必须正视新自由主义对我国改革的干扰及危害

李炳炎

　　
　　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随着新自由主义经济学输入我国，并很快形成热点，占据了主流经济学地位。其经济学观点与政策主张对我国经济改革的走向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
　　
　　一、新自由主义的本质与侵略性
　　
　　所谓新自由主义是在继承资产阶级古典自由主义经济理论的基础上，以反对和抵制凯恩斯主义为主要特征，适应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向国际垄断资本主义转变要求的理论思潮、思想体系和政策主张。“华盛顿共识”的形成与推行，则是新自由主义从学术理论嬗变为、国际垄断资本主义的经济范式和政治性纲领的主要标志。
　　在经济理论方面：新自由主义继承了资产阶级古典自由主义经济理论的自由经营、自由贸易等思想，并走向极端，大力宣扬“三化”。一是“自由化”。认为自由是效率的前提。二是私有化。有他们看来，私有制是人们“能够以个人的身份来决定我们要做的事情”，从而成为推动经济发展的基础。三是市场化。认为，离开了市场就谈不上经济，无法有效配置资源，反对任何形式的国家干预。
　　在政治理论方面：新自由主义特别强调和坚持三个“否定”。一是否定公有制。几乎所有的新自由主义者都一致认为不能搞公有制。二是否定社会主义。在新自由主义者们看来，社会主义就是对自由的限制和否定，必然导致集权主义，是一条“通往奴役之路”。三是否定国家干预。在他们看来，任何形式的国家干预都只能造成经济效益的损失。
　　在战略和政策方面：新自由主义极力鼓吹以超级大国为主导的全球一体化。经济全球化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一个必然趋势和一个自然的历史过程。但经济全球化并不排除政治和文化的多元化，更不等于全球经济、政治、文化一体化。新自由主义并不是一般的鼓吹经济全球化，而是着力强调要推行以超级大国为主导的全球经济、政治、文化一体化，即全球资本主义化。
　　20世纪70～80年代以来，资本主义由国家垄断向国际垄断发展。适应这种需要，新自由主义开始由理论、学术而政治化、国家意识形态化、范式化，成为美英国际垄断资本推行全球一体化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华盛顿共识”具有经济体制、政治体制和文化体制三重特征。
　　“华盛顿共识”的出笼，标志着新自由主义嬗变为美国的国家意识形成和主流价值观念。
　　作为完成形态的国际垄断资本的理论体系的新自由主义思潮，自1990年“华盛顿共识”出笼之后，新自由主义开始向全球蔓延，为国际垄断资本开辟了全球空间。
　　第一，私有化浪潮席卷全球，摧毁了原苏东国家的公有制经济。在世界范围内，国际垄断资本难以进入或无法控制的领域已经所剩无几。
　　第二，经济市场化波及全球，国际垄断资本在全球的运作有了越来越可靠的制度保障。由于新自由主义的蔓延，20世纪90年代以来，原苏联、东欧国家几乎是齐步开始市场经济制度转轨。各国的“经济市场化”进程，等于是在规范“行车规则”，为国际垄断资本进行全球扩张、控制全球经济扫清制度上的障碍。
