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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毛主席一锤定音叫“爆”

  2020-01-07 00:1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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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4年10月16日,中国在新疆进行了第一次核试验,成功地爆炸了一颗当量相当于2万吨梯恩梯炸药的原子弹。

1964年10月16日,是经历过那个年月的亿万中国人难以忘怀的一天。当天晚上,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连续播放了我国第一次原子弹爆炸成功的《新闻公报》。无数人涌上街头,如同庆祝盛大的节日。饱尝过外国侵略者欺凌的老一代人更是激动万分,他们知道祖国有了原子弹,知道这意味着这块历经沧桑的领土上再不会有八国联军入侵、“九一八”和南京大屠杀……

上千万居住在海外的炎黄子孙,也记得在这一天周围的人投来的尊敬目光以及心中腾起的无限自豪。此时,寓居美国的李宗仁便向来访者说:“西方人终于将我们视为一个智慧的民族”,他也就是由此下定了回归的决心。一位在西欧开饭馆的华侨曾讲过这样的经历:此前邻居经常将垃圾扫到他的门前,以示对黄种人的轻蔑。中国爆炸原子弹的消息传来后,他的门前再没有人堆来垃圾,警察也向他道贺说:“您有这样的祖国,以后不会有人再找您的麻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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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对实力政策却要讲实力,国庆五周年时便提出搞原子弹

新中国成立时,毛泽东曾庄严地宣布:“占全世界人口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起来了!”这声音震撼过多少人的心扉。然而,面对旧社会留下来的一穷二白的烂摊子,此刻中国人还不能生产一辆汽车、一架飞机。而美、苏两国却已经迈入核子时代,把中国人远远抛在世界武器发展跑道的后面。

新中国成立后不久,就接连受到核武器威胁。中国出兵朝鲜获胜以及在台湾海峡附近作战时,美国总统都曾扬言准备使用原子弹。白宫敢动辄挥舞核大棒,就是因为中国没有核弹及其运载工具,没有起码的还击手段。当时,法国总统戴高乐有句名言──没有核武器的国家不是大国。周恩来也说:我们反对帝国主义的实力政策,但是对付帝国主义不能不讲实力。拥有毁灭力最大的核武器,便是最强大军事实力的标志。

五十年代之初的中华大地上,百废待兴,要搞世界最尖端的技术,研制耗费巨额金钱的原子武器,谈何容易!1954年,苏共第一书记赫鲁晓夫来北京参加国庆五周年庆典,毛泽东向他询问是否能在制造核武器方面给中国以帮助。赫鲁晓夫听后马上惊讶地说,搞核武器是很费电的,现在就是把中国所有的电力都投入进去也不一定够用。只要苏联有了核武器就行了,不必我们大家都来搞它。

核武器这种最尖端的绝密技术,任何国家都不愿外泄。于是,1955年1月,毛泽东决定自力更生,依靠本国的科学家,正式决定研制核武器,随后,我国进行了豪迈的九年攻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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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成原子弹后爆与不爆,毛泽东一锤定音

中国研制核武器的过程,可谓人类科技史上一曲空前动人的英雄主义凯歌。在物质条件极其困难的情况下,许多从海外学成归国的优秀科学家、大学刚毕业的年轻学子,纷纷来到沉寂的大漠边缘,每天对着孤山冷月下的戈壁荒滩,开始了艰苦卓绝的创业。为了保密,他们对外通信没有具体地址而只有信箱号,对亲友也不能讲具体工作。然而在那个时代,他们有一个在全国讲起来最为自豪的工作名称——搞尖端武器!

对于“两弹一星”的研制,已有诸多的作品做了生动描写,本篇不再多述。当年,因机关驻地开满了马兰花而定“马兰”为代号的中国核试验基地,至今还未在中国地图册上标出,不过,它的名字早就响彻中华大地。其实,当年新闻报道中所称的进入我国境内又屡遭击落的美制U-2间谍飞机,就一直以这里为主要侦察拍照目标。美国前些年解密的档案也说明,从1963年起,新疆罗布泊附近核试验场的模拟工程、道路、通讯设施以及高102米的试验铁塔的照片,就陆续摆到白宫总统办公室的桌上,总统的谋士们也献上了轰炸、导弹攻击以及派台湾特工队突袭等多种打击方案。白宫的最高决策者却担心激怒因此中国而引发可怕的后果,一直未敢拍板。

1964年秋,中国第一次试验的原子弹在甘肃酒泉的一个秘密工厂装配出来,但进行试验却要冒着遭受打击的很大风险。中央专委不得不制定两种方案:一是发展技术暂不试验,二是不怕威胁尽早试验。毛泽东最后一锤定音,以豪迈的气派说:“既然核武器不一定能用,就要尽早试验。”

今天的人们看到这种过人的胆识和豪迈的气魄,也不能不对这位伟人表示敬佩。10月16日14时59分40秒,罗布泊试验基地主控站操作员按下了电钮,十秒钟后,原子弹开始进行爆轰、压缩、超临界、出中子、爆炸的全过程。强光一闪,火球迸放,接着蘑菇云腾空而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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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核领域花最少的钱,获得最大的收效

六十年代前期,中国一跃成为世界核俱乐部第五个成员时,“三年困难”的饥荒阴影还未驱除。如今有些人会问,在那么困难的时候,若是不搞原子弹,把钱用来造些电视、冰箱改善生活不好吗?然而,当年的人们勒紧裤带搞尖端武器却无怨言,因为刚经历过百年外来侵略的军民都明白,没有过硬的东西,像我们这样一个始终受外部觊觎的大国怎么会有安定环境?还能谈什么发展?要算账的话,软弱造成的损失会比为自强而暂时付出的代价大得多!

当时,我国的国防费每年仅几十亿元人民币,其中投入“两弹”的不过几个亿,如果同三年“大跃进”造成的1200亿元人民币损失额相比真是九牛之一毛,甚至比不上同期归还苏联债务的负担(共59亿元欠款,每年还债10亿元左右)。正如毛泽东对英国元帅蒙哥马利所说的,“我们用很少的一点钱搞试验。我们没有雄厚的经济基础”,“我们像穷人、叫化子,穿上漂亮衣服,到外面跑一跑。”在世界各核国家中,中国是以最少的研制费,创造了最快的速度。

这种世界奇迹的取得,很大程度归功于系统协调的有力。在周恩来为主任委员的15人组成的专门委员会领导下,“两弹一星”研制试验能有效调配全国的人力物力,一路绿灯。中国许多单项技术水平落后,然而整体系统功能发挥得好,在核武器研制的效果上便能取得最优化的结果。这种科学的领导管理方式,至今仍值得国防科研战线的人们借鉴。

罗布泊附近腾起的蘑菇云,已经成为遥远的过去。中国严格遵照已签订的国际协议,早就停止了全部核试验,然而,仍要以适当投入搞一些高技术武器。过去核试验的成果,长期为保卫我们祖国留下了宝贵的物质财富;而当年研制过程中创造的“两弹一星”精神,更是留给后人的宝贵精神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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