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5月23日至25日，习近平总书记来到黑龙江省伊春市、抚远市、佳木斯市、哈尔滨市等地，深入农村、企业、林场、科研单位进行考察调研。习近平总书记说：振兴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是国家的一个重大战略。老工业基地要抢抓机遇、奋发有为，贯彻新发展理念，深化改革开放，优化发展环境，激发创新活力，扬长避短、扬长克短、扬长补短，闯出一条新形势下老工业基地振兴发展新路。
中国著名战略学家张文木在其论文《振兴东北国企对国家安全生死攸关》中指出：2015年7月1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长春召开部分省区党委主要负责同志座谈会，听取对振兴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和“十三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意见和建议后说：“无论从东北地区来看，还是从全国发展来看，实现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都具有重要意义。”如果再从中国地缘政治的角度学习习主席的这篇讲话，觉得其意义更为深远。从历史和地缘政治空间来看,东北国企装备制造业的优势地位，对中国国家安全具有生死攸关的战略意义！
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战略实施以来，东北地区综合实力明显提升，但在经济发展新常态下，也面临一些新问题新挑战。目前，东北经济增速下降虽然受“三期叠加”等因素影响，但体制机制弊端和结构性矛盾是主要原因。2016年3月7日上午，习近平总书记参加黑龙江代表团审议时指出：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决心不动摇。习近平强调说，现在是市场经济，哪里有优势，哪里要素齐备，哪里就具有集聚的优势。对国有企业发展，政府的作用更多体现在支持、扶持、杠杆作用，但没有现存的“金娃娃”摆在那里。在这种情况下，国有企业要深化改革，要“借东风”，激发内生动力，在竞争中增强实力。要抓好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各项政策的落实。全面振兴决心不能动摇，工作不能松劲。向经济建设这个中心聚焦发力，打好发展组合拳，奋力走出全面振兴新路子。2015年参加吉林代表团审议时，习近平强调，老工业基地支柱产业要通过创新实现优化升级、脱胎换骨，进行深入改革创新，实现适应经济新常态的战略性调整。
2015年9月21日晚，龙煤集团在机关全体员工大会上宣布，执行集团安置分流人员和鼓励职工创业闯市场相关政策，启动以现金流为核心的自救工作。龙煤集团董事长王智奎表示，要尽快完成三个月分流10万人的目标，通过分流人员、压缩工资成本实现企业现金流“止血”。另外，龙煤集团将变卖非煤产业、清收应收账款以补充企业现金流。根据2015年年底下发的《关于落实鞍钢集团推进人力资源优化工作的意见》，比照世界先进钢铁企业的劳动生产率水平，到2018年，鞍钢集团用工总量控制在10万人以内，其中钢铁主业控制在2万人。通过控制用工总量，有效控制人工成本，提高人工成本投入产出效率。十多万鞍钢职工再次面临选择。
据统计，目前中国总的GDP增长率已经低于7%，但各地区发展速度却严重不均衡。东北地区可能事实上已经陷入了经济严重衰退的困局。其中一些省份目前面临诸多问题：譬如名不副实的产出数据、对通货紧缩的到来适应不良、债务挤压导致衰退、企业大量破产、以及作为老工业基地的生产过剩等等，加剧了东北地区的深度衰退。目前东北板块经济增长率大多排在国内后几位。以东北老工业基地为代表的经济落后地区往往面临人员思想观念陈旧，技术设备落后以及生态环境严重恶化等问题，资源枯竭的诅咒也如剑高悬，经济面临持续恶化的可能。
从2015年8月20日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全国31个省份2015年上半年GDP数据来看，东北三省增速排名倒数。其中，辽宁上半年GDP增速为2.6%，排名垫底；黑龙江上半年GDP增速为5.1%，排名倒数第三；吉林上半年GDP增速为6.1%，排名倒数第四。凸显出当前东北经济仍然面临着较大的下行压力。
这之前，看了王忠新撰写的两篇文章，其一是《为振兴东北把脉——“辽老大”正滑向“辽老幺”》，文中写道：辽宁，曾经是共和国的倚重和骄傲；可辽宁，正无可奈何地在全面“沉没”！到底是什么让“辽老大”告别了昔日的辉煌？到底是什么让“辽老大”无奈地滑向“辽老幺”？首先，“辽老大”绝对是共和国的骄傲。“辽老大”曾是“共和国的长子”。在毛泽东时代，辽宁作为“中国工业化的摇篮”，被中央领导称为“共和国长子”，被国际友人称为“东方鲁尔”，被老百姓亲切地称为“辽老大”。那时，无论是第一炉钢水、第一根无缝钢管、第一座大型露天煤矿、第一架喷气式战斗机、第一台透平发电机组、第一套大型输变电设备、第一艘万吨巨输、第一辆内燃机车、第一艘核潜艇、第一台深海机器人等，辽宁为新中国不间断地贡献了上千个重大的第一。那时，作为新中国工业化的“摇篮”，辽宁将技术、装备、人才，源源不断地输向全国各地。“辽老大”的主要经济指标长期雄踞全国第一。其次，“辽老大”之所以赢得昔日的辉煌，就在于国有企业映照了“辽老大”灿烂。“鞍钢宪法”创造了国企无限生机。第三，“辽老大”无奈地变成“辽老幺”，就在于改革开放以来，伴随辽宁国企的命运出现惊天逆转，特别是各级政府将省市属国有企业基本败光、卖光（有的市全部国有占比才0.01%），辽宁的衰落就已命中注定，只不过是该如何显影，该何时显影。现在出现的显影是，“辽老大”正在全面“沉陷”，甚至很多重要的经济指标，正在掉入“辽老幺”。辽宁的经济增速低迷跌入“辽老幺”。辽宁的财税收入负增长跌入“辽老幺”。最后，“辽老大”的振兴前景堪忧。辽宁发展的内生动力不足。如何振兴的思路基本了无新意。在王忠新撰写的第二篇文章《为东北振兴把脉——辽宁的国企纷纷被“十面埋伏”打垮》（文中论述的国企改革，主要指省、市、县属的国企改革，因在辽宁的央企改革，决策权还不在辽宁）中写道：“辽老大”的命运，无疑紧连着辽宁国企的命运。改革开放的大潮猛然一起，辽宁的国企命运陡然一变。辽宁的国企被纷纷打垮，辉煌的“辽老大”，悲壮着落日下坠的无奈?回顾这段辽宁国企改革的历史，若将辽宁为何衰落的脉象切准，又能汲取前车之鉴，重振辽宁的辉煌，才有桅杆露出海面！其十面埋伏是：（1）在“妖魔化”中打垮国企；（2）在丢掉《鞍钢宪法》中改变国企；（3）在“双轨制”中打垮国企；（4）用“超国民待遇”打垮国企；（5）用高额税收打垮国企；（6）用“有水快流”挖空国企；（7）为经济转型“断后”贻误国企；（8）在“买断工龄”中葬送国企；（9）在“私有化”中卖光国企；（10）在腐败的勾结中窃取国企。