　　第三，在经济自由化进程中，金融自由化尤为引人注目，影响也最大，它为国际垄断资本控制全球经济提供了一个至关重要的杠杆。金融自由化和金融国际化使国际垄断资本有了一个控制金球经济最重要的杠杆，从而通过金融“扼制”，把整个世界经济体系更加牢固地置于自己的掌控之中。
　　第四，新自由主义的全球一体化，是国际垄断资本企图统一全球的制度安排。“华盛顿共识”已经远远超出了经济全球化，而是经济体制、政治体制和文化体制的“一体化”，即美国化。自20世纪90年代始，新自由主义思潮在全球的蔓延是国际垄断资本在全球扩张的理论表现。
　　以新自由主义为主导的改革，首先使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战略由“进口替代”转变为“出口导向”，经济改革带有“自由化”的特点。开放市场和私有化成为新自由主义经济改革的两大支撑点。围绕这两大支撑点，改革主要从以下三个方面着手：一是国有企业私有化。二是金融自由化和贸易自由化。三是政府减少甚至不干预经济。
　　发展中国家在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主导下进行的市场导向改革，虽然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恶性通货膨胀，实现了经济的高速增长，对外开放也取得了重要进展，但是各种问题和矛盾也充分暴露出来。例如，两极分化状况日益突出，少数大财团、大企业从私有化进程中获得了最大好处，它们控制了国民经济命脉，而大多数老百姓则处于极端贫困之中，不加约束的对外开放不仅冲击了民族工业，使广大中小企业处境艰难，而且使其经济发展过分依赖于外资，国民经济的脆弱性大为增强。
　　在苏联解体后，俄罗斯开始强制而快速地推进经济转轨过程。1992年初，俄激进民主派政府推出了所谓三位一体(自由化、私有化和稳定化)的“休克疗法”式经济转轨政策。
　　以新自由主义为理论支柱的“休克疗法”，成为叶利钦时代俄罗斯经济转轨的基本经济政策。在俄罗斯，这一经济政策的内容大体包括：第一，市场和内外贸易快速自由化；第二，国有企业的全盘私有化，打造以私有制为主体的广泛的有产者和企业家阶层；第三，宏观经济稳定化，减少财政赤字，严格限制贷款和货币发行，将稳定卢布、控制通货膨胀作为经济政策的重中之重。其实质是效仿西方并依赖西方的援助，即俄国必须引入和效法西方市场经济特别是美国模式，向外国首先是西方国家全面开放国内市场。
　　美国的萨克斯等人出于其政治目的考虑，将“休克疗法”这一政策推荐给俄罗斯。当时，包括东欧国家在内的大多数转型国家，对于西方市场经济普遍存在着一种幻想，认为一旦抛弃社会主义就可以进入市场经济。俄顺从了西方国家和国际组织提出的转轨政策以及其他要求，接受并推行“休克疗法”。试图通过这些措施快速完成经济转轨。这样，新自由主义的理论及其政策工具，对于俄国等转型国家经济转轨过程产生了强大的影响力。
　　1991年12月29日，俄罗斯总统签署了《关于加快国有企业和市政企业私有化的命令》。根据这一命令，批准了在1992年国家私有化纲要草案基础上制定的《1992年俄罗斯联邦国有企业和市政企业私有化纲要的基本原则》，从1992年1月1日起开始实施，成为实际调节私有化过程的第一个文件。俄罗斯的私有化分为小私有化和大私有化。
　　俄罗斯的私有化改革产生了严重后果，整个国民经济和社会生活出现了严重的萎缩和倒退。历史倒退了何止10年!
