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是红岩精神的灵魂

周  勇

红岩精神是在革命战争年代，由中国共产党人在国民党统治区培育形成的革命精神。红岩精神的产生，与中国共产党所处的历史方位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直接相连，与中共中央南方局所处的特殊环境、所进行的特殊的斗争紧密相关。正是在伟大的抗日民族解放战争的洗礼中，周恩来带领南方局创造性地贯彻执行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伟大实践中，在大后方错综复杂的政治环境和尖锐对立的政治斗争中培育形成了伟大的红岩精神。

红岩精神贯穿于南方局所创造的历史功绩之中，早已在群众中传颂。1985年10月1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政协主席、原南方局领导成员邓颖超同志重返红岩，深情回顾当年的革命岁月，写下了“红岩精神永放光芒”的题词，深得人心。而“红岩精神”也由此正式成为一个固定词组，传扬开去。此后，历届中央领导同志对继承和发扬红岩精神都极为重视。

在几十年的革命生涯中，在周恩来身上凝聚了崇高思想境界、坚定理想信念、巨大人格力量和浩然革命正气，这是共产主义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这“都是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华民族的宝贵精神财富。”

红岩精神是中共南方局为主体的中国共产党人集体智慧的产物。如果要把它人格化的话，这个名字就叫“周恩来”。在周恩来身上展现的五种精神品质，成为红岩精神科学内涵的核心，周恩来则成为红岩精神的灵魂。

一、民族复兴的时代使命

在抗日战争的伟大进程中，经过以周恩来为书记的南方局的创造性工作，中国共产党关于统一战线的思想不断地丰富和发展。

1940年7—8月间，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听取了南方局书记周恩来关于南方局和统一战线工作的报告。周恩来提出，统一战线的方针是：一、扶持进步团体；二、照顾小党派利益；三、进行民主运动，要求各党派的合法地位；四、要求政治改革。这都是统一战线的中心问题。随着抗战进程的发展，中间势力的作用日益突出，往往可以成为国共力量消长的决定性因素。毛泽东在会议总结时充分肯定了周恩来的意见。他指出，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以来，统一战线有了很大的发展，主要是注意了对中间势力的工作。过去许多干部没有这种观念，不了解中国的阶级关系，现在才逐渐了解中间势力问题是一个中心问题。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过去中央工作方向偏重军事和战区，而对南方及日本占领区注意很少，今后政治局须用大力加强这个方面。毛泽东对统一战线作用的这个新论述，是对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理论的新发展，也促使他作出了对全局工作有重大意义的调整。他提出：“中央今后的注意力，第一是国民党统治区域，第二是敌后城市，第三是我们战区”。毛泽东的这个意见，是抗日战争以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把国民党统治区域的工作，特别是把统一战线工作，放到了全局和战略的地位。他就此决定，“国民党区域的党，均由恩来全责管理，以统一党的领导”。

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把国民党统治区工作在中国共产党工作全局中的重大战略地位肯定了下来，突出强调了在统一战线工作中争取中间势力的重要性。这是历史经验的总结，是革命实践的升华，更是科学理论的创新，也使得南方局在新环境下的工作，在党中央的领导下不断创新和发展。

二、刚柔相济的统战艺术

1941年1月发生的皖南事变，是国民党顽固派悍然发动的第二次反共高潮。其来势之汹汹，中外震惊。党中央一度判断“蒋介石似有与我党破裂的决心”，担心重庆再现新四军灾难。故电令“恩来、剑英、必武、颖超及办事处、报馆重要干部于最短期间离渝”。周恩来等冷静地分析抗战全局和国共合作形势，认为“鉴于局势的紧张复杂，重庆阵地之重要，和向国民党顽固势力展开政治进攻的需要”，应继续坚守，争取时局的好转。因此向党中央反复陈述不能撤退的理由，周恩来表示“我要坚持到最后”。他要撤往延安的同志“转告毛主席，我们坚决同国民党顽固派斗争到底！”最终，党中央、毛主席同意了南方局对时局的分析和继续坚守的意见，提出了“政治上全面攻势，军事上守势”的斗争策略。

