的绿色交通网络;也要在政治上组织起来，捍卫弱者、为多数人赋权、为颠覆资本主义的荒诞性做准备。从实践角度说，这意味着要蔑视“没有其他可能”的观点(这是它应得的)，同时拒绝一切“回归”一种不那么现代的存在形态的主张。在资本主义的早期形式下，是没有什么生活伦理的。为考据的怀旧而投入大量精力的电视剧——如《唐顿庄园》——应使我们为生活在这个时代而欣慰，同时它们或许也能鼓励我们踩下加速变革的引擎。
七
《宣言》是一篇能在不同情况下以不同方式与我们每个人交流的有感染力的文本，它能为我们各自的处境提供反思。几年前我称自己为一个非正统的自由主义马克思主义者，并遭到了非马克思主义者与马克思主义者双方的严厉贬低。不久后，我发现自己在当时的希腊政府与某些资本主义最强有力的代理人的激烈冲突中，被推上了一个比较重要的政治位置。此时为写这篇导论而重读《宣言》就仿佛是邀请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幽灵在我耳边呼喊混合着批判与支持的声音。
我关于2015年任职希腊财务部长的回忆录《房间里的大人》(Adults in the Room)，讲述了希腊之春在一系列棘手的力量(就希腊的债权人而言)和政府分裂的阵线的合力之下坍塌的过程。我尽力写得诚实、准确，但从《宣言》的角度看，我的回忆录却将真正的历史行动者限制为客串的小角色或半被动的受害者。“你的故事里无产者在哪？”现在我几乎能听见马克思和恩格斯冲我叫喊，“难道不应是他们同资本主义最强大的势力抗争，而你应在一旁辅助吗？”
《房间里的大人》(Adults in the Room)书封 图片来源：Amazon
好在重读《宣言》也为我带来一丝安慰，它支持我将其解读为一篇自由解放的文本——甚至是自由主义的。《宣言》狠狠批判了资产阶级的自由品质，但这是出于对它们的忠实甚至于热爱。自由、幸福、自主、个体性、精神性和自主发展是马克思和恩格斯最为重视的理念，他们对资产阶级感到愤慨，是因为资产阶级试图否定大多数人取得自由的机会。马克思与恩格斯信奉黑格尔的一个了不起的观点：只要还有一个人受束缚，就没有人是自由的，因此他们与资产阶级的不合便在于这些人在资本积累的祭坛上牺牲了每个人的自由与个体性。
尽管马克思和恩格斯并非无政府主义者，他们却厌恶国家以及它被一个阶级占有、压迫其他阶级的潜在倾向。他们至多是将国家看做必要的恶，在后资本主义的美好未来中持续存在，协调无阶级社会。如果这种对《宣言》的解读成立的话，做共产主义者的唯一方式便是做自由主义的共产主义者。遵从《宣言》“团结起来!”的呼喊，与做正统斯大林主义者、或试图按目前已经失效的共产主义国家的图景重建世界的做法，实际上是不相容的。
那么归根结底，《宣言》的关键在于什么？为什么人们——尤其是今天的年轻人——还要关心历史、政治一类的事呢？
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宣言基于一个感人的简单答案：人类的真正的幸福与自由必须一同实现。在他们看来，这才是唯一要紧的事。《宣言》并不依赖于严格的德国式义务说教，也并不诉诸于历史性责任以鼓舞我们行动;它既不进行道德化也不指指点点。马克思和恩格斯试图克服德国道德哲学的固着与资本主义趋利的倾向，用对我们最基本的共通人类本质的理性且热烈的呼吁取而代之。
本文作者Yanis Varoufakis，他是希腊前任财政部长、政治经济学家，在2015年希腊立法选举中，他代表激进左翼联盟当选为议会议员，目前担任雅典大学的经济学理论教授 图片来源：Youtube
他们的分析的关键在于生产者与生产工具所有者之间日益扩大的鸿沟。资本与工薪劳动者之间成问题的联系使我们无法享受工作与产品，并将雇主和工人、富人和穷人一同变为盲目、颤抖的小卒，被超出我们控制的力量推着向一种无意义的存在状态快速行进。
但为什么需要靠政治处理这一问题呢？政治，尤其是社会主义政治，如奧斯卡·王尔德所说，“占用了太多个夜晚”，它不会使人变蠢吗？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回答是：这是由于我们无法靠个人结束这种愚笨，因为从没有哪个市场能生产这种愚笨的解药。集体和民主的政治行动是我们争取自由与欢乐的唯一机会，为此，几个漫漫长夜只是很小的代价。
人类或许能成功实现一种社会安排，使“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成为“一切人自由发展”的前提;同时我们也可能走向“共同的毁灭”，核战、环境灾难或使人焦虑的不满。此刻没有人能作担保。我们可以回到《共产主义宣言》以寻求启发、智慧和能量，但最终实现的是什么还要看我们自己。
原文链接：
https://www.theguardian.com/news/2018/apr/20/yanis-varoufakis-marx-crisis-communist-manifest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