　　一是社会生产下降到10年后的2002年，社会经济主要指标，尚未恢复到“改革”前的1990年水平。实施休克疗法之后，俄罗斯经济一直处于衰退性危机之中，社会生产大幅度下降，俄罗斯经济改革10年后，国内生产总值累计下降56％，工业生产下降70％，人均实际收入下降50％，肉牛和奶牛产量下降75％，粮食产量下降55％，基建投资减少75％，内外债务累计2250亿美元，相当于GDP的5％；90年代未俄罗斯的国内生产总值只相当于前苏联的25％。1/4的居民生活在官方规定的贫困线以下，全国人均寿命缩短8岁。
　　二是国有资产大量流失。俄罗斯全国至少流失1万亿美元国有资产，相当于1996年国内生产总值的4.2倍，相当于“二战”期间苏联经济损失总数的2.5倍。可见这是一场非常的经济战争。
　　三是社会贫富两极分化日益加剧。休克疗法改革代价的承担者是广大居民和职工，其生活普遍日益贫困化。俄罗斯转轨8年(1992～1999年)，消费价格上涨6168倍，居民实际货币收入下降60％。衡量居民生活水平的“恩格尔系数”1999年达到52.0％(而发达国家一般不超过20％)。工资拖欠成为俄经济和社会的特有现象。退休金和补助金之低令老人和卫国战争英雄难以生存。
　　资本原始积累过程孵化出新权贵和新俄罗斯人，他们的代表是占极少数的金融寡头。与其相对的另一端是大量的贫困者、失业者和生理界线下生活的人。富人阶层占1.5％，中间阶层占25％，穷人阶层超过70％。失业率不断上升，1999年达12.4％。收入低于最低生活费的人口占1/3。黑社会组织迅速发展，有组织的犯罪猖獗。
　　东欧各国在私有化之后也出现了严重的两极分化。在罗马尼亚，少数人成为暴发户，多数人生活水平下降。在捷克，一小部分人大发横财，约1/3的居民生活在贫困线以下。匈牙利居民的贫困化在加剧，保加利亚职工的平均工资只有10美元，退休金只有5美元，许多家庭难以保证起码的生活条件。
　　俄罗斯的寡头新贵穷奢极侈。例如遭到通缉的俄寡头古辛斯基，他经常身着豪服出入巴黎五星级饭店，每餐一掷千金。他的周末在欧洲的私人别墅里度过，在西班牙和伦敦的奢华场所也经常能看到他的身影。大寡头别列佐夫斯基曾夸口说：“几乎所有的政治家都有自己的身价，他们差不多都被我收买了。”别列佐夫斯基还帮助叶利钦的女儿在私有化浪潮中当上了俄罗斯首位富婆。
　　
　　二、新自由主义对我国改革干扰的种种表现
　　
　　从前面对发展中国家和俄罗斯的私有化经济改革的述评介绍来看，联想到我国正在进行的国有企业改制，感到似乎有惊人的相似之处。难道我国的国企改制必须而且只能走这条路一私有化之路?我们有没有力量制止私有化，能否真正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看来并不容易回答。我们应当觉醒起来，筑成一座屹然挺立的坚强的抵挡新自由主义经济改革的防洪大坝。
　　首先，要解决舆论与政策导向问题。著名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吴易凤教授尖锐地指出：10多年来，某些经济学家一直企图用新自由主义误导我国改革开放的方向。有人在国内反复宣传西方公认的反共分子哈耶克的新自由主义思想。
　　美国新自由主义者、货币学派领袖弗里德曼很早就向我国宣传新自由主义，企图用新自由主义误导我国改革开放。
　　张五常多次来内地宣传新自由主义，国内很不正常地连续多年出现了“张五常热”。一些大学请张五常作报告，一些媒体大肆宣传张五常。经过一些人的反复推动，“张五常热”不断升温。
　　“张五常热”升温，实质就是作为新自由主义一个流派的新制度经济学在国内不断升温。张五常大肆撒布新自由主义观点，他用科斯定理的产权清晰论反对公有制。他说：举世闻名的科斯定理其实就是一句话：产权清晰“是市场交易的先决条件”，而产权清晰就是“私有产权”。他断言社会主义公有制与市场经济不相容，说：“北京的执政者一方面要保持公有制，另一方面要发展市场，怎会不互相矛盾，前言不对后语呢?”