面对国民党对新四军事件的封锁，为贯彻这一策略，周恩来指示用一张可以通过检查的《新华日报》的版面，与国民党新闻检查官周旋，同时连夜赶印有“千古奇冤，江南一叶”题词的报纸，于次日在制造事变的罪魁祸首眼皮下广泛发行。其斗争艺术之高超，尤其题词之妙绝，令远在延安的毛泽东亦“为之神往”。

皖南事变后，在党中央的领导下，南方局通过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在极为险恶的环境中保存了自己的力量，扭转了被动的局面，唤醒了中间势力促使他们左转。结果，皖南事变反而成为国民党政治地位和政治影响逐步下降，中国共产党政治地位和政治影响逐步上升的转折点。历史表明，周恩来在险恶的政治环境中, 以刚柔相济的政治智慧和斗争艺术，上演了一幕幕“相忍为国”“同仇敌忾”“合而不同”“斗而不破”的大戏，创造性地贯彻了党中央统一战线的方针、政策和策略，其大智大勇是红岩精神最见功力、最具风采的精彩篇章。

三、拒腐防变的政治品格

面对灯红酒绿的战时陪都，在周恩来的倡导下，南方局创造了一套既广交各方朋友，但又“同流而不合污”的领导方式和工作方式。对此，时任周恩来政治秘书的宋平同志曾写过一篇题为《同流而不合污》的文章发表在《新华日报》上，道出了其中的真谛：

——共产党人在交友时要“容纳”群众，领导群众。首先要“有宽大的胸怀和气魄，要能容纳各种各样的人。任何时候，都不能以个人的好恶去对待朋友。”“不仅要接近群众，而且要领导群众，成为群众的领袖”，如果忘记了自己的政治信念和肩负的使命，就丧失了先进性，从而“淹没在群众的大海中”，成为“社会上的浮萍”。

——共产党人在交朋友时要“善于迁就群众”。面对纷繁复杂的社会，“共产党员应该深入社会底层，在具体情况下，用各种方式与群众接近，成为他们的知心朋友，和他们建立巩固的友谊。”“共产党员没有权力站在现实面前，袖手旁观，没有权力去自显清高，把周围的人群丢在一边”。“要善于迁就群众现有的政治水平和思想、习惯、情绪等等，把这些作为出发点以接近他们。也许他们的缺点很多，但我们要善于在许多缺点之中，找到他们的长处，经过各种方式去与他们合作，与他们共同树立各种社会事业。”

——共产党人在交朋友时要成为“良朋益友”。就是要“在思想上应是分明而不能模糊的。在行动上，要有分寸”。“不能自命清高变成孤家寡人，结交朋友也不能是狐群狗党，不做好事的私人利害朋友，而要成为良朋益友。”否则“即使可以暂时交到一些朋友，但彼此，也只能成为损友，不但对革命无益，而且这种交谊也根本不能维持长久”。

这就告诉我们，不同流，就会脱离群众；不合污，就要头脑清醒，心存敬畏，站稳立场，像荷花一样出淤泥而不染，方能成其大事。

四、海纳百川的宽广胸怀

抗战时期南方局统战工作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坚持团结，坚持国共合作，维护抗战大局，同时，又与国民党妥协投降势力和反共反民主行径作坚决的斗争，以斗争求团结。二是广泛团结和发展各阶级各阶层各党派的爱国民主力量，最大限度地扩大统一战线的基础。周恩来用他“以诚待人，团结多数”的宽广胸怀，把进步力量和中间力量紧紧地团结争取在中国共产党一边。

对第一方面的统战工作，南方局既坚持“以斗争求团结”的方针，也严格区分国民党顽固派与爱国民主派的界限，争取多数，化敌为友。周恩来与国民党谈判代表张冲的交往就是一个典型的事例。1931年，时任国民党中央党部调查科情报股总干事的张冲曾亲率人马搜捕中央机关和周恩来，未遂，便借周恩来的化名“伍豪”在报上刊登他所仿造的《伍豪脱党启事》，严重损害了周恩来的声誉，产生了极为恶劣的影响。不料到抗战时期，张冲主张国共合作，周张二人再次成为对手。为了抗战大局，周恩来置昔日公仇私恨于脑后，对张冲“以诚相待”，他们在交往中“由公谊增友谊，彼此之间辄能推诚相见，绝未以一时恶化，疏其关系，更未以勤于往还，丧及党格。”张冲正是通过与周恩来的交往，真正了解了中国共产党，进而从心底敬佩周恩来的气度与胆识，更折服于周恩来的人格与精神，留下了“安危谁与共，风雨忆同舟”的佳话。

