瑞士学者哈里什·卡普尔在评论毛泽东时代的中国外交时说：“中国已成为国际上的一个重要因素，而且为那些能左右世界政治的国家所承认。事实上，中国在这30年中，——即使在最弱的时候——大部分外交活动是围绕着超级大国进行的，而且在很大程度上是受这一中心战略平衡的作用和反作用的影响。中国还成功地使自己成为超级大国进行外交估量和确定对外政策中的一个重要因素。譬如，在中国革命后的前20年中，美国企图遏制它。尼克松就任总统后，美国政府为了建立对莫斯科的可靠抗衡力量，便谋求与中国友好。另一方面，苏联在与中国保持很长一段时间的友好之后，现在对中美和解却感到相当的害怕。”（1）这段话的观察有一定深度，揭示了一个重要事实，即中国在20世纪60年代同时处在美苏两个超级大国势力敌对、封锁和压迫的困难条件下，以实力对比相当悬殊的弱国身份，竟然敢于与美苏两霸同时对抗，敢于坚持原则，能够靠高超的外交战略和政策顺应和推动世界格局变动，不断提升自己的全球地缘政治地位，参与营造和建立起对20世纪70年代世界格局演变起了重大作用的中美苏大三角关系，并因势利导，通过实现中美合作从而为中国摆脱困境，一举打开外交局面，进而为中国进入开放改革的社会主义建设新阶段开辟道路。这场以一弱对两强的地缘政治博弈实不简单，如果中国在20世纪50年代以后一直跟着苏联跑，必定成为苏联的附庸，后来很难避免东欧国家的命运。正如刘国光同志所说：“没有文革的预演，20世纪八九十年代苏东剧变会给中国带来什么灾难；‘六四’的后果会导向何处，谁也不敢断言。”（2）
可是，众所周知，20世纪60年代中国的内政外交相当困难，国内刚刚度过经济困难时期，人民温饱不足，形式上的思想统一难掩政策上的分歧，“文革”风暴已在酝酿之中；国际上，中国被美苏孤立，毛泽东形容“高天滚滚寒流急，大地微微暖气吹”，“我们的朋友遍天下”，都在发展中世界，中国在欧洲只剩下一个小朋友。不是说弱国无外交吗？中国是怎么以弱国身份，毛泽东是怎么以英雄暮年，竟然能运筹帷幄，决胜千里，纵横捭阖，在困境中做到这一切的呢？要知道，2010年G20峰会上奥巴马总统向沙特国王阿卜杜拉鞠躬，尚且成为轰动一时的新闻；40年前，不可一世的美国总统尼克松能够为了战略利益，要里子不要面子，放下身段，不远万里，来到中国，来到菊香书屋，与毛泽东会晤，不是趋谒也是趋谒，那可是当时的爆炸性新闻呢。君不见，正是在那之后，一时间西方各国的“冠盖使，纷驰骛”，穿梭也似地访问北京，纷纷与中国建交，成为20世纪外交史上一道亮丽的风景线。中国以一弱对两强，做到这一切，答案主要是毛泽东“三个世界”的理论和实践。
邓小平指出：“毛泽东同志关于三个世界划分的战略思想，给我们开辟了道路。”（3）在21世纪的今天，毛泽东的这一战略思想、理论和方法是否仍然有助于为我们开辟道路？值得研究。全面研究毛泽东“三个世界”的理论和实践，非本文所能容纳，这里结合当前需要，从历史比较的角度，做一点探索性的思考。
首先，中国特殊的地缘政治地位和中华复兴的根本利益，决定了中国不可能一味追随超级大国，必须对世界格局的演变和中国在其中所处的环境、地位、作用、战略、策略等问题进行独立自主的探索，提出自己的理论，才能正确有效地维护自身的安全、利益和把握自身命运，实现中华复兴伟业。
独立自主是中国共产党90年历史中一个最突出的政治特征，也是毛泽东思想的重要内容和新中国建国第一个三十年外交路线的基本特征。1945年雅尔塔协议确立两极世界格局，影响何其巨大，但是中国共产党仍然表示出与众不同的独到见解。1946年8月6日毛泽东与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著名谈话，提出在美苏之间存在一个广大的“中间地带”的思想，实际上表明对两极格局并不完全认同。（4）1949年新中国成立初期外交上的“一边倒”，既是20世纪上半叶中国政治经济发展和国共内战的必然结果，也是美苏冷战争夺中国的必然结果，我们通常用马列主义来表述，内中其实也有地缘政治的逻辑。但是“一边倒”不是依附苏联，而是坚持中国文化的“和而不同”，（5）表现在政治-外交上就是坚持独立自主。