俞卫国老先生在其撰写的文章《不调整所有制结构，必定亡党亡国！》中根据大量的数据说明，我国公有制经济已全面落后于非公经济的所有制结构危机状况，尖锐提出：“不调整所有制结构，必定亡党亡国！调整所有制结构而不搞好国有企业，迟早亡党亡国！”值得引起重视和深入分析。这也从一个带根本性的方面，说明实事求是地总结改革开放以来的历史经验和教训，对于走好今后的发展道路，何其紧迫和必要。根据俞卫国老先生的计算，当前中国经济的所有制结构作如下判断：在农村，是个体经济的汪洋大海。在城市，公有制经济只占三分之一（28%），非公有制经济三分天下有其二，原来作为社会主义的补充，现在已成为社会经济的主体。28%的公有制基础，是绝对撑不起社会主义大厦的。不以公有制经济为主体，就是背离了社会主义。背离了社会主义，就是背离了四项基本原则，当然也就背离了邓小平。只有以公有制经济为主体的市场经济，才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若以私营经济或非公有制经济为主体，这样的市场经济只能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要有理论自信、道路自信、制度自信”，这就必须以公有制经济为主体来建立市场经济。只搞市场经济而不以公有制经济为主体，哪里还有理论自信、道路自信、制度自信，岂不成了戈尔巴乔夫的假共产主义，哄哄老百姓。目前的主要问题，是非公有制经济的比重过大，公有制经济的比重过小，动摇了社会主义制度赖以生存的经济基础。从现在起，必须扭转这个局面。这个局面不扭转，且不说腐败等等的问题能否被遏制，就算能够在一定程度被遏制，几十年后也照样是资本主义。目前，资产阶级还没有登上我国的政治舞台，但是这个局面不扭转，资产阶级迟早会在党内找到他们的代理人，变无产阶级专政为资产阶级专政。到那时，烈士的鲜血就会白流，共和国的旗帜就会变色，帝国主义列强就会再次蹂躏中华大地，祖国将再次被瓜分，人民将再次跌入苦难深渊，振兴中华的中国梦就将再次沦为泡影。
俞卫国老先生认为，我国社会主义大厦的建立，是从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开始的。目前，要想夯实社会主义制度赖以生存的经济基础，也必须从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结构调整抓起。（1）没有一定的量，就没有一定的质。城镇国有经济和集体经济的比重应占60%以上，私有制经济和个体经济应控制在20-30%，港澳台和外资经济应控制在10-15%。非公有制经济只能作为补充，绝不能让它成为主体，这一点必须十分明确和牢牢把握。6：4的所有制结构，应该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底线，也应该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底线。突破这个底线，又长期不做扭转，就会翻船。调整所有制结构需要有个大帐，港澳台和外商每年来大陆和来华的投资额是多少，私营经济每年扩张的资本额是多少，国家财政包括金融政策每年需要增加多少公有制经济的资本额，才能在较短的时间内把目前倒挂的所有制结构调整过来。（2）通过国家直接投入，以及财政金融政策，扩大公有制经济的比重。同时，不能把他们局限于战略性领域，应当鼓励他们首先把自身做大做强，并允许他们向能够带来经济效益的一切领域拓展。没有任何理由让国有企业退出竞争性行业，更没有任何理由禁止国有企业进入利润率较高的房地产业，当然也不能头脑发热，一哄而上，避免增加银行不良贷款。（3）对目前已经形成的私有制经济，不能采取封杀政策，也不能采取赎买政策。但从现在起，绝不能再采取三减两免之类的鼓励政策。应当用技术含量、资源利用、环境保护等指标来进行考核，提高准入门槛。只有对技术含量高、就业率高的非公有制企业，才应给与适当的政策鼓励。对于新的要求来大陆和来华投资的港澳台和外商企业，更应提高技术含量、资源利用和环境保护的要求，绝不能再实行三减两免。（4）目前在私营企业的从业人员已经十分庞大，长期以来，他们的医疗、失业、养老等等的社会保障制度一直不健全，也很少有人去检查、去督促、去完善，这个问题应当引起重视，并想办法解决，以保护私营企业劳动者的合法权益。拖欠工资，更不允许。（5）对于社会主义制度来说，个体经济比私营经济更安全，因为他们是自食其力的劳动者，不是剥削者。农村搞承包搞了30年，之所以有问题而没有出大问题，就因为是个体经济而不是私营经济，而且土地归公，人人平等。我们只能引导个体经济向集体经济发展，不能允许个体经济向私营经济演变。向私营经济演变，即向大地主、大庄园主演变，农村必定大乱。对城市来说，一切适合于个体经营的行业，应尽可能减少私营企业。（6）目前非公有制经济的比重已经很高，不应继续扩大。因此，一切将国有资产私有化的所谓改革，必须立即停止。在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工业、农业、国防和科学技术四个领域，公有制经济必须占绝对优势。暂时的退，不是不可以，但退不是不要，不是放弃，而是为了更好的进。扩大公有制经济的比重，重新恢复其在国民经济中的主体地位，这是我们的战略目标。应当心中有数，追加投入，调整政策，并根据经济发展的客观需要逐步达到，不能毕其功于一役。撒切尔夫人曾说，你们不能搞市场经济。邓小平说，我们可以，因为我们手中有政权。现在，我们要运用手中的政权，通过各种经济政策，把扭曲的所有制结构重新扭正过来。只有完成这个扭正的任务，才能巩固我们的政权，巩固社会主义制度，才能告慰已故的先烈，才能向下一代交代。
