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反对西方资产阶级经济教条主义和构建中国自身经济学理论大厦的对话

程恩富 何干强 王今朝

2017年元旦至3日，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学部主任、中华外国经济学说研究会会长、中国经济规律研究会会长、世界政治经济学学会会长程恩富教授和南京财经大学何干强教授和武汉大学王今朝教授就批判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的教条和构建中国自身经济学理论大厦进行了微信交流，部分内容已经在“中国思想者群”、“青松论坛”等微信群发布，现经过整理和适当补充后首发于产业人网：

王今朝：

在研究比较优势问题的过程中，我和朋友们，也在联系新的朋友加入，在生产一种可以暂时可以命名为“准保护主义”的贸易理论。我们准备把李嘉图的比较优势理论命名为“李嘉图教条”，以对应“斯密教条”(在2017年11月17日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召开的“国有企业改革与发展”论坛上，四川大学经济学院学术委员会主席、教授委员会主席张衔教授点出斯密教条对当今中国的影响)。从学理看，这是因为李嘉图的智力水平与斯密相比不低，其对抽象分析方法的运用使得后来的哈佛大学教授熊比特打造了一个“李嘉图恶习”的概念。考虑到比较优势理论在西方国际经济学界和经济学界的影响，我们不奉送李嘉图这样一个(在国际贸易理论领域的)教条，就难以反映和凸显李嘉图在经济学说史上的统治，也难以打破西方其他人树立的李嘉图崇拜!况且，李嘉图既然有恶习，难道他的理论就没有教条吗?如果没有，毛主席所反对的教条主义难道在改革开放后的中国早已经由毛主席扫除殆尽?即使扫除殆尽，难道不会春风吹又生，不会死灰复燃，卷土重来，但是换上另一种马甲吗?而从西方经济理论家们的学术范式实质看，他们本身就是在批判、压制对立学说的过程中发展的!比如，凯恩斯、萨缪尔森等实际上批判了马歇尔，弗里德曼批判了萨缪尔森，就连萨缪尔森1948年出版他的经济学原理的教材也是源于MIT的学生对经济学教材的批判，并且在出版后受到多种批判(见Paul A. Samuelson, Credo of a Lucky Textbook Author,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Volume 11, Number 2—Spring 1997—Pages 153–1，即萨缪尔森发表于《经济观点杂志》1997年第2期的《一个幸运的教科书作者的信条》)。可以说，批判是西方学术发展常态。中国人不认识清楚这一点，就不可能建立起自己的理论。

何干强：

今朝教授，你们对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结合中国西化派的表现，总结出他们在搬用新教条，这是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丰富和发展，很有意义。

概括起来，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批判了五个资产阶级经济学教条：一是萨伊教条(流通必然创造买卖平衡，否认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二是李嘉图教条(把流通手段当作货币唯一职能，与货币崇拜有关)，三是边沁教条(把社会总可变资本量当作一个固定不变的所谓劳动基金量，因而劳动者人数多，工资就降，反则反之，与劳动者权利无法得到应有保障有关)，四是斯密教条(在社会再生产总产品价值中，丢掉了∑c，只从∑(v十m)出发，今天变为从GDP出发);五是萨伊要素价值论教条(工资、利润和地租这三种收入源泉“三位一体”，都来自自然要素，具有永恒合理性，也即要素价值论)。由此看来，西方经济学中是有李嘉图教条的，弗里德曼的货币数量论就是沿袭李嘉图教条，你说在国际贸易上还有贯彻他的教条，那可再增一个教条。萨伊一人就占了两个教条。李嘉图也可占两个教条。是否称得上教条，可能要用他提出的原理造成的普遍影响来判断，影响深广的，才能登上教条的“光荣榜”。

现在国内经济学西化派不但沿袭马克思批判过的资产阶级经济学老教条，而且还在贯彻当代西经出现的新教条，主要是科斯定理和凯恩斯的“投资等于储蓄”这个恒等式。前者表现在微观，后者表现在宏观。凯恩斯实际沿袭了斯密教条。