　　他用新制度经济学的交易成本论断言私有制优越于公有制，宣传私有制是灵丹妙药，是惟一选择。他说，在交易成本方面，“共产比私产大得多”，而交易成本的大小“决定制度优劣”。“中国会逐渐改变成为一个类似私产制的体制”，“私产制是经济发展的灵丹妙药”，“私产制度是唯一的选择”。
　　他主张把国有资产变成特权者的私产，主张由共产党推行私有财产制度。他说：“将某些资产干脆交给有较大特权的人作为私产，让他们先富起来。”“以共产党推行私产制，听起来有点语言矛盾，但权力所在……是可行之道。”
　　美国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俄罗斯“休克疗法”的倡导者萨克斯等人为“引导中国的发展”制定了中国经济联邦制和中国私有化方案。该方案说：中国正处在“制度变迁时期”或“转轨时期”，必须对经济制度进行“质的变革”：建立“经济联邦制”，发展“对抗中央的统制经济”的“地方诸侯经济”；“用非国有经济包围国有经济”；通过“产权清晰化”，使国有企业“私有化、股份化”。萨克斯等人认为，中国私有化方案与俄罗斯私有化方案的主要区别只在于：俄罗斯私有化是“突变式私有化”，中国私有化是“渐进式私有化”。
　　有一位外籍华人也是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他经常来国内讲学，提出对全部国有企业“釜底抽薪”的私有化方案，中国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实行股份化一私有化，股份化一私有化的商业银行不仅不再给国有企业贷款，而且要逼国有企业还债。这样就可以把全部国有企业彻底搞垮，实现国有企业全面私有化。他还提出土地私有化方案，说：“中国农业要真正搞起来，土地一定要私有化。”
　　以上这些新自由主义政策主张在我国经济学界已经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如果失去警惕，听任新自由主义泛滥下去，误导我国的改革开放，公有制在国民经济中的主体地位就会丧失，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会蜕变成为资本主义市场经济。
　　左大培博士认为：20多年来，在“中国特色的经济自由主义”者们的策动下，中国当前正在发生着一场渐进式的、由地方政府认可的“悄悄地私有化”。这场私有化的起点，是90年代实行股份合作制的乡镇企业“股权向经营者集中”、“经营者持大股”的误导引起。这种私有化的重点是国有企业的“小卖大股”的私有化。认可这种私有化的基本主张是：放任少数人不顾多数人和国家的利益而自由自在地抢夺财富，让国际资本放手在中国掠取利润。按这种主张做，最终只能导致中国发生资本主义的私有化，而且是最野蛮残暴的资本主义私有化。在中国转向市场经济过程中，“那些急于埋葬社会主义的经济自由主义者们，往往充满了贪婪、残忍的精神”。
　　他认为，中国的新自由主义者们，从西方经济中学来的误导改革的观点有以下几条：
　　(1)认为生产资料私有制是市场经济中一切经济活动的前提。
　　(2)强调交换和市场的自发运行会带来充分的效率。
　　(3)认为自由贸易政策是最好的对外贸易政策。
　　(4)认为只有一种最优的经济体制，把美国的经济体制当作唯一的学习榜样。
　　(5)只强调效率，不讲公平和平等。而效率又被等同于个人的发财致富。
　　最近20年来，中国人在讨论经济问题时，普遍强调的是提高效率，社会舆论关注的更是个人如何能尽快致富，大富翁成了人们崇拜的偶像和敬畏的神明。而中国的经济学界则一直在引领着这股思潮，把它引上借口效率而否定公平和平等的邪路。大多数经济学家不仅把效率当成惟一重要的事情，而且对强调公平和平等十分反感，认为这样会降低效率。这种情绪充斥了有关经济政策的几乎每一场讨论。
　　(6)不要任何秩序的倾向。
