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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新城:坚定信念,摒弃实用主义,投入斗争

作者:周新城   来源:原创  

 有没有理想信念,关系事业的成败

      有两件事情,在我脑子里想了很久。一件事是红军的长征。前有堵截,后有追兵,缺衣少食,翻雪山,过草地,那么困难的条件下,徒步走了两万五千里,最终取得了胜利。靠的是什么?这一路走来,不就是凭着一股精神坚持下来的吗?张学良就感叹,他带不了这支队伍长征。的确,没有坚定的理想信念,长征是难以想象的。有着坚定的理想信念,加上正确的路线,再大的困难,也难不住我们。这是一切反动派想象不出来的,也是所有资产阶级政客、思想家无法理解的。每当我阅读长征史料,我不由得感到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精神力量的伟大,同时感到今天强调理想信念的重要性:必须继承长征精神,投入新的伟大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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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件事是苏联东欧的剧变。我长期从事苏联东欧问题研究,对此感触很深。十月革命胜利以后,苏联人民在列宁斯大林领导下,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经过几十年艰苦奋斗,实现了社会主义工业化、农业集体化,把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建设成为拥有原子弹的强大的工业国,成为世界上仅次于美国的第二超级大国,打败了法西斯德国的进攻,取得了卫国战争的胜利。这样一个强大的国家,这样一个具有光荣革命传统的伟大的党,在戈尔巴乔夫执政的短短六年时间里就轰然分崩离析。面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这样的悲剧,人们在扼腕叹息之余,不能不探讨苏联亡党亡国的原因。习近平总书记在总结苏联教训时,提到一个重要原因,即意识形态领域出了问题,丧失了理想信念。他把理想信念比喻为精神上的“钙”。他形象地说,叶利钦站在坦克上发表讲话,军队完全无动于衷,保持所谓“中立”。最后戈尔巴乔夫轻轻一句话,宣布苏联共产党解散,诺大一个党就没了。按照党员占人口中比例,苏共超过我们,但竟无一人是男儿,没什么人出来抗争。原因就在于,他们没有了理想信念,精神上缺“钙”,得了软骨病,站不起来了,以至敌对势力一攻就垮,甚至不攻自垮。所以他一再强调“革命理想高于天”!

正反两方面的事例告诉我们,有没有理想信念,对革命事业的成败起着决定性的作用。这两件事情使我悟出,意识形态领域的工作的确是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决不能轻视。

理想信念是意识形态,它是由经济基础决定的,但它对经济基础以至整个社会经济形态有着极大的反作用,一定条件下也可以起决定作用。

实用主义可以为和平演变打开缺口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思想界弥漫这一种实用主义思想,淡化理想信念,甚至讽刺宣传理想信念是说空话。改革开放一开始,中央党校一位“著名”教授就在课堂上给省部级干部讲:“主义不能当饭吃,公有制又不能打粮食”,讲共产主义、公有制管什么用,那都是虚的,办个企业,才是实事,才有意义。在不少人看来,仿佛这就是“解放思想”,宣传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就是僵化保守,就是“左”,妨碍发展经济。一股非意识形态化的实用主义思潮充斥报刊杂志和课堂讲坛。

这些实用主义言论,听起来十分超脱,好像是在鼓励发展经济,其实是十分危险的。我想起了尼克松一句有名的论断,在社会主义国家里,“实用主义可以为和平演变打开缺口”。这是他在1983年访问东欧几个国家后提出的论断。尼克松在《1999:不战而胜》一书中写了这样一段话:“今天(指1988——引者)东欧进行和平演变的时机已经成熟。1983年,我游历了保加利亚、罗马尼亚、匈牙利和捷克斯洛伐克,并遇见了几位东欧集团的领导人和数百名平民。从他们当中传出了一个明朗的信号:共产主义教条作为激发人们的力量已经死亡”。“东欧共产党人已经完全丧失了信仰。当今大多数都是野心家和官僚。共产党的意志和信心已经破灭”,“正在崛起的一代东欧人不是思想家,而是实干家,而实用主义则能为和平演变打开缺口。”尼克松看到东欧国家共产党人丧失理想信念、盛行实用主义,他由此得出结论:和平演变的时机已经成熟。这个结论确实令人震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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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克松关于东欧国家和平演变的預言,过了不到三年就变成了现实。回想当年,我们适应国内经济体制改革借鉴东欧国家经验的需要,曾派出了上百个代表团赴东欧国家调研、访问,却没有一个人提出和平演变的问题,这反映了那时我们对理想信念的重要性缺乏必要的认识。不能不佩服垄断资产阶级政治家、思想家的政治敏感性。

那么,为什么社会主义国家丧失了共产主义理想、马克思主义信念,搞实用主义会导致和平演变呢?