国内西化派是荒谬的、浅簿的教条主义者。如果说王明是用教条主义对待原本是真理的理论，那么西化派是把原本就是谬误的理论教条化。

国内对西化派的洋教条主义的批判，现在远远不够。西经新教条有几个?与老教条有何联系?对我国的影响有何表现?危害性在哪里?都很有研究价值。好像西方经济思想史专业的人尚未对此关注。这足以写博士论文，当然，一定要深入理解马克思经济学原理。盼望2017年兴起批判洋教条的热潮，这样才有助于推进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真正成为经济工作的指导思想。

程恩富(回应何干强和王今朝关于西方经济学教条主义的讨论)

我们对待现代资产阶级经济学，应学习马克思当时对待近代资产阶级经济学的科学态度，坚决批判其错误原理和方法，批判性吸收其个别概念和方法，创新体现劳动阶级的理论体系和方法论体系。那种认为西方经济学已科学揭示市场经济或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规律和机制，从而也基本适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观点，属于认知上的轻浮和盲从。中国经济学界须尽快消除对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的顶礼膜拜主义和教条主义，创新发展21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

何教授2017年1月3日回应程教授：

谢谢您关注王今朝教授和我关于反对洋教条的对话。当今中国经济学界的一种倾向是，一些学者谈到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时，总不忘对“传统政治经济学”的排斥，总是不忘要借鉴西方经济学，好像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不能离开西方经济学似的。现在的“重大结构性失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报道用语)为何出现?从内因、主观找原因，很难说不是因为多年来实际经济工作存在搬用资产阶级经济学洋教条的严重倾向，尤其是放任私有化。当私有制经济在所有制结构中的比重超过一定程度(为辅的地位)，马克思深刻揭示的资本主义积累规律必然越来越强烈地发生作用，而主要表现就是社会收入两极分化和结构失衡，乃至生产过剩危机。所以，要科学地调结构，实际经济工作就必须以《资本论》的宏观经济研究方法为指导。这就必须坚决反对照搬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的洋教条主义。这是理论联系实际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所要求的。

王今朝2017年1月3日回应何教授、程教授：

何干强教授、程恩富教授：非常感谢何教授对我关于李嘉图教条的微信发言的肯定和对马克思批判的五个资产阶级经济学教条的总结。由于文献阅读上的不足，我还不知道马克思提出了把流通手段当作货币唯一职能的李嘉图教条。您说的“是否称得上教条，可能要用他提出的原理造成的普遍影响来判断，影响深广的，才能登上教条的‘光荣榜’”，我认为是很对的。而且，您的意见里还包含另外两个意思应该向社会公众点明：凡是教条，都是既具有逻辑缺陷，又具有重大社会危害性。您说的“普遍影响”应该指信众广泛或社会指导性广泛。教条因逻辑缺陷和错误而导致重大的社会危害性，这是我们要反对教条的主要理由。