　　这是中国的经济自由主义者的又一重要特色。中国近20年中的经济自由主义一直有一种破坏任何秩序的“自由主义无政府主义”倾向。济秩序显然已经荡然无存，但是他们还要让这种局面继续下去。潜台词只能是：“为了坚持改革开放”，可以根本不要任何经济秩序。
　　(7)主张自由放任的政策。
　　对一切都放任自流，反对靠政府的干预来建立秩序，反对政府的任何强制措施。主张政府尽可能少干预个人的经济活动，反对在建立秩序的名义下进行配置资源式的政府干预，这本来是西方的经济自由主义与中国的经济自由主义共同的特征。不过中国的经济自由主义在这方面要走得更远。
　　(8)主张将一切与经济有关的活动都市场化，都变成现金交易。
　　所有的经济自由主义者都从来不提加强政府的执法、规范以致管理的必要，总是强调要“实行市场化改革”。可以说，对任何具体问题，他们都有个千篇一律的灵丹妙药——“解决问题靠改革，实行改革就要市场化”；除了市场化和“民营化”(即私有化)，再提不出解决问题的任何别的方法。中国的经济自由主义者们这几年鼓吹的却只是“银行业要市场化”、“要民营化”，在他们那里根本就听不到一句要加强政府监管或社会监督的话。
　　(9)主张放纵违法违规和腐败行为。
　　其思想根源是主张让一切人自由地追求私利。鼓励人们大胆地去做违反规定以致违法的事情。不管是贪污腐败，违法违纪，行贿受贿，走私卖淫，只要能“搞活经济”，使人们发财致富，那就是好事情，就应当让人们放手去干。左大培还从理论上概括说：现在只能是容许“腐败适度存在”，这是一个次优状态，它“能使改革进一步推进”。
　　(10)采取一切可能的方式、不惜一切代价地实行私有化。
　　目的是把生产和流通领域的企业都变成私人所有的企业，把已经存在的公有企业、公共资金转变为少数“经营者”私人所有。这是中国的经济自由主义者一贯致力的目标。他们认定只有归私人所有的企业才能有效率，从而把彻底的私有化当作努力的目标。他们把这种思维逻辑概括为“人间正道私有化，反对私有化就是反动”。
　　中国的经济自由主义者们在私有化问题上的真正特点，一是在于他们主张走一条“渐进的道路”来发展私营企业、实行私有化，二是在于他们实际上赞成以各种非法的或不正当的“灰色”甚至“黑色”的方式来将现有的公有企业私有化。
　　这条渐进的私有化道路包括两种途径：一个途径是大力发展私营企业，让它们随着中国经济的高速成长而占据主导地位，最终将已有的公有制企业压缩到微不足道的地位上去；另一个途径就是以一切可能的方式逐渐将现有的公有制企业私有化。通过让私营企业享有不正当竞争的有利条件，来挤垮以致消灭公有制企业。
　　他们声称这是为搞市场经济必须进行的“原始积累”，现在中国的经济自由主义者们却公然主张搞掠夺式的“原始积累”。把马克思愤怒痛斥的东西变成了追求的对象。
　　(11)主张不惜一切代价地扩大对外贸易的规模。
　　认为经济外向型的程度越高越好。他们所共同主张的高度外向型，表现为对外贸易占一国总产出的比例(对外贸易依存度)高。可以区分为两种不同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对外贸易依存度本身就是越高越好，并且进一步认为进口也是越多越好；而为了扩大进口，走私都是有道理的。另一种观点强调的是出口越多越好，其实主张的是对外贸易顺差越大越好，因而是欧洲近代史上著名的重商主义的翻版。
　　(12)认为外国投资越多越好
　　主张不惜一切代价引进外资，不少地方政府把招商引资作为“第一要务”，作为提拔干部的硬条件、硬指标，这是一种误导中国经济的有害信条。主张以一切可能的优惠政策吸引外国资本，这些特殊的优惠政策从专门适用于外资企业的减税直到特殊的进口优惠；其结果是造成了外国资本的“超国民待遇”。在近20年的中国，这种“外资越多就越好”的观点几乎成了一个不容置疑的教条。
　　(13)对目前的全球化趋势一味赞赏，主张对外经济关系全面自由化。
　　这是经济自由主义在对外经济关系上的真正态度。最近这些年中国成长起了一批新一代的经济自由主义者，他们的一个典型特征是主张事事都应当“同国际接轨”、“融入国际社会”，从而主张对外经济关系全面自由化，“投入全球化的大潮之中”。比起“出口越多越好”和“外资越多越好”的传统看法来，这种对外经济关系全面自由化的主张所带来的损害会更大、更严重。
