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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大师是公知炮制的政治神话

作者:时代尖兵   来源:红歌会网  

民国大师是公知炮制的政治神话

时代尖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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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知们宣称“民国大师星光灿烂,民国之后无大师”,旨在全盘否定建国后的教育体制和学术成就。可惜这只是公知的意淫,因为他们吹捧的民国大师,尽管有些人确有才华,但多数名不副实,至少不像公知吹嘘的那么厉害。

一、思想西化反g

在公知鼓噪下,学贯中西、独立人格、自由思想似乎成了民国大师的政治标签,真相却是这帮大师多数留学西方、思想西化,所谓“学贯中西”多是西方文化的搬运工或“二传手”,所谓“独立人格、自由思想”仅相对于马克思主义而言。如胡适九度赴美,在美工作、学习、访问长达25年,时间占他成年的一半,他所谓“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实质是反对马克思主义和共产党,而对西方奉若神灵。

公知热捧的民国大师多数反g。如提出“兼容并包”的蔡元培,其身份不仅是北大校长,还是国民党中央执委,曾出任监察部长、司法部长、教育总长等职,曾诬蔑“共产党员谋叛国民党”,发起“护党救国运动”,亲任主席,是“四·一二”政变的先锋;胡适曾在抗战初期组织“低调俱乐部”,散布“抵抗必亡”等误国言论,提议放弃东三省,承认“满洲国”,被参谋总长程潜直斥为“汉奸”,他还主张“戡乱到底”,“焦土政策”,增派日兵重入国土,共同“反g”,被共产党批为“反动阶级的忠臣,人民的敌人”;梁启超宣称共产主义为“死路”,说走这一条路“国家便没有希望了”;王国维1924年还拖着小辫子在紫禁城服侍逊帝,1927年因北伐军攻入北京,深感满清复国无望而投湖自尽,他对共产党也没好感,曾叹息“赤化之祸,旦夕不测”;章太炎曾担任反赤救国大联合会理事长,叫嚷“反对赤化”;被公知捧为著名思想家、教育家的清华大学首任校长罗家伦其实是蒋介石心腹爱将,担任校长前是北伐军少将参议,到任后大力推行“党化教育”,大肆抓捕共产党员,因倒行逆施酿成“驱罗风潮”被迫辞职;傅斯年一直顽固反g,是蒋介石忠实信徒;被捧为清华“终身”校长的梅贻琦,虽然公知撒谎说他一贯维持“中间立场”,但实际上他不仅是国民党党员,而且还是中央委员(蒋介石时期国立大学校长仅一人不是国民党党员),后追随蒋介石跑到台湾,他对共产党的态度可想而知;“能用外语进行创作并为英语世界认可”的林语堂曾扬言“对法西斯蒂和共产党没有好感”;钱穆则是蒋介石推崇的历史学家和御用文人,是被毛泽东点名批评的三个反动文人之一(胡适、钱穆、傅斯年);张爱玲在国民党时期就被定为文化汉奸,如日据时期,和上海日本政要池田纪笃结交,出入大汉奸周佛海家门,还参加一些亲日性质的文化活动,急切投入大汉奸胡兰成的怀抱,1952年在美国新闻处安排下写下《秧歌》、《赤地之恋》等反g作品;陈寅恪解放后还公开宣称“不宗奉马列”等。也有个别人如梁漱溟,没有明显反g言行,只因他是共产党“错误批判”的典型而被公知吹捧,但无论是梁漱溟和他儿子,都坚称梁先生有错在先,毛泽东没有批错。

可见,要想成为民国大师,思想上要西化,立场上要反g,至少不能赞成共产党,因此,文学巨匠巴金,开创“抗战文学——荷花淀派”的孙犁,创作四大名剧《雷雨》、《日出》、《原野》、《北京人》的曹禺等人,尽管成就一流、影响广泛,只因不反g,很难被公知列为民国大师。另一特例是郭沫若,他在民国年代就已取得大师级成就,是国民党中央研究院院士,只因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时加入中国共产党,不仅成不了民国大师,至今仍被公知和西化派媒体丑化。

二、成就难以评判

民国大师的名号如雷贯耳,如“现代中国的文化宗师”、“当今孔子”、“哈佛三杰”、“三百年来一大师”、“盖世奇才”、“怪杰国粹”、“教授的教授”、“太老师”、“南钱()北胡()”、“国学泰斗”、“学术宗师”、“民国伟人”、“鼓吹革命之大文豪”、“革命家之巨子”等,仔细分析却发现这些多是大师间的相互赞誉。

而民国大师的成就,多是文学、考古、历史等社科专业,因国外少有研究而难以评判,颇有“独此一家”的味道,因此,社科类民国大师斗载车量,而国家急需的数学、医学、化学、物理学、生物学等自然学科的民国大师少之又少,大概这些领域各国研究者众多,高下立判,公知不便造假,也可能因为这些自然学科的大师专著研究,不怎么反g,对公知毫无用处。不过,即便在文学和社科领域,尽管民国大师有些成就,却很少取得跨时代、开创性、世界性成果,很难与马克思、卢梭、黑格尔、托尔斯泰等真正的大师相提并论。

成就不高,公知就通过造假拔高。如《天下学问陈寅恪自认第二,没有人敢称第一》,为证明陈寅恪课讲的好,写道:“陈寅恪在清华授课时,远在城内的北大学生和年轻教员,跑到离城几十里的西北郊外清华园‘偷听’陈寅恪讲课”、“沿途几十里全是一片接一片的农田,秋天青纱帐起,尚有绿林人士拦路抢劫,甚至不惜铤而走险,杀人越货。前往听课的师生曾几次遇到过拦路劫财的强盗,多亏每次都靠人多势众,手里又各自拎着木棍铁器等防身家伙,对方不敢轻举妄动”。