对第二方面的统战工作，是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策略取得成效的关键，南方局制定了“扶助进步团体，照顾小党派利益，进行民主运动，要求各党派的合法地位，要求政治改革”等一系列策略方针。在这个过程中，周恩来等南方局领导人以宽阔的胸怀，与中间党派广交朋友，协调步调，密切配合，团结战斗。在坚持抗战、团结、进步，反对投降、分裂、倒退和实现民主政治的基础上，帮助他们克服动摇性，建立起日益密切的合作关系。在中间党派遭受国民党压制时，南方局与他们患难与共，共同进退，并扶持他们组织起来。在争取“三党三派”（中国青年党、中国国家社会党、第三党和中华职业教育促进社、乡村建设派、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的过程中，鼓励他们建立了“统一建国同志会”，并在此基础上，成立了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此后，南方局又积极支持建立九三学社、中国民主建国会、中国民主促进会和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等民主党派。在争取民族资产阶级的统战工作中，南方局领导人与其上层代表人物建立了经常联系，通过迁川工厂联合会、中小工厂联合会等组织和团体开展统战工作，对他们遭受四大家族的摧残状况深表关切，尽一切可能维护他们的利益，鼓励他们积极为抗战多作贡献。在争取地方实力派的统战工作中，南方局将争取刘文辉、潘文华、邓锡侯、龙云、李宗仁等作为重点，经过多年艰苦工作，最终使地方实力派在新民主主义革命进程中，逐步走向人民阵营。

五、善处逆境的英雄气概

周恩来是一个善处逆境的典范。他不顾个人安危，公开阐明共产党的立场，揭露国民党的罪恶行径。面对国民党的恐吓，他大义凛然，保护同志，承担责任，把个人的生死置之度外。皖南事变后，面对危局他正气凛然：“要作最坏的准备，要准备牺牲。要牺牲，我们一起牺牲！”正是在周恩来的感召下，南方局的同志们“都有一个共同的感觉，有恩来同志在，我们毫无所惧”。正是在周恩来的感召下，战斗在国统区的共产党人和革命志士都能善处逆境，对革命充满信心。做到在革命顺利时，不骄不躁，甘于奉献；当暗流袭来时，不灰心气馁，不怕牺牲；即使不幸被捕，深陷囵圄，他们都面对威逼利诱、威武不屈，笑对屠刀。

周恩来的善处逆境，不仅表现在身处险恶环境中的英勇无畏，更体现在作为伟大政治家的信念和开拓上。在最为不利的形势下，他带领南方局创造性地贯彻党中央“隐蔽精干”方针，制定出适应国统区实际的“三勤”“三化”工作方针，探索出“上层工作与下层工作相配合，公开工作和秘密工作相配合，公开宣传与秘密宣传相配合，党外的联系和党内的联系相配合”的斗争策略，从而使国民党顽固派对我党组织的破坏减少到最低限度，为“建设坚强的战斗的西南党组织”作出了重大贡献，同时为迎接抗战胜利和新中国的诞生打下了统一战线工作的基础。

今天，我们要以敬畏之心对待周恩来与红岩精神，以求实态度研究周恩来与红岩精神，以科学方法揭示周恩来与红岩精神，以真实历史支撑周恩来与红岩精神，把对周恩来和红岩精神的宣传建立在科学研究的基础上，努力达到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努力提高党史工作的科学化水平”（人民日报2000年7月22日）的要求，这才是我们对周恩来最好的纪念。

（作者系中国抗战大后方研究协同创新中心主任、重庆市地方史研究会会长、博士研究生导师，本文摘编自作者在中央文献研究室主办的“周恩来与中国精神”学术研讨会上的学术报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