　　(14)相信制度万能，自由竞争可以做到一切。
　　这在中国的自由主又经济学家中是普遍的信仰。有一位经济自由主义者曾经这样概括说：“中国缺的是一个好的制度”——言外之意是中国不缺别的任何东西。而在他们的心目中，这个好的经济制度就是自由竞争的制度。
　　不仅“制度”成了中国经济学界最流行的名词，而且制度被当成了任何经济问题的唯一原因，有人甚至说“只有制度重要”。在这种经济自由主又信条的影响下，产生了一种对自由竞争的迷信，似乎竞争可以做到任何事情。
　　
　　三、新自由主义的经济改革带来的种种危害
　　
　　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主流是健康的，已取得了巨大成就，在上世纪末已初步建立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框架，进入新世纪后，正在努力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这个关键时期，抵制新自由主义对改革的误导，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尤为重要。
　　国企业私有化改革已经带来的危害是多方面的，其中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
　　
　　1　国有资产大量流失，损害了公有制的经济基础。
　　进入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的国企改制，国有资产流失愈演愈烈。少数不法分子乘机暗箱操作、收受贿赂、低估贱卖国有资产。
　　国有产权向管理层转让问题突出。经营者处于主导地位，自卖自买；有的以拟收购的国有产权或国有企业实物资产作为其融资的担保，既侵犯了国有资产的权益，又将风险转嫁给了金融机构和被收购企业；有的经营者人为造成企业经营业绩下滑，甚至利用不法手段虚构虚增成本和债务，转移隐藏资产，侵吞国有资产。与中介机构联手，低价评估、贱卖国有资产。把职工经济补偿金等费用从转让国有净资产的价款中预先扣除，压低了产权转让价格。国有资产流失现象之所以会引起社会广泛而高度的关注，就因为它不只是一个单纯的经济问题，而且还是一个社会问题。
　　在“渐进式”改革模式下，企业产权转让虽然也强调要进场交易，只是在一定范围内由企业主管单位及管理层主导进行，由此导致了企业劳动者被无形地排除在改革进程之外，使企业资产容易为管理者等少数人占有。
　　我国海外国有资产流失也十分严重。我国海外投资中国有资产所占比重大，加之财务制度、经营管理的不规范，造成了境外企业国有资产的大量流失。据估算，我国目前约有一半左右的海外企业是零利润或亏损，境外“逃资”现象大量存在。国家的一些法律规定，不允许驻外公司以国家的名义开办，所以大部分国有企业便以个人名义在国外开设私人公司，以作为企业在国外经营的窗口。这类公司中往往没有派驻专职的财会人员，更没有建立完善的约束机制。由此引发大量的“个人侵吞公款”、“卷资出逃”的现象，造成国有资产的严重流失。
　　2　国企私有化改制导致大批职工下岗、失业，生活水平急剧下降，造成日益庞大的城市贫民群体，严惩影响社会稳定。
　　在实施调整国有经济布局，对国有企业“进”和“退”的行业和领域进行界定过程中，曾有某有关部门对我国169个行业进行分类，把国有企业“进”“退”的行业具体划分为三种类型：第一类是必须由国有工业垄断或以垄断为主的15个行业。第二类是由有工业无需垄断经营，但应保持一定控制力的35个行业。第三类是一般竞争性的、国有工业应逐步撤离的146个行业。据分析，在拟退出的146个行业中，将涉及29231家国有工业企业重组或改制，1376.5万职工下岗、转岗或失业，7509.9亿元净资产出卖或转让。