俞卫国老先生认为，发展公有制经济，必须把国有企业搞好。经济体制改革已经没有深水区，但仍有攻坚战。国有企业改革，就是我们一直没有打好的攻坚战。没有打好，原因不是不能够，而是没有下功夫。毛主席说：“世界上怕就怕认真二字，共产党就最讲认真。”我们没有认真，所以退却了。不知为何从2003年起搞了个国企改制，把大量国有中小型企业卖掉了。这是方向性的错误，是放弃探索、放弃认真，是退却中的逃跑主义。腐败的愈演愈烈，非公有制经济的迅速膨胀，就是从这个时期开始的。国有企业改革的核心，实际是对国有企业管理模式的探索。主要是两个方面，一是民主管理，二是按劳分配。民主管理又涉及两个方面，一是建立群众参与、选贤任能的干部任免制度，二是建立群众参与的民主监督制度。“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有没有选贤任能的干部制度，是能否搞好国有企业的关键。离开了群众参与、选贤任能的干部任免制度，离开了群众参与的民主监督制度，离开了切切实实的按劳分配制度，国有企业永远也搞不好。搞好国有企业的突破口，不在别处，就在上述这三点。国有企业或公有制企业是社会主义制度赖以生存的经济基础，是共产党执政的政治前提，是共同富裕的必经之路，是社会主义江山的红色根据地。37年不管怎么变，总算还保留了经济总量占三分之一的国有企业，并掌控着国家的经济命脉。它比井冈山根据地大得多，比延安根据地也大得多，而且我们手中还有政权。这是我们的优势，是我们自信的基础。我们一定要在这个基础上下定决心把国有企业的工作扎扎实实地抓好，不是提供各种各样的优惠政策，而是重在国有企业的制度建设。把国有企业抓好了，就有了榜样，有了这个榜样，就会带动非公有制企业向我们靠拢。当前的危险之处，需要特别警惕之处，正是这三分之一红色根据地的丧失和霉变。怎么办？牢牢抓住群众参与、选贤任能的干部任免制度，牢牢抓住群众参与的民主监督制度，牢牢抓住激励企业产生经济效益的按劳分配制度这三个基本点，抓好试点、完善制度、逐步推开，“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再实践……循环往复以至无穷地接近真理”，这就是出路。社会主义国有企业，绝不是命中注定搞不好，我们一定要把他搞好。搞不好社会主义的国有企业，就别想搞好社会主义的一切。这是对我们中国共产党人的能力、意志力、创造力和共产主义信念的最大考验和挑战。
俞卫国老先生建议：走出邪路，拒绝砒霜，排除万难，争取曙光。（1）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是成立的。但公有制经济的比重应占60%以上，国内私营经济和个体经济应控制在20-30%，港澳台和外资经济应控制在10-15%，这应该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底线，也应该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底线。目前公有制经济的比重已被削减到28%，这28%的公有制基础，是绝对撑不住社会主义大厦的;原来作为社会主义补充的非公有制经济，现在却成了社会经济的主体，这是及其严重的方向性错误，表明我们已经走过了头、走入邪路，必须充分警觉，充分认识。（2）就单个企业来说，减少一个公有制企业，增加一个私营企业或外商投资企业，这并不是什么错误。但是，一旦超过某个度，量变就会引起质变，最终使社会性质发生根本改变。目前资产阶级还没有完全登上我国的政治舞台，但这种状况不改变，他们迟早会在党内找到越来越多的代理人，从而变无产阶级专政为资产阶级专政。（3）新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是从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开始的;现在要想巩固社会主义制度，也必须从所有制结构的调整抓起，重新恢复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抓不抓所有制结构调整，恢不恢复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是鉴别真假社会主义和真假共产党的试金石。（4）我们不要被所有制结构倒挂所派生出来的腐败、假冒伪劣、地沟油、毒食品等等的问题捆住手脚；也不要被这也没搞好、那也没搞好的各种舆论搞成“四面楚歌”。这些问题，交给中纪委和相关部门处理即可。中央应集中全力，排除一切干扰，变内线作战为外线作战，抓住社会主要矛盾与核心问题进行决战，这就是：下定决心调整好所有制结构，重新恢复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同时，务必搞好国有企业。用正能量，最终制止邪恶，防止资本主义复辟！（5）建议中央分出三股力量，抓好三件事：一是国务院系统抓好所有制结构调整；二是中纪委和中组部继续抓好反腐败和干部思想、干部作风、干部队伍建设；三是中央和国务院成立联合工作组，抓好国有企业管理制度(包括分配制度)试点。（6）民主宪政的最大问题，是不谈国体，只谈政体。国体，是哪个阶级统治的问题，核心是经济制度问题，这是第一位的问题。政体，是统治阶级如何进行统治和如何治理国家的问题，核心是如何依靠人民，如何进行民主和法治的问题，这是第二位的问题。（7）当前我国的国体已经出问题，在畸形国体的基础上搞政体，其结果必将加速官僚资本、民族资本和买办资本上台，加速向资本主义演变，听起来是良药，吃进去必是砒霜。政体的问题，只能放在下一步。（8）结论的结论：不调整所有制结构，必定亡党亡国！调整所有制结构而不搞好国有企业，迟早亡党亡国！在这两个问题上，不是翻过来，必是翻过去。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总纲第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基础是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即全民所有制和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社会主义公有制消灭人剥削人的制度，实行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原则。国家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第七条，国有经济，即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经济，是国民经济中的主导力量。国家保障国有经济的巩固和发展。”