社会主义社会不是一个凝固不变的社会经济形态。按照恩格斯的说法,社会主义是一个经常变化和改革的社会。关键是朝什么方向变。无非是两个方向:一个是按照社会发展规律,朝着共产主义方向走,另一个是倒退到资本主义去,像苏联东欧国家那样。由于历史的条件,社会主义革命首先是在一个或几个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里取得胜利的。在相当长一段历史时期内,世界上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并存,“一球两制”,两种社会制度处于激烈斗争中。而资本主义无论在军事上、经济上、科技上,甚至在意识形态领域都处于优势地位,从力量对比的角度来说,社会主义显然弱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国家是在资本主义包围中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在这种条件下,如果不讲理想信念,采取实用主义,势必自觉不自觉地跟着资本主义走。这不是危言耸听,而是由国际环境决定的现实危险。所以,在当前的形势下,怎么强调理想信念的重要性,都不过分。

           1理查德.尼克松:《1999:不战而胜》,第168169页,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当前的中美贸易战又是一个很好的例证。中美贸易战,不仅是(而且主要不是)贸易问题,而是美帝国主义要遏制中国发展,改变中国的社会制度,这是一场国际范围内社会主义制度与资本主义制度的你死我活的斗争。美国企图通过极限施压,改变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使中国处于永远不得翻身的依附地位。美国统治集团对贸易战抱有必胜信念,根据是中国内部有人配合。事实正是如此。贸易战刚刚打响,我国国内就出现了妥协、投降的声音,投降派屈服于压力,从实用主义出发,回应美帝国主义的要求,不惜改变我国社会主义制度。正是由于我们坚定不移地坚持党的领导,坚定理想信念,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才顶住了压力,能够沿着社会主义道路继续前进。如果丧失的理想信念,后果就不堪设想了,可能苏东悲剧就会重演了。

摒弃实用主义,投入伟大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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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正面临着百年来未有的大变局。习近平总书记号召我们,全党要发扬斗争精神,准备投入伟大斗争。他指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绝不是轻轻松松、敲锣打鼓就能实现的,实现伟大梦想,必须进行伟大斗争。在前进道路上我们面临的风险考验只会越来越复杂,甚至会遇到难以想象的惊涛骇浪。我们面临的各种斗争不是短期的而是长期的,至少要伴随我们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全过程。”必须“坚定斗争意志,当严峻形势和斗争任务摆在面前时,骨头要硬,敢于出击,敢战敢胜。” 投入伟大斗争,首要条件是坚定理想信念,摒弃实用主义。如果没有马克思主义信念、共产主义理想,把实用主义作为指导思想,在复杂形势面前,就只能妥协、投降,不敢斗争了。

       2《习近平在中青年干部培训班开班式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994日,第1版。

伟大斗争涉及许多方面。大体上可以分为两个方面。一是在人与自然的关系方面。我们要进行技术革命,努力掌握先进的科学技术,按照自然规律,征服自然,为人民谋福利,这方面分歧不大;二是在人与人的社会关系方面。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仍然存在阶级的条件下,社会关系方面斗争的核心是阶级斗争。我们必须运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观点、阶级分析方法,分清敌、我、友,区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区分依靠力量和团结对象,紧紧依靠劳动人民,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同危害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国内外敌人进行坚决的斗争。

我们的斗争是有原则、有方向的。我们的伟大斗争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实现共产主义为方向,当前是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目标的。这显然与实用主义格格不入。

在人与人的社会关系方面,为了取得斗争的胜利,我们必须筑牢自己的阶级基础和群众基础。基础不牢,地动山摇。地基不稳,谈何斗争与胜利?我们必须全心全意依靠劳动群众(包括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同时团结一切拥护社会主义的阶级、阶层。千万不能为了讨好某些特殊人物而得罪广大劳动人民。削弱了阶级基础,同敌对势力进行斗争就没有了依靠力量,要取得胜利是很难想象的。

然而在现实生活中,我们的干部谄媚资本家、不惜得罪自己的阶级力量这种状况是经常可以看到的。例如有的干部公然提出,资本家是党和政府的“衣食父母”。他们忘记了劳动人民才是财富的创造者,才是整个社会的“衣食父母”。资本家缴纳的税收实际上最终是工人创造的。有的干部主张,党和政府应当充当私营企业的“店小二”,要全心全意为资本家服务。他们把党和政府当作资本家的侍从,而把工人农民抛在一边了。忘记了没有工人农民的支持,社会主义政权是无法巩固的,在敌对势力进攻面前会一攻就垮的。当资本家的“店小二”,是没有出息的。有的干部喊出了“企业家是老大”的口号,鼓吹历史唯心主义的精英史观,忘记了劳动人民、只有劳动人民才是历史的创造者。诸如此类忘记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观点出自我们党内高级干部之口、见诸党内文件,实在难以令人置信,然而这是事实。他们脑子里只想着当前发展经济的需要,忘记初衷,忘记入党宣誓时说了什么,忘记共产党是干什么的,丧失了理想信念。这表明在我们党内,实用主义思潮的侵蚀已经到了何等严重地步。这种状况,的确令人担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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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当前干部的思想状况来看,理想信念淡薄、机会主义、实用主义横行,确实到了非纠正不可的地步了。为了取得未来伟大斗争的胜利,迫切需要强调认真读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牢牢把握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树立坚定的马克思主义信念和共产主义理想,摒弃不问姓“社”姓“资”的实用主义思想。这也许是“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中提出“思想建党、理论强党”的缘由之一吧。

(作者是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中国人民大学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院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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