　　这是一个十分惊人的数字。如果国有企业从一般竞争性行业全部退出，将会有1376.5万名职工下岗、失业，再加上第二类国有工业不垄断经营，这35个行业中的中小型国企改制成所谓“民营企业”，也会形成多少个百万的员工失业。据调查，现在的城市贫困人口，绝大部分是原国企职工下岗、失业者，国企改制是主要原因。
　　《南京晨报》2005年1月4日刊登了一则引人注目的报道，很能说明问题。通栏大标题为“低收入家庭大半年用来吃饭”，小标题为“南京居民收入’最低10％家庭人均收入255.94元，月消费却为265.56元”。
　　低收入家庭入不敷出。调查显示，“最低10％”组的困难家庭月人均消费支出为265.56元，这一数据已高出该组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同样，困难家庭的消费水平也远远低于高收入家庭，“最高10％”组的家庭人均消费支出是“最低10％”组家庭的5.35倍，全市平均水平是“最低10％”组家庭的25倍。
　　调查认为，由于低收入家庭一半消费用于食品支出，一旦遇到重大疾病或其他突发灾难打击往往陷入长期贫困，这种贫困还可能通过债务方式传给下一代。与此同时，家庭成员及其子女将因此失去教育等人力资本方面的投资机会，使下一代陷入贫困循环。
　　按照政府提留给企业安置费用，国企原固定工是年平均工资的三倍即3.18万元，一个30年工龄的工人进入安置后，每年的统筹费用及保养费约为0.8万元，提留费用四年就用尽，而距离他退休还有五年以上的时间。
　　再如，一个30年工龄的合同工人，按改制政策清算，他只能拿到1万元左右的安置补偿费。拿过补偿费后，就与国企毫无关系。不仅失去工作，也没有社会保险，今后的谋生自己想办法解决。这种工人大批形成贫困群。
　　3　国企私有化改制导致社会两极分化形成，且难以遏止、日趋严重。
　　转型时期我国国民经济以前所未有的高速持续增长的同时，也出现了不容忽视的问题；在个人之间、行业之间、地区之间、城乡之间。不同所有制之间收入差距、利益差距出现过大的问题，而且处在不断扩大之中。一部分人的财产占有规模以异乎寻常的速度扩张，而另一部分人的经济地位则明显下降。我国居民的收入差距总体上呈扩大趋势，收入分配问题已经成为我国当前社会问题中最引人注目的问题。更为严重的是，目前我国居民收入扩大的趋势还在加速扩大，收入阶层分布呈“金字塔”型，年平均收入接近和超过20000元的占总人口的3.5％左右，而一半以上人口的年平均收入在2000元以下。而国际公认的比较合理的收入分布应该是“橄榄形”，中等收入阶层人数应最多。整顿分配秩序，合理调节居民收入分配，限制居民收入差距过大，成为最近一个时期我国广大城乡居民特别是工薪阶层和农民的强烈要求。
　　转型期我国居民收入差距不断扩大已成为无可争辩的事实，并引发社会经济领域的诸多矛盾。缩小收放差距与扩大内需联系紧密。收入差距扩大是导致消费需求和总需求不足的根本原因。为了扩大消费需求，近几年国家陆续出台了很多政策，但效果并不是很明显，消费和投资增长的失衡问题更加严重，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居民的收入差距扩大。要扩大内需，就必须解决好居民中大多数人的收入增加问题。
　　如果收入差距过大，基尼系数超过0.43，不平等就将影响社会稳定。我国的基尼系数已接近甚至超过这一临界水平，并使改革和发展的稳定环境受到威胁，解决收入分配差距过大的问题已经非常紧迫。
　　我国的基尼系数，据国家统计局公告，上世纪末先后已达0.42到0.45之间，处于警戒的边缘。新世纪以来，差距进一步扩大，有的学术单位和研究机构测算，城乡合计，可能达到0.5甚至更大，基本上突破了社会所能承受的范围。
　　根据统计数字，从1995年～2002年，城乡居民收入的比率由2.8提高到3.1。当时参照世界情况，多数国家低于1.6，个别国家高于2，我国城乡收入差距已是世界最大。进一步分析，农民收入中40％为实物收入，并在倾向收入中有20％用于生产开支，所以实际差距应是5:1甚至6:1。