国有企业是我国国民经济的支柱，是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重要经济基础。建立和发展国有企业特别是国有大中型企业，是由我国社会主义的基本政治、经济制度决定的，也是我国社会主义经济的重要标志。国有大中型企业是我国经济参与国际竞争、合作、分工的基本力量。搞好国有大中型企业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主要内容和重要保证。进一步搞好国有大中型企业才能进一步体现和发挥社会主义制度在发展社会生产力方面的优越性。国有经济是我们社会主义国家政权的重要基础。以国有经济为核心的公有制经济是我们共产党执政以及整个社会主义上层建筑的经济基础和强大物质手段。搞好国有企业就是要保证国有经济控制国民经济命脉，对经济发展起主导作用，就是要不断巩固、加强我们党执政和社会主义国家政权的经济基础。这是一个重大的政治问题。
近代史血与铁的结论：只有公有制和社会主义才能复兴中华民族。某些人认为，中华民族走向复兴、维护国家经济安全，完全不需要国企，依靠私企照样可以。这种观点其实彻底违背了中国人民自1840年以来近200年的残酷历史所得出的血与铁一般的结论：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
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指出：“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重要支柱，也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根基。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都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都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础。必须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坚持公有制主体地位，发挥国有经济主导作用，不断增强国有经济活力、控制力、影响力。必须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激发非公有制经济活力和创造力。”
习近平总书记在2015年7月18日视察吉林时指出：“国有企业是推进现代化、保障人民共同利益的重要力量，要坚持国有企业在国家发展中的重要地位不动摇，坚持把国有企业搞好，把国有企业做大做强做优不动摇。创新是企业的动力之源，管理是企业的生存之基，必须抓好创新、质量、管理，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始终掌握主动。推进国有企业改革，要有利于国有资本保值增值，有利于提高国有经济竞争力，有利于放大国有资本功能。”要“大力弘扬劳模精神，充分发挥工人阶级主人翁作用，维护好职工群众合法权益，积极构造和谐劳动关系。”(《人民日报》2015年7月19日)
这一重要讲话，澄清了全面深化改革过程中围绕着国有企业改革出现的一系列理论和实际问题。也可以说是对自2012年2月28日世界银行行长佐利克在北京公布名为《2030年的中国：建设现代、和谐、有创造力的高收入社会》以来，国内有些所谓主流经济学家宣扬新自由主义、企图改变我国基本经济制度，6000天将中国国有企业规模缩减到10%（世行报告明确提出国企份额应从当前27%缩小到10%）这一要害内容的正面答复！
新自由主义主张经济绝对自由化、彻底私有化和完全市场化，反对国家对经济的任何干预和调控。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以全球化名义极力向世界推行新自由主义，给拉美及苏联和东欧国家带来了灾难性后果，也使自身陷入国际金融危机之中难以自拔。其在中国主要表现为：鼓吹“市场万能论”，称我国宏观调控扼杀了市场效率和活力；反对公有制，称我国国有企业是“国家垄断”，效率低下，破坏了市场经济秩序，应该“全面私有化”。这些论调，实质是要改变我国基本经济制度，削弱政府对国民经济命脉的控制。佐利克的世行报告报告第三章《通过结构性改革强固市场经济基础》里面，基本否定了十五大、十五届四中全会以来中国共产党关于国企改革、国有经济布局调整的重大决策。与此同时，该报告也体现了近年来美国政府一直要求中国政府消除作为美国“最大威胁”的中国国企的战略意图。这次2012年的世行报告，跟当年美国中情局建议苏联搞的“500天计划”（以及拉美各国搞的休克疗法）的本质都是一样的，都是让中国和苏联以最快的速度搞完私有化市场化的新自由主义改革。
面对东北振兴问题，国家应该采取特殊扶持政策，具体有以下几点建议：
（一）在沈阳、长春、哈尔滨的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和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创办内陆先进制造业特区，将振兴国防和军备提到与经济建设并重地位。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邓小平提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走改革开放道路，集中力量发展生产力，把经济搞上去，并首先从农村做起，振兴农业，进而推动城市改革，带动工业乃至整个国民经济振兴。”鉴于我国目前所处的经济发展阶段和国际安全形势，面对美国全方位围堵中国的客观现实，我国必须在继续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同时，将军备发展提高到与经济建设并举的高度。国家可以选择一些优秀的东部发达地区国有或国有控股企业及民营企业进入军工企业，把它们的管理技术和资金与军工企业结合起来，打造中国的“波音”和“洛克菲德”，寓军于民。在东北三省省会城市设立内陆先进制造业特区和“高科技—国防科技工业园区”。加大军事装备和高科技先进武器的研发力度，以增强综合国力。