非常感谢程教授对何老师和我微信交流的回应。我认为，您提出“中国经济学界须尽快消除对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的顶礼膜拜主义和教条主义，创新发展21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是非常对的，和何教授的意见也是一致的。贯彻您二位以及许多中国学者所支持的这个学术观点，我觉得可以从破立两方面入手。破的方面是要总结中国经济学界目前存在的洋教条都有哪些。21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如果不针对这些洋教条进行有针对性的理论构建，就难以最好地紧密联系实际地发展。根据我们目前所作的关于比较优势的研究，我认为，比较优势理论存在严重的逻辑缺陷，是“西方自由贸易共识”的也许是最重要的理论基础，中国信奉者颇多(尽管一些是半信半疑)，足以成为一种教条。盲目使用市场概念反映了一种市场经济教条在中国存在。还有一种方法论教条：可以称为马歇尔教条。这种教条用违背辩证唯物主义的短逻辑链条(小模型)来研究重大社会经济问题(并从中推出他们所需要、服务于他们国家利益的重大政策结论)，被萨缪尔森等诸多西方当代学者所采用。不妨用Dixit这位著名教授的原话来证明：萨缪尔森关于国际贸易的论文展示他在建立适合用于提出和回答关于这个经济的特定方面的功能运作的特定问题的小模型的能力。大多数这样的小模型都是迷你型(mini)的一般均衡系统，但是以一种连贯的方式，通过简化或忽略许多其他方面，聚焦在所讨论的核心问题上。这种方式——被崇拜者或贬低者称之为MIT建模或玩具建模——在像戴蒙德、斯蒂格利茨和克鲁格曼这样的萨缪尔森的曾经的学生们的手中，被证明是高度成功的，并且已经广泛散布在美国乃至世界的经济学行当。我自己的许多研究也受到了这种建模方式的影响。(“Samuelson'spapersoninternationaltradeexemplifyhisskillinbuildingsmallmodelstailoredtoposeandanswerspecificquestionsaboutthefunctioningofaspecificaspectoftheeconomy.Mostofthemaremini–generalequilibriumsystems,butinaconcreteform,focusingontheessentialsatissueandsimplifyingorignoringmanyotheraspects.Thisstyle—labeledMIT,ortoymodelingbyadmirersanddetractorsalike—hasprovedhighlysuccessfulinthehandsofformerstudentslikeDiamond,Stiglitz,andKrugmanandhasspreadwidelythroughouttheprofession.Muchofmyownresearchhasalsobeeninfluencedbyit(引自AvinashDixit,PaulSamuelson'sLegacy,AnnualReviewofEconomics,Vol.4,2012:1-31)”。在经济学方法论的谱系中，马歇尔本人所使用的方法属于局部均衡分析，而一般均衡分析方法似乎比局部均衡分析更为全面，实际不然。这一点在王今朝、龙斧发表在《经济经纬》2011年第4期上《马克思关于供求决定价格规律的假意识性质的交叉科学诠释》的文章已经有分析型阐释，其主要原因是现实中根本没有供给函数和需求函数，即使有，供求也不只取决于价格，因此供求均衡也不决定价格。迷你型(mini)的一般均衡系统介于局部均衡分析和一般均衡分析中间，被两边一夹(大学数学中有“两边夹法则)，就足以保证其是形而上学的分析，从而只是服务于他们常常带有唯心主义哲学基因的阴谋(赞美资本主义、赞美欧美人种)了。——他们的工作只是在某些方面是令人赞赏的。2016年，世界银行的首席经济学家保罗•罗默(Paul Romer)痛斥过去30年的宏观经济学没有任何真正的进展是完全有道理的。

在应对这三种教条上，我都做出了一些工作。我非常赞成何教授提出的“2017年兴起批判洋教条的热潮”的建议。我认为，这些洋教条中的合理因素可以成为构建21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他山之石。但要做到这样必须真正地、精确地把握、区分其合理的方面和不合理的方面。

贯彻程恩富教授、何干强教授等的这个学术观点的立的方面，就应该总结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在过去六十多年中的重要经验，作为21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重要构成。比如社会主义公有制、计划经济、鞍钢宪法(在2017年11月17日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召开的“国有企业改革与发展”论坛上，四川大学经济学院学术委员会主席、教授委员会主席张衔教授还提出应该更加重视鞍钢宪法)都应该成为中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重要构成。在这些领域，我也做了一些工作。比如，关于鞍钢宪法写了一篇2万余字的长文(在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召开的“国有企业改革与发展”论坛上做了简要报告)，关于中国占优经济发展道路，已经有24万字的书稿。中国还有许多其他的学者在做同样性质的工作。我相信，有的人做的工作可能比我好的多。在中国学者进行这些研究并进一步提炼的基础上，再提出其他的重要内容，中国21世纪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就可以令人非常信服地建立起来。只有令人信服地抛弃西方名校名学者所紧紧拥抱的洋教条，并建立中国自身的具有逻辑合理性和实践指导性的经济理论，中国经济学者才能在21世纪的第二和第三个十年一战成功。我认为，从新古典在过去20余年对中国所产生的强大影响看，这可以说是中国人在21世纪上半叶的学术长征!

整理人：王今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