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近30余年中，一些告别唯物史观、革命史观，以西方发展路径为样板，用西方的所谓“普世价值”论写史著文而十分活跃的中国近现代史学人，如今认知茫然，无所适从，不知该怎样运笔了。造成这种研究偏向和失误的原因，主要是近30余年来一些学者认为革命史观应当被所谓的“现代化史观”取代，丢弃了正确的革命史观研史，怎能明晰中国近现代的历史发展和历史真相，揭示出客观历史规律呢?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经济在调整结构中进一步发展，各项事业蓬勃兴旺，中国以大国强国的雄姿，巍然屹立于世界的东方。然中国近现代史学界却呈现出一个奇特的学术现象，即近30余年较为活跃的一些学者，近些年却沉寂下来，鲜有有影响的论著出版，特别是鲜有对新中国成立仅67年就强势崛起、取得卓越成就及因由作系统全面诠释，彰显中国道路、中国经验，在理论建构上引领中国文明新发展的力作问世。

深刻反思以往研究

近30余年中，一些告别唯物史观、革命史观，以西方发展路径为样板，用西方的所谓“普世价值”论写史著文而十分活跃的中国近现代史学人，如今认知茫然，无所适从，不知该怎样运笔了。

由学术史的回顾可以看出，近30余年中国近现代史研究存在着重民国史研究轻革命史研究的取向，一些著述存在明显的错误。有的学者高估商会组织在推动社会进步方面的作用，却鲜有研究资本家是怎样雇佣工人，特别是雇佣童工和女工，残酷剥削工人的史料与史实，鲜有研究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人运动史、农民运动史。有学者甚至为土地改革中被镇压的地主鸣冤叫屈，进行翻案。

在民国史研究中，一些学者简单沿袭美欧学者的“现代化史观”，认为1927年至1937年间南京国民政府创造了经济发展的黄金十年，却忽视这十年间国民党反动派对共产党人、革命群众实行的白色恐怖、残酷镇压，对革命根据地的疯狂“围剿”；无视新军阀连年混战，治水、农村经济诸项事业停滞，自然灾害频仍，民生凋敝，内乱内战，以及东北被日本侵占的史实。

在抗战史的著述中，一些学者着重强调国民党军队在正面战场的作战，将其视为抵抗日本侵略的主要力量。他们淡化共产党在抗战之初八路军、新四军仅有5万余人却英勇地挺进华北、华中和华南敌占区，开辟出十几块抗日根据地，给日军以致命打击，坚持抗战从而成为中流砥柱的史实，甚或避而不谈中共领导的广大敌后战场已成为中国抗战的主战场这一基本史实。如此写史，怎能深刻揭示中国抗战最终胜利的根本原因和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最终胜利的历史必然性呢?

造成这种研究偏向和失误的原因，主要是近30余年来一些学者认为革命史观应当被所谓的“现代化史观”取代，他们推崇西方所谓“普世价值”论，崇洋学风盛行。一些学者将美英法日等国学者的中国近现代史论著奉为圭臬，大都列为大学历史学科本科生和研究生的必读书目，如《剑桥中华民国史》《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等。而国内著名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党史研究室等权威史学研究机构的知名学者长期精心编撰的史著却被排除在书目之外。丢弃了正确的革命史观研史，怎能明晰中国近现代的历史发展和历史真相，揭示出客观历史规律呢?

以新中国史研究巩固中国话语权

中国近现代史研究长期存在重晚清民国史研究，轻新中国历史研究的取向；在对新中国历史的研究中，一些学者热衷于对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过程中某些具体失误事件的“研究”，在对史料挖掘和运用不够全面准确的基础上，小题大作，导致产生错误的结论。这种碎片化的研究倾向助长了历史虚无主义的虚焰，妨碍了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和观点考察新中国历史发展的整体走向、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取得的卓越成就，也难以说明新中国仅用67年就强势崛起的深层因由，难以对新中国历史作出科学的实事求是的论述和评价。