工业4.0（Industry 4.0）是德国政府《高技术战略2020》确定的十大未来项目之一，并已上升为国家战略，旨在支持工业领域新一代革命性技术的研发与创新。德国政府提出“工业4.0”战略，并在2013年4月的汉诺威工业博览会上正式推出，其目的是为了提高德国工业的竞争力，在新一轮工业革命中占领先机。德国拥有强大的设备和车间制造工业，在世界信息技术领域拥有很高的能力水平，在嵌入式系统和自动化工程方面也有很专业的技术，这些因素共同奠定了德国在制造工程工业上的领军地位。通过工业4.0战略的实施，将使德国成为新一代工业生产技术（即信息物理系统）的供应国和主导市场，会使德国在继续保持国内制造业发展的前提下再次提升它的全球竞争力。
2013年12月10日，中国社科院发布的2014年《经济蓝皮书》指出：中国工业虽然存在产能过剩状况，但中国工业很多行业的高端环节大量依赖进口，例如，芯片90%依赖于进口，每年进口额超过石油。发动机、液压、传动和控制技术等关键零部件上中国核心技术不足，严重依赖进口；高端医疗器械70%至80%依赖价格昂贵的进口或外资品牌，导致检查费用高，患者负担加重。自从2000年底出现外资廉价兼并我骨干国企的狂潮，像西北轴承、大连电机、锦西化工机械、无锡威孚油泵油嘴、杭州齿轮、佳木斯联合收割机、武汉锅炉厂、武汉机床厂、鸡西煤矿机械、佳木斯煤矿机械、沈阳凿岩机、哈尔滨第一工具厂、合肥变压器厂、山工机械等一长串大型骨干国企(其中很多是行业龙头及承担重要军工任务)，连同其艰苦奋斗几十年形成的品牌、市场占有率、国家的巨额投入及宝贵的立国战略基础——工业核心技术能力及研发机构，这些是新中国几十年工业建设自强奋斗的历史结晶，大都被外资收入囊中。跨国公司趁我国企“产权改革”之机，控制我国装备制造业各细分行业的排头兵企业。这些跨国公司不仅包括像卡特比勒这样的产业型公司，还包括像高盛、凯雷这样的金融大鳄。除著名的徐工并购案外，在齿轮、轴承、机床、汽轮机等重要装备和零部件领域都有类似的经历。近年来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和新一轮产业革命使发达国家再工业化、制造业回归加快。美国等西方国家在大城市大力发展先进制造业，都市型先进制造业发展迅猛。
2015年5月18日，我国实施制造强国战略第一个十年行动纲领《中国制造2025》规划正式对外发布，这是中国版“工业4.0计划”，成立国家制造强国建设领导小组包括在《中国制造2025》规划中。《中国制造2025》提出，通过“三步走”实现制造强国的战略目标：第一步，到2025年迈入制造强国行列；第二步，到2035年我国制造业整体达到世界制造强国阵营中等水平；第三步，到新中国成立一百年时，我国制造业大国地位更加巩固，综合实力进入世界制造强国前列。规划提出重点突破的十大领域是：新一代信息通信技术产业、高档数控机床和机器人、航空航天装备、海洋工程装备及高技术船舶、先进轨道交通装备、节能与新能源汽车、电力装备、新材料、生物医药及高性能医疗器械、农业机械装备。2015年6月24日，国务院决定成立国家制造强国建设领导小组。为了实施“中国制造2025”和应对“工业4.0”，在沈阳、长春、哈尔滨的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和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创办内陆先进制造业特区，将振兴国防和军备提到与经济建设并重地位。采取优惠税收政策扶持先进制造业加快发展。
未来2015年至2025年是我国实现工业化的关键时期，也是美日以战争威胁我国的最后机会区间。以备战止战、以战止战！我们必须让军队更加现代化，具有更加强大武器装备，大力开发新科技新技术，只有军队强大了才能更好的捍卫祖国的安全，保护祖国人民生命财产不受他国的侵略。中国必须强军备战，增加国民的国防意识，警惕战争。提高军人的地位。
要做大做强国有企业，加强对战略产业的保护。近年来，中国人感到最自豪的就是中国高铁技术的异军突起和突飞猛进！正处于工业化中期阶段的中国，高铁技术的发展引领着我国高端制造业的发展，是国家的顶级战略产业！全体国民应该象爱护婴儿一样呵护中国的高铁。建议进一步做大做强高铁。我们可以学习美国对其国内战略产业保护的办法，如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是美国管理外国投资的专管部门，审查外国在美国投资对国家安全的影响。该委员会主席为财政部长，委员会成员包括美国16个政府部门和机构的代表，包括国防部，国务院，商务部及国土安全部。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在以下情况下会对并购项目进行调查：（1）委员会或委员会中一个成员认为并购项目威胁或削弱国家安全；（2）财政部指定的部门建议而且委员会同意应该调查；（3）是外国政府控制的收购项目；（4）收购项目的结果使外国政府控制美国或美国境内的关键基础设施，委员会认为这个收购项目会削弱美国国家安全而且没有缓解办法。如2011年1月28日，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CFIUS)正式审查有关华为的一个小规模收购案。2015年7月26日，紫光集团收购美光科技的交易被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审查，后者有权阻止可能危及国家安全的并购交易。
（二）在丹东、珲春（整合图们、汪清）、抚远（整合同江、饶河）、黑河、内蒙古的呼伦贝尔（包括满洲里市）设立5个副省级的沿边经济特区。
当年邓小平对深圳特区的建设曾说过“中央没有钱，可以给些政策，你们自己去搞，杀出一条血路来”。改革开放胆子要大一些，敢于试验。看准了的，就大胆地试，大胆地闯。上世纪80年代初期我国在沿海地区设立4个经济特区和14个沿海开放城市以及后来建立海南经济特区时，就把经济特区作为积极利用外资，引进技术和管理，拓展对外开放的窗口和改革的试验场。经过37年实践，证明创办沿海经济特区是成功的。
近年来我国提出了各种“试验区”、“先行先试的新区”和“工业园区”等新概念，在沿边开发开放方面就提出了经济开发区（喀什和霍尔果斯）、重点开发开放试验区、重点边境口岸城镇3个不同的概念。现在需要整合概念，便于统一思想、统一政策设计。因此，吸取沿海经济特区成功经验，对应于沿海经济特区，提出沿边经济特区的时机已经成熟。这是一个整体的平台概念，是涵盖相应行政区划的概念。在沿边经济特区内，可以根据需要划定范围设立各种类型和功能的经济开发区域，如重点开发开放试验区、边境经济合作区、综合保税区、出口加工区、承接产业转移区、边民互市贸易区、边境跨境经济合作区等，国务院批准的喀什霍尔果斯经济开发区也属于边境经济合作区和边境跨境经济合作区类型，但政策更加优惠。