这段话煞有介事,细看却疑云重重,因为在缺乏交通工具、道路难行的民国年代,走几十里路至少需半天时间,一来一回就是大半天甚至一天,为听一次课长途奔波,是否劳累暂且不论,关键是还将面临拦路抢劫甚至命丧黄泉的危险,似乎有点夸张。

文中“斯大林向毛泽东谈及他”同样让人生疑,斯大林一生仅与毛泽东会面一次,作为国家元首,两人都日理万机,谈的多是国际格局及中苏签约等国家大事,中途还有不快的争执和反复,不知斯大林何时、何地、有何心情、在何种情况下向毛泽东谈及陈寅恪!

“英国女王访华专门去拜访他”的说法更是莫名其妙,英国女王首次访华是1986年,陈寅恪1969年去世,不知英国女王如何拜访他。

其他如“苏联学者在蒙古发掘了三件突劂碑文,向他请教”的说法,因时间、地点等信息模糊难以判断;“中共密拟以麦克马洪线为准谈判边界问题,但当时却无人知晓,毛泽东思考一晚上想到了陈寅恪”一段似曾相识,因为按公知说法,“毛泽东还曾多次就边界纠纷征询谭其骧的意见”,谭其骧好像也是民国大师。可见,毛泽东是否就边界纠纷征求过陈寅恪或谭其骧的意见,只有公知清楚。

陈寅恪曾当选国民党、共产党的院士,这足以证明其学术水平,但公知通过造假拔高,反而让人生疑,客观上损害了陈先生的声誉。

三、生活幸福无比

按公知说法,民国时代的知识分子生活幸福无比,因为大学教员工资分412级,最高500元,最低100元,一般教员每月有几十到100元的收入,稍有名气的有几百大洋收入,当时,北京一家五口人每月只需8大洋就足够生活。如鲁迅从1912年开始任教育部社会教育司第一科科长,每月领到350大洋工资,再加上稿费和其它收入,月薪超过500大洋,两、三个月就能在北京买下一座四合院。

正因为民国大师生活生活优越,他们才能在雕章琢句的同时,搞点小清新、风花雪夜和三角恋情,并慨叹“女人当如林徽因,情人当如梁思成”。与大师们幸福生活形成鲜明对比的,却是民国超过80%的文盲率和广大草根民众民不聊生、卖儿卖女,可在公知热捧的民国大师的作品中,很少能看到民众的悲惨、眼泪和抗争。

让公知汗颜的是,尽管民国时代知识分子生活幸福,但多数人并未随蒋介石跑到台湾。如1948年国民党中央研究院评选的81位院士中,赴台9人,占总数比例11.9%;赴美12人,占比15%;留在内地的60人,占比74%,这足以说明民国和蒋介石在知识分子心中的地位和分量。

四、轶事胡编乱造

看公知编写的大师轶事,感觉字里行间充满文人的迂腐穷酸、张狂呆板。如章太炎曾辱骂孙中山,当有人附和“骂得好”时,他却勃然大怒,马上给那人一记耳光,说“总理是中国第一等伟人,除我之外,谁敢骂他?”当吴宓得知路上开家牛肉面馆取名“潇湘馆”时,自觉此举玷污了林妹妹,于是闯进店内砸了馆子,还警告不许以此名命名饭馆;空袭警报时,大家纷纷多进防空洞里,刘文典遇见沈从文,厉声道:“你跑什么?我跑是因为我要是炸死了,就不再有人能讲《庄子》了”等,其它便是大师们嫖妓、打麻将、抽大烟、蓄小辫子等奇葩爱好,很多是芝麻蒜皮之类的琐事,时间、地点不明,情节、过程含糊,而且絮絮叨叨,没完没了,看不出民国大师有多高的涵养、多宽的胸怀、多大的志向,可公知却吹嘘这是“民国文人的赤城”、“文人的风趣”、“性情坦诚可爱”。反观共产党的大师,或忧国忧民、启发民众,或投身抗战、走向前线。

更可恶的是,有些公知为吹捧大师和蒋介石竟公然造假。如刘文典脚踢蒋介石纯属子虚乌有。试想,一个饱读诗书、年已中旬的大学校长,竟如此冲动张狂,可能吗?如果刘文典真的曾脚踢蒋介石,那他就枉为人师!

真实的情况是,刘文典小蒋介石2岁,他不仅是大学校长、教授,还两度赴日留学,1907年加入中国同盟会,1914年加入中华革命党,是国民党资深党员,并曾任孙中山英文秘书,曾投入反袁斗争,是个经历丰富的学者,不可能像公知描述的那样无知张狂。而1928年的蒋介石已担任国民政府主席兼陆海空军总司令,是权倾一时、炙手可热的政治新星,即便再没涵养,碍于当时身份,在公众场合也不可能与大学校长一般见识,更不会因一言不合而动粗。

公知信誓旦旦提到的所谓胡适和鲁迅的言证,也仅说两人言语冲突,根本没提到“扇耳光、脚踢”等肢体冲突。可笑的是,仅凭传言和主观臆断,就有人写了小说,创作了话剧《蒋公的面子》,还有人与时俱进,在刘文典的话中加了极富中国特色的“敏感词”一词。可见,刘文典做什么、说什么,全看公知的政治需要。(2018-6-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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