虽然当时新中国百废待兴，困难之大，今人难以想象，又别无选择，但是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独立自主的强烈意识，绝不稍减。1949年毛泽东率团访苏，穷亲戚串门，带上几车皮山东大葱、大白菜、大罗卜做见面礼，既是为斯大林祝寿，也是向斯大林求帮告贷。但是毛泽东却不卑不亢，有智有勇，向斯大林提出想要一个“又好吃，又好看的东西”，最后终于签订了一个有重大意义的平等的《中苏友好互助同盟条约》。（6）即使是抗美援朝，也是中国共产党基于中国地缘政治利益高瞻远瞩和民族大义的独立决策，绝非别的什么。后来毛泽东发展了关于“中间地带”思想，形成了理论，其核心思想就是战后国际政治的中心是“美国反动派与世界人民的对立”，而不是美苏之争。这个思想经过苏联解体以后的历史检验，证明仍然是正确的：美国幕后的共济会体系将世界80%人口视为“垃圾人口”，要将95%以上的人口加以消灭（只剩下5亿，见何新：《统治世界：共济会揭秘》关于“盎格鲁-撒克逊计划”的资料和分析，中国书籍出版社2011年版），还不是“美国反动派与世界人民的对立”？现在中美地缘政治博弈的实质，是否仍然是“美国反动派与世界人民的对立”？只不过苏联解体了，轮到中国首当其冲。建国以后，毛泽东不断丰富和发展其“中间地带”理论，到20世纪70年代将其发展为著名的“三个世界”理论。邓小平指出，毛泽东的“这一国际战略原则，对于团结世界人民反对霸权主义，改变世界政治力量对比，对于打破苏联霸权主义企图在国际上孤立我们的狂妄计划，改善我国的国际环境，提高我国的国际威望，起了不可估量的作用。”（7）由此可见邓小平理论与毛泽东思想之间的内在联系和继承，这些应当成为邓小平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
再次，毛泽东的“三个世界”理论并没有拘泥于传统的马列主义理论，更没有受意识形态的束缚，而是继承了中国古代地缘政治遗产，相信也借鉴了西方地缘政治学方法，从而实现了理论创新，发展了马列主义和丰富了毛泽东思想。毛泽东谙熟中国历史文化，对中国古代优秀思想信手拈来，古为今用，使他的著作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和永恒的中国文化魅力。例如1935年他在《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中指出：“古人说：‘春秋无义战’。于今帝国主义更加无义战。只有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阶级有义战。全世界一切由人民起来反对压迫者的战争，都是义战。”他还说：“在目前的全中国抗日高潮和全世界反法西斯高潮中，义战将遍于全中国，全世界。凡义战都是相互援助的，凡非义战都是应该使之转变成为义战的，这就是列宁主义的路线。”（11）孔子将政治定义为“政者，正也”，（12）这是总结“春秋无义战”基础上得出的正确结论，也是中国传统政治思想区别于西方的独特价值和鲜明特色。毛泽东的“三个世界”理论，在相当程度上是他关于中国革命的思想理论和实践（例如农村包围城市）在国际斗争中的运用，也是关于中国古代“义战”的重要地缘政治思想的运用，向苏联“一面倒”有合纵思想，与美国战略缓和则是“远交近攻”，事实上毛泽东也是这样说的。1969年毛泽东在一次谈话中说：“我们的北面和西面是苏联，南面是印度，东面是日本。如果敌人都联合起来，从东南西北、四面八方进攻中国，那么中国怎么办呢？”“日本的后面实际上是美国。我看，还是照我们老祖宗的办法才好，叫做‘远交近攻’。”（13）这些古为今用的做法，今天仍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世界“影子政府”制定和加紧推行的反人类计划，等于发动了不仅针对有色人种而且是以95%以上世界人口为敌的地缘政治非义战。凡非义战都是不得人心的，都是注定要失败的。当此全世界的危难之际，如何将这场非义战转变成为义战，使之成为遍于全世界的地缘政治义战，是每一个不想坐以待毙的民族和人们都应当严肃对待的问题。而毛泽东“三个世界”理论中的马列主义和地缘政治方法，今天对我们特别有用。实际上西方历来高度重视地缘政治学，基辛格、布热津斯基、克里斯托弗这些美国顶尖的地缘政治学家都作过高官，至今仍是顶级智库人士，反观中国一些思想库，马克思主义边缘化自不待言，也没有地缘政治学的地位，故近年来有海内外人士如郑永年等批评中国学界思维“美国化”。“美国化”主要指自由主义一路，这一路成气候也由于有强大的背景，例如2011年某主张中国弃核武的国际关系学者竟能登堂入殿，荣聘为国务院参事，引起舆论大哗。