根据沿边地区的实际情况和马克思主义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辩证关系原理，必须把推动经济基础变革同推动上层建筑改革结合起来，不断推动我国社会主义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相适应。适当调整行政区划，提升行政级别，设立创办副省级的沿边经济特区，实行计划单列，加强中央控制。
创办沿边经济特区是思想新解放和改革新突破的具体实践，是我国拓展对外开放广度和深度，深入推进西部大开发和东北振兴战略的重大举措；是保障我国未来能源矿产资源安全的重大战略举措。创办沿边经济特区，有利于形成新的经济增长极，推动我国参与各种区域和次区域经济合作。面向东南亚、南亚、中亚（西亚）和东北亚四个战略方向，选择创办若干个沿边经济特区，沿我国陆地边境地区开创沿边开发开放新格局，是共建“一带一路”的国内战略基础和具体抓手。
2016年全国普通高校毕业生人数将达到765万，就业形势严峻。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和艰巨的国内改革发展稳定任务，我国要继续推进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加强同各国的交流合作。如果创办沿边经济特区，大学毕业生就会象当年南下深圳、海南那样去沿边经济特区开拓创业，有利于我国人口在国土上均匀分布，减少对北上广等压力。在全球经济延续低速增长、国内经济稳中向好基础不稳且经济下行压力任然较大的情况下，创办沿边经济特区有可能使我国经济增长率（GDP）增加2个百分点左右。
我国创办沿边经济特区也可以与俄罗斯的远东开发相得益彰，互相促进，从而有利于推进“一带一路”的建设。2014年5月20日，中俄两国元首在上海举行会晤并签署《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新阶段的联合声明》，俄方认为，中方提出的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倡议非常重要，高度评价中方愿在制定和实施过程中考虑俄方利益。双方将寻找丝绸之路经济带项目和将建立的欧亚经济联盟之间可行的契合点。
为了东北振兴，建议在辽宁省丹东设立1个副省级的沿边经济特区。面向朝鲜半岛、东北亚形成战略增长极。在吉林珲春、图们、汪清整合相关区域，设立1个副省级的沿边经济特区；面向俄罗斯、东北亚、环日本海形成战略增长极。在黑龙江省将抚远（含黑瞎子岛）、同江、饶河整合，设立1个副省级沿边经济特区。在黑河设立1个副省级的沿边经济特区；面向俄罗斯和东北亚及日本海形成战略增长极。在呼伦贝尔（包括满洲里市）设立1个副省级的沿边经济特区；面向蒙古国和俄罗斯形成战略增长极。
（三）建议在东三省走农村集体化道路、普遍建立村级综合性经济合作组织。
2016年5月23日至25日，习近平在黑龙江省考察调研。习近平指出，农民专业合作社是带动农户增加收入、发展现代农业的有效组织形式，要总结推广先进经验，把合作社进一步办好。华西村不仅是社会主义制度下农村经济发展模式的一种探索，也是一次对集体主义优越性的充分挖掘和成功诠释。从我国的实际国情和传统出发，我们可以将改革开放前“单位制”和农村“集体制”的经验以及在政府引导下的“自组织”实验进行归纳并形成可以推广的经验。按照人头量化的股份合作制经济，这使得村集体经济在社区内发挥着分红、保障、福利等功能。抓好农民合作组织建设，为城乡融合的农业三产化的现代化发展创造条件。
如何保障近7亿农村留守人口的就业和增收、农村社会的良性治理和可持续发展?这是在生态文明战略指导下，突破小农困境达成新型农民合作的一个基本命题。从村庄层面探索农民综合合作，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是我国农村的一项基本经济制度。显然，中国改革开放之始的“分”——家庭承包制，对当时的设计者而言，其实只是农村改革的第一步；第二步本应是在家庭承包制基础上，进行“统”的制度创新，然而这方面的改革显然是忽略或滞后了。广大中西部地区的农村已出现逐渐“空洞化”的现象，即人员以“389961部队(妇女、老人、儿童)”为主;每台农机具耕作面积至多10余亩，大都处于过剩状态;村民的收入和经济状况也比较分化，大农、中农、小农等不同阶层分布其间。在信用社、供销社系统与农民专业合作社各自为营的大环境下，对于大多数普通村庄的发展前途而言，已经到了夯实村级层面农村基本制度“统合”功能的时候了，即亟需探索“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在现实中得以完善和稳定的好办法。
建立“三位一体”的农民综合合作社。以村庄为单元通过群众路线把村民组织起来，建设“三位一体”的综合性合作社将会是一个好方向。关于村级综合性经济合作组织建设。村庄是中国农民生活的基本社区单元。村两委是集“体制优势和自治优势”于一体的、具有完备制度设计和组织农民优势的社区正规组织。在村两委的体制性和自治性支持下，以生态农副业多样化经营为基础、以联合购销为流通手段、以资金互助为核心的村级综合性生态农产品合作社，是新时期完善家庭承包制与集体所有制“统分结合”的有益探索。作为农村经济基础的一个组织载体，它具有以组织重构方式解决传统农区村民就业增收和村庄可持续发展问题的重大价值。农民综合合作动员机制总结为“党政主导、农民主体、社会参与”。党政主导的四大作用：一是对农民合作骨干分子进行政策法规、合作制度、科学技术等方面的培训;二是政府相关部门对农民合作社的指导和服务;三是相关部门的资金扶持;四是监督管理。农民合作社的本质是民办、民管、民受益，本质是组织起来的弱势群体。新农村建设主体的本质是组织起来的农民，当他们在外力促发下内力渐长渐成之后，将以自我需要和发展为本，根据村庄现实的农业条件和内在发展阶段动力，与外部各种力量和资源，包括购销、信用和政府涉农部门合作，走上可持续生存和发展之路，即“内引促外联”。然后是“社会参与”，包括各种涉农企业、市民消费者团体、NGO组织和不同类型知识分子的多元外力支持和介入。从每个人的故乡都在沦陷，到美丽村庄的可持续发展，需要以“三位一体”的村庄综合合作为组织制度保障；需要党政体制内干部在新时期认真弘扬“焦裕禄精神”，在培育农民综合合作方面认真执行群众路线；并统筹一切“爱故乡”、“怀乡愁”的社会性力量。