对新中国史研究的偏向，说到底还是治史的世界观、价值观和方法论问题，现已到了彻底反省的时刻了。只要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回溯近代以来中国的历史，就会对中国共产党成立95年来，特别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党领导人民创造的社会主义建设伟业充满崇敬之情，就能转至正确的研究方向，从而在探讨、书写和再现新中国发展进程的过程中，源源不断地发现和重视广大劳动人民在党的领导下创造美好新生活的史料和史实。

新中国的历史实践是阐释中国道路、确立中国话语权丰厚、坚实的史源和文化基础。新中国发展强盛的根本原因是在探索中找到了一条适合国情的发展之路，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因此，新中国历史研究的深入应由此系统展开。

首先，应重视研究新中国的政治制度发展史、中国共产党领导国家的建政史。新中国是由马克思主义政党、无产阶级先锋队——中国共产党领导建立和发展起来的，它终结了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具有伟大的历史进步意义。中国共产党始终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受到人民的衷心爱戴和拥护。与此同时，还应进一步研究中国共产党执政的优良作风史、勤政为民史和反腐倡廉史，这些领域的深入研究，可得出新中国长治久安的历史真谛。

其次，应深入研究新中国经济发展史，尤其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群众脱贫致富、走共同富裕道路的奋斗史，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的历史。这些领域是长期以来研究的薄弱环节。

再次，应加大对新中国科学技术史和生态环境保护史研究的力度。中国共产党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深谙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真理。新中国之所以强势崛起，与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以科技引领社会进步的战略密不可分。笔者在研究新中国治水史、查阅老一代水利工程科技英才为国奉献的史料时，常眼含热泪、心生崇敬!新中国成立之初，钱宁、冯寅、林秉南等一批在美国获得了高学位的中青年水利工程专家，像钱学森等人一样，放弃了国外机构的盛情挽留，舍弃了优厚的科研条件和生活待遇，冲破重重阻力回到祖国，在党的领导下立志改变祖国水旱灾害频仍、贫穷落后的面貌。此后的几十年间，他们奔波在祖国大江南北的山川河谷中，常年风餐露宿，从事治理大江大河和近岸海域的勘测、规划、设计、工程建设及运行管理工作，子女们也一同跟随辗转在水利工地上。老一代水利工程科技英才们，为建立新中国的江河防洪灌溉水电体系作出了奉献和牺牲。

经过不懈努力，新中国水利工程科技已攀上了世界的巅峰，建成了令世人叹为观止的三峡工程、南水北调中线工程，黄土高原的水土流失已得到大范围治理。新中国在治水、国防、电子通讯、交通运输诸多领域取得的巨大科技成就，充分说明党的正确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也由一个侧面展示出新中国强势崛起的成因。

担负构建中国新文明重任

新中国成立67年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但由于新中国史研究得不够全面和深入，导致对于新中国各条战线上取得的非凡业绩的史实，人们还知之甚少。不仅如此，在辉煌的历史表象内里，还蕴含着科学的中国道路、中国经验、中国精神，蕴含着中国新文明新文化的丰富思想理论，这些尚未得到系统全面的梳理和总结。这就给中国近现代史学人提出了追根溯源、由表及里、归纳演绎、综合创新的庄严的学术任务和理论使命。因此，中国近现代史学人应坚定地树立起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在史学研究中增强构建中国话语权、中国新文明的自觉和自信，担负起引领中国新文明发展和走向世界的使命。

中国共产党成立95年和新中国成立67年的光辉历史，充分说明中国道路的正确。在这个世界上，中国的文明曾长期引领人类文明的前行。在当前的人类文明发展进程中，西方所谓“普世价值”论的影响将日渐式微。而中国的道路、中国的文化、中国的新文明将以磅礴的气势和非凡的魅力，成为向全球传播的新的文明理念。中国的新文明不仅已成为发展中国家学习的楷模，事实上亦成为发达国家借鉴的榜样。中国近现代史学人要有充分的文化自觉和自信，以史学研究探索来引领中国文化的新发展，肩负起构建中国新文明的重任，从而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历史进程中，为祖国、为人民、为人类社会书写出中国新文明的华章和引领人类文明前行的鸿篇巨制。

(作者单位：福建师范大学社会历史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