注释：
（1）（瑞士）哈里什·卡普尔著，彭致斌译：《觉醒中的巨人——一个外国人看新中国前三十年的外交政策》，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7年版，第330页。
（2）刘国光：《经济建设与阶级斗争——共和国六十周年感言》，高峰、毛立言主编：《道路、规律、模式：新中国经济发展的科学总结与展望》代序，经济科学出版社2010年9月版。刘国光这样讲，以及笔者引用这段话，都不等于完全肯定文革，这是两个问题。
（3）《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27页。
（4）国内有研究者认为这次谈话是“毛泽东向两极格局理论的挑战，也是对苏联在中国问题上奉行妥协路线的挑战。”（参见朱听昌：《中国地缘战略的变迁》，时事出版社2010年版，第152页）“挑战”一词似乎言重了，当时中国共产党不可能对两极格局提出挑战，但是不很认同倒是真的。
（5）近年来人们喜言中国文化贵“和”，由此又有人进一步发挥说中国文化的基本性格是“包容”，其实不甚准确。中国文化贵“和”不错，同时又贵“和而不同”，这是一个“和”文化的两个方面，不可偏废。“和而不同”，就是坚持中华文明的核心价值，不是无原则地包容，更不是什么都包容，也反对拿原则做交易。千百年来宋明清儒都高唱“夷夏之防”，20世纪至今又反对“和平演变”，2012年1月1日《求是》杂志更发表胡锦涛总书记的重要文章指出：“我们必须清醒地看到，国际敌对势力正在加紧对我国实施西化分化战略图谋，思想文化领域是他们进行长期渗透的重点领域。我们要深刻认识意识形态领域斗争的严重性和复杂性，警钟长鸣，警惕长存，采取有力措施加以防范和应对。”这些在中国历史上都有依据，在文化上也是一脉相承。如果中国政治-文化善恶不分，忠奸不辨，唯利是图，中国早就完蛋了。“和而不同”，就是坚持中华文明的核心价值，表现在政治上就是“政者，正也”，如党的十七大报告阐述的“主持公道，伸张正义”；在人格上，推崇“外圆内方”，“内方”就是坚持做人的原则，“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贫贱不能移”；表现在中国共产党90年的历史特别是新中国的建设方针和外交方针上，就是独立自主。中国文化坚持正义，反对乡愿，毛泽东最讨厌乡愿，他认为《西游记》里的唐僧就是善恶不分，忠奸不辨的乡愿。（参见毛岸青、邵华：《会议爸爸勤奋读书和练习书法》，《瞭望》1983年第12期）
（6）参见李海文整理：《师哲口述：中苏关系见闻录》，当代中国出版社2005年版。
（7）《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60页。
（8）朱听昌：《中国地缘战略的变迁》，时事出版社2010年版，第166页。
（9）《陈云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370页。
（10）转引自张文木：《美国与朝鲜交好并非没有可能》，《环球时报》2009年6月23日。
（11）《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61页。
（12）《论语·颜渊》。
（13）参见（美）尼尔·弗格森：《基辛格的处方》，《新闻周刊》2011年5月15日一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