在传统信用社、供销社系统与农民专业合作社各自为营的大环境下，亟需探索“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在现实中得以完善和稳定的好办法——从村庄层面发育适度规模性的综合农民合作，以尝试以经济合作为基础的村庄整体建设与各涉农部门服务及外部市场长效对接的可能性，这一担当需要借助既有基层组织制度——村两委的优势。对于大多数普通村庄的发展前途而言，现在已经到了夯实村级层面农村基本制度“统合”功能的时候了。
中共十八大报告中说，我们不能走封闭保守的老路，也不能走改旗易帜的邪路，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12月2日召开的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七次会议，为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划出了三条“红线”：一是坚持土地公有制性质不改变，二是耕地红线不突破，三是农民利益不受损。八二宪法第十条明确规范，农村土地“属于集体所有”，宅基地和自留地、自留山，“也属于集体所有”。
（四）将东北地区作为中国非转基因大豆和玉米的保护主产区鼓励非转基因大豆油产业发展
2016年3月中旬，白益民提案：早日把美国转基因大豆和玉米赶出中国去！ 各位政协委员、人大代表：为了中华民族子孙后代的安全生存与繁衍，我提议早日把美国转基因大豆和玉米赶出中国去。中国每年从美国、巴西等国进口超过5000万吨转基因大豆和玉米，大量卸货在中国北方港口，这里靠近黑龙江、吉林、辽宁、河北、山东等。为了避免进口转基因大豆和玉米对中国东北和华北非转基因粮食生产的威胁，提议国家马上严禁从海外进口的大豆和玉米在长江以北地区的港口卸货，并将使用进口大豆和玉米的榨油、饲料、淀粉等相关企业搬迁到长江以南地区。给美国、巴西等国3年的宽限和过度期，要求他们将出口中国玉米和大豆农场改种非转基因大豆。从2019年开始中国严格禁止转基因大豆和玉米的进口。如果中国农业部官员不作为，建议派遣崔永元与美国大豆协会、美国政府进行交涉，他曾经采访过很多美国官员，而且美国大豆协会主席曾表示如果中国农业部提出需要非转基因大豆，他们会考虑改变种植，有相关采访视频为证（网上可以看到）。我本人自1993年-2005年曾在日本三井物产(综合商社)工作12年，主要负责将中国东北的非转基因大豆和玉米输往日本，看到日本人大量消费我们中国传统种植的非转基因粮食，而我们中国人自己确拼命购买和使用美国的转基因粮食，实在是痛心难忍。在三井物产工作期间，看到中国粮食生产和流通各领域的负责人被美国大粮商和资本集团进行了利益捆绑，内幕触目惊心。
我国东北专门种植中国本土大豆，用中国本土大豆炼的油要保持高价格。而为了维持费转基因大豆油高价格，就要求中央国家机关率先高价购买费转基因大豆油，要求国内大型企业集团有限高价购买国产非转基因大豆油，以此促进战略性国产大豆油发展。
事件回放一：2014年2月20日，财政部政府网站刊登了下列文章：《为职工构筑食品安全的绿色屏障——-机关服务中心领导赴部机关食堂主副食供应点考察、检验食品安全情况》，该文指出：近年来，食品安全问题愈演愈烈，恶性事件层出不穷，对广大人民群众的健康构成严重威胁，也引起党和政府的高度关注。为此，国家出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卫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产品质量安全法》、《流通领域食品安全管理办法》等一系列法律法规，并加大了监管和执法力度，虽然已收到明显成效，但仍无法完全制止一些食品生产和经营者的不法行为：他们为了除虫害，大量使用剧毒农药，致使蔬菜、果品农药残留严重超标；为了提高产量，盲目使用违禁激素药物；为了增加猪的瘦肉率，在饲料中掺加可致人中毒的"瘦肉精"；为了使面粉和粉丝增白，将有毒化学品"吊白块"掺和其中；甚至将含有黄曲霉素的霉变陈大米抛光上腊充新大米出售等等。不久前发生的“三聚睛氨毒奶粉事件”又再一次为人们敲响了食品安全的警钟。针对当前社会上存在的各种食品安全问题，部领导非常重视，谢旭人部长多次就保障职工健康做出指示，要求机关服务中心高度重视食品卫生，把职工健康当作头等大事来抓。刘红薇部长助理专门召开机关服务中心有关人员和部门会议，指示机关服务中心要认真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食品和药品安全的通知》、《关于促进食物植物油产业健康发展保障供给安全的意见》等文件，强调“国以民为本，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要求严把部机关食堂食品原料质量关，确保部机关食堂、小卖部供应和出售的食品绝对绿色安全，牢固树立“职工健康高于一切，食品安全重于泰山”的优质服务理念。按照部领导的指示精神，机关服务中心迅即行动起来，成立了以王彦欣主任为组长、牛春华副主任为副组长、餐饮部领导为成员的部机关食堂食品安全工作检查小组，对部机关食堂的食品原料质量和加工制作过程进行了严格安全检查。检查主要内容包括：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卫生法》、《北京市餐饮业卫生安全管理条例》等相关法律法规的情况；食堂采购、验收、入库、领料、加工、自助各个环节的卫生安全保障情况，认真做到严把进货渠道关、食品验收入库关、仓库管理关、工艺流程卫生关、个人卫生关和从业人员准入与培训关等情况。12月中旬，中心王彦欣主任和牛春华副主任不畏严寒，亲自带队到部机关食堂主副食品原料采购源头----东北粮油、水产、河北肉禽蛋供应点进行食品安全实地考察、检验。他们深入食品原料生产车间、种养场站了解情况，查验卫生合格证书、食品出厂检验报告、商品无菌原始记录、添加剂和农药残留量检测报告等相关材料。