　　国家统计局2002年对15万户城镇居民进行调查，结果是：20％的高收入户占有全部收入的42.4％，20％的低收入户占有全部收入的6.5％，人均收入比是8倍，其中10％的最低收入户只占全部收入的2.2％。低收入户，主要包括：下岗工人、失业人员、早退休或内定退休人员、停产或半停产企业职工、因疾病或年老等原因领取最低生活保障金者(可见，主要是国企改制造成的)。
　　有人指出，中国社会结构的特征之一是中间阶层或称中产阶层不大，典型调查推算，可能仅在1亿人左右。也就是说，不仅不是中间大、两头小的橄榄形，也不是一般的金字塔形，其双边是内陷的抛物线。从基尼系数到收入结构，不少学者如邓伟志，前两年就提出，再不要讳言“两极分化”了。
　　两极分化否?除了测算基尼系数外，还要看从相对贫困化到绝对贫困化。中国社科院2003年调查，资产超过100万元的中国家庭，约有1000万户，这不嫌多，而是嫌少。但是大多数人还没有富，全国人均储蓄不到一万元，贫困县只有两三千元，城市居民的户均财产为22万多元，其中房产占近一半。所以，肯定“两极分化”是不难论证的。
　　4　国企私有化与外资大量过度涌入，严重威胁我国民族产业和经济安全。
　　国企私有化大大削弱了我国国有企业的实力，势必被外资乘虚而入，占领市场，挤垮民族产业。
　　2001年12月11日，我国成为世界贸易组织的正式成员国。按照我国加入世贸组织的承诺，我国已于2004年12月11日取消了对外商投资的商业企业以及保险业和IT企业的地域、股权和数量等方面的限制。
　　随着“12.11”三年保护期一过，外资企业这群“狼”真的来了!它们正在虎视眈眈地向中国市场大举进攻。目前，家乐福、沃尔玛、麦德龙等外资零售业巨头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在我国大举扩张。
　　江苏地处沿海，是经济发达的地区，成为外资扩张瞄准的重点。2004年江苏省第三产业新批外商直接投资项目877个，协议注册外资51.65亿美元，实际到账注册外资16.94亿美元。投资总额在3千万美元以上的第三产业大项目达到17个。
　　面对外国资本大举进入我国第三产业的咄咄逼人的发展态势，人们不禁会问：这一动向意味着什么?我国以商业零售业为重点的第三产业“蛋糕”有多大?有多少桶金可供外资来淘?这是因为，我国有13亿人口，存在着世界上最大的消费市场，约有2400亿美元的潜在市场利润。这对外资无疑是巨大的诱惑。与其他行业相比，零售业所需垫支资本少，资本周转速度快，从而利润率比较高。正是无限追逐利润的冲动，令多国外资零售企业特别是跨国公司对中国市场垂涎三尺，纷纷抢占中国市场。大批外商投资的零售、物流、保险等企业进入江苏，并正在加速扩张和并购，将会对江苏省带来巨大的影响。
　　我国大型连销企业大多停留在区域层面，很难跨地区发展形成全国性大卖场强势业态，发展难度大，发展速度慢，难以应对外资企业的强势冲击。外资企业则不受什么限制，有的已经较早进入中国市场，通过本土化战略已适应了中国环境。它们扩张起来可谓得心应手。在这种情况下，我国民族商业企业在竞争中处于劣势。随着“12.11”后的我国商业零售业完全放开，外资企业可能会在不长的时间内主导我国零售业。我国零售业的民族品牌可能遭到全军覆没，而零售业全国性地被“洋超市”操纵和控制。
　　近年来外资跨国公司进占中国市场的一个新特点，就是不仅在中国铺店和办工厂，而且将跨国公司的研发中心和地区总部迁往中国。例如，2004年江苏省经批准设立的外资投资研发中心近80家，占全国的12％，包括韩国三星、美国朗讯、好莱坞、德国西门子软件集团分别在江苏省设立了研发中心。这是值得引起我们注意的动向。
　　江苏省制造业和商业，都决不能成为外资大企业的附庸。上述列举的江苏零售业尚且如此，全国来看更大更重要的产业和战略性经济部门，难道不正在发生着同样的变化?难道要等到沦落为殖民地经济再讲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