对各供应点进一步重申：供给财政部机关食堂的所有食品原料，都必须附有权威机构颁发的、证明产品质量卫生安全、可以放心食用的书面凭证，包括检疫证、合格证、农药残留证、生产日期、保质期、“QS”（ Quality Safety食品质量安全市场准入）标志、生产厂家、地址等，并与他们当场续签了食品卫生安全承诺书。此次食品安全检查的结果表明：机关服务中心一直以来对食品安全的持续关注、坚持食品原料集中、招标采购，尽量从产地、厂家进货，严格控制管理加工制作程序等做法是非常有效的，检查中没有发现任何卫生安全和产品质量问题。特别是对食品原料的采购，我们选择的供应点和厂家都是国家、省、地市级农业产业化重点龙头企业、消费者信得过单位，每批产品都是经过市级防疫站检查验收合格后方可进行收购加工的。例如：为部机关食堂供应肉食的河北肉食品企业，拥有一流的生产和检测设备，生产加工采取全封闭式，日屠宰能力达2000头，该厂生产的肉食品已经通过国家食品质量安全认证和HACCP认证。供应海鲜的河北海产品企业，地处渔业资源丰富的渤海湾，有专门采购员到本地捕鱼船上收购，防止了收购商为了保鲜大量使用防腐剂、保鲜剂，确保所供应的海产品安全可靠。部机关食堂采购的东北大豆油、大米、鲁花花生油都是天然、绿色、营养、安全和非转基因产品。蔬菜则全部来自全国闻名的山东寿光，产品已实现了由“无”（无公害蔬菜基地）到“绿”(绿色蔬菜基地)和“有”（有机蔬菜基地）的转变。 食堂采购的调料、水果也都是全国知名品牌和绿色环保食品。在部领导的重视和关心下，经过我们的不懈努力，部机关食堂多年来没有发生过食品安全责任事故，一直被有关部门评为“安全卫生信得过单位”和“免检单位”。2008年，我部被中央国家机关爱卫会评为“中央国家机关迎奥运病媒生物防制与食品安全工作先进单位”，继续保持了中央国家机关系统“十佳卫生红旗单位”称号，部机关食堂被北京市食品安全委员会评为“餐饮行业A级卫生单位”和“北京市食品安全示范单位”（后者中央国家机关单位中仅有四个）。国管局主办的《中国机关后勤》杂志也多次刊登了我部做好食堂卫生安全、节约粮食和节能工作的先进事迹，餐饮部全年接待其它部委同行业学习观摩十余次。参考资料：教育部为全国大中小学做出禁浸出转基因油转基因原料榜样——教育部《我们食堂不用含转基因成分的食用油》告示：“转基因食品是否对人体有害，目前学术界尚无定论。但是，由于转基因食品出现的时间较短，现在对其远期的安全及人类发展的影响还很难做出恰当的评价，尚需做进一步的研究及等待时间的验证。为消除用餐者的顾虑，保证职工的安全健康，我们教育部机关食堂暂时不使用含有转基因成分的食用油及转基因食品原料，请大家放心用餐。”教育部领导落实中共中央部署认真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顶住压力以身作则为全国省市教育局所有大中小学食堂供餐做出维护民众健康禁绝“化学浸出”油、禁绝转基因油榜样！全国大学学生、高中学生，与初中、小学生家长，必须抓住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支持与响应教育部领导以身作则的榜样，推动大中小学食堂供餐禁绝“化学浸出”转基因油、转基因原料风暴席卷全国！
事件回放二：2016年3月24日，根据《中国财讯网》报道：《海信集团董事长:转基因安不安全咱不懂,但我们就是不能让员工吃！》。其主要内容是：“我们不懂转基因，也不去争论，但我们的员工餐厅不能用转基因的油和食材。”这是海信集团董事长周厚健近期一个高层会议时专门讨论的一个议题，周厚健明确表示：饮食安全对员工的健康很重要。现在社会上出现这么多怪病、大病，除了丧失道德带来的污染引发的疾病，饮食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专家讲美国不吃转基因食品，欧洲禁止转基因食品，连南非都不准进口转基因食品，美国生产出来的转基因食品是给牲畜吃的，我们不懂转基因，也不去争论，但我们的员工餐厅不能用转基因的油和食材。食品健康安全问题不仅是大众关注的话题，对人数7万人的大企业而言也是其企业民生问题。据悉，海信集团2010年出台的《海信集团员工餐厅管理规定》明确规定：不得采购转基因的食用油，确保向员工提供绿色、安全的食物。为此，海信租用100多亩农地为食堂和员工提供绿色蔬菜，并投入近千万元为海信员工提供优质的饮用水。海信内部人经常笑称，海信大厦总部饮用水都是每周从崂山灌装运来的矿泉水。海信经常讲要以做药品的态度做产品，而员工餐厅饮食安全也是海信的大事之一，“员工餐厅饮食安全上如果出现问题开除责任人一点也不为过，发现一例开掉一例。”周厚健表示，要有这种管理精神，才能管好这个“大事”。
据统计，中央部委机关拥有食堂75家，为5万多机关干部职工提供就餐服务。而这5万多机关干部职工是中国绝对的精英人物，他们制定国家发展的各种政策，他们的身心健康出不得半点差错！否则，将对国家利益产生巨大的损害！
一战之后波兰重新独立，企图利用苏俄内战的时机夺取白俄罗斯、乌克兰和立陶宛，恢复古代波兰的疆界，得到了反苏俄的协约国支持。1919年波兰趁苏俄忙于内战占领了白俄罗斯和立陶宛，1920年4月波兰对乌克兰发动进攻，战争爆发。1921年3月双方签定和约，波兰得到西乌克兰和西白俄罗斯。苏俄虽然丧失大片土地，但政权得到巩固，后苏联成立，开始进行大规模经济建设，并建立了强大的国防，为后来打垮法西斯创造了条件。1939年9月28日苏联与与德国签订了《苏德边界友好协定》。苏联与德国合伙第四次瓜分了波兰。1940年3月德国（抑或是苏联，在历史上有争论）处决了在战俘营中受尽苦难的大约15000名被俘虏的波兰军官及11000名波兰平民。波兰军官、知识分子和有产阶级平民。共约22000人在斯棱斯克卡庭和哈尔克森林公园地区的第6区被处决就地掩埋，这成了波苏关系中永远的伤疤。从此以后，波兰也就走向衰退！举这个例子主要是想说明一个国家的精英一旦出现危险，就有可能影响这个国家的运势！
对于中央国家机关的工作人员来说，党和政府要很好地保护这些作为国家栋梁的的精英人物。机关食堂最好使用国产的茶油、花生油、橄榄油等非转基因油以及绿色食材，这要作为一个制度。一方面有利于我国自主生产的食用油产业发展壮大，另一方面，确保国家的精英人物身心健康安全！另外，中央国家机关的工作人员要有知情权，要知道自己食堂每天吃的食用油到底是什么油？以便做出选择。
总之，如果采纳上述政策建议，就能够使东北经济走出断崖式深度衰退，实现东北振兴！ 为此，建议党中央早日下决心采取特殊政策措施振兴东北经济。
原标题：我为振兴东北经济献计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