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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用镜头见证焦裕禄兰考岁月

作者:高建国   来源:光明日报  

他用镜头见证焦裕禄兰考岁月

高建国

兰考县焦裕禄同志纪念馆收藏的焦裕禄生前用藤椅

习近平总书记把焦裕禄精神概括为“亲民爱民、艰苦奋斗、科学求实、迎难而上、无私奉献”。他指出,无论过去、现在还是将来,焦裕禄精神都是鼓舞我们艰苦奋斗、执政为民的强大思想动力,都是激励我们求真务实、开拓进取的宝贵精神财富,永远不会过时。

焦裕禄精神的形成,是中国共产党人跨世纪接续奋斗的伟大精神创造,是党的宗旨与中华民族传统美德有机融合的恢宏壮举。在铸造焦裕禄精神的历史方阵中,兰考县年逾八旬的共产党员刘俊生,以自己的特殊方式所作的贡献,颇为人们所称道。

保留焦裕禄坐过的藤椅

1964年6月,兰考县委书记焦裕禄因肝癌逝世将近一个月的时候,《河南日报》一位兰考籍编辑,向时任兰考县委新闻干事的刘俊生约稿,要他围绕纪念“七一”党的生日,写一个好党员、好干部的典型人物。刘俊生向县委领导汇报后,确定写焦裕禄,因为这正是他想写的人。在谋篇布局和写作过程中,刘俊生突然产生了一种难以遏制的冲动,把焦裕禄坐过的带窟窿的那把藤椅,搬到了自己的住室。

刘俊生太熟悉这把藤椅了,在他眼中,藤椅简直就是鞠躬尽瘁为人民的焦裕禄的化身。焦裕禄在洛阳矿山机械厂任一金工车间主任时,积劳成疾罹患肝炎。1962年6月,焦裕禄到尉氏任县委书记处书记时,肝炎加重一度腹水,后经中医治疗有所好转。当年12月6日,焦裕禄受命到重灾区兰考县工作后,面对异常困难的局面和艰巨繁重的任务,他把自己的疾病置之度外,奋不顾身地为党工作,肝病日益加重。为了遏制肝区疼痛,焦裕禄办公时,经常把刷子、钢笔、茶杯等硬物顶在藤椅右侧的椅靠上,然后再抵住自己肝部以减轻疼痛。久而久之,藤椅被顶出一个大窟窿。焦裕禄便动手把藤椅上的窟窿用藤条补好。但不久,藤椅又被顶破。有时工作太忙了,焦裕禄就让大女儿焦守凤和大儿子焦国庆帮着补藤椅。

刘俊生终生难以忘怀的是,1964年春节过后,经省委同意,《河南日报》约兰考县组织一个反映治理内涝风沙盐碱“三害”成果的专版,其中有焦裕禄写的一篇文章。其他稿件收齐时,刘俊生到焦裕禄办公室,想看看他的稿子写得怎样了。一进门,刘俊生看到焦裕禄正伏在办公桌上,左手拿茶杯顶着右侧椅靠和疼痛的肝部,右手执笔在写文章。看见刘俊生进来,焦裕禄放下笔,神情痛苦地说:“俊生呀!看样子,这篇文章我完不成了。我的病越来越重,肝部这一块硬得很,疼得支持不住。”

刘俊生看着焦裕禄清瘦的脸颊,发现他的身体因剧烈的疼痛在颤抖,心里很难过,口中嗫嚅着:“焦书记,那怎么办?”焦裕禄说:“你先把大家写好的稿子送给报社,这篇文章,让张钦礼书记写吧!”

刘俊生望着桌上的稿纸,上面写着文章的题目:《兰考人民多奇志,敢教日月换新天》。下面列了四个小标题:一、设想不等于现实。二、一个落后地区的改变,首先是领导思想的改变。领导思想不改变,外地的经验学不进,本地的经验总结不出来,先进的事物看不见。三、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四、精神原子弹——精神变物质。

刘俊生眼前不由一亮:这气吞山河又激情澎湃的文章标题,已经勾勒出一年多来兰考这场伟大斗争实践的筋骨脉络,字里行间凝结着一个党的好干部对革命事业的忠诚与担当。显然,这是书写兰考最新最美画卷的大文章!刘俊生多么希望焦裕禄能够写完这篇不同凡响的文章,可看看他晦暗无光的脸膛,还有因痛楚而明显佝偻的身躯,又把溜到嘴边的话咽了回去。

刘俊生没有想到,这是焦裕禄有生之年写的最后一篇文章,准确地说是一篇没有写完的文章。虽然,焦裕禄的文章才刚开了个头,但刘俊生坚信,这篇没有写完的文章描绘的宏伟蓝图,已经清晰地镌刻在兰考大地上,成为广大干部群众的共同意志。兰考人民是会按照他遵循科学规律、集中群众智慧提出的设想,在兰考大地上续写好这篇文章的。

这是刘俊生最后一次看到焦裕禄用藤椅顶托肝部坚持工作的情景。

那个燠热的夏日,刘俊生望着焦裕禄坐过的藤椅,一气呵成写出《党的好干部——记焦裕禄二三事》。报社编辑阅稿后感到,用一两千字反映焦裕禄未免简单,可补充材料推到一版去。刘俊生另起炉灶,写了一篇3000字的稿子送到报社。后来得到的消息是,宣传县委书记的稿件需经省委审阅批准。但“七一”前后稿子未能发出。

刘俊生是为鞭策自己写好报社约稿,收藏了焦裕禄坐过的藤椅。情之所至,他又向焦裕禄的夫人徐俊雅打听:“焦书记穿过的破旧鞋袜在哪儿?”徐俊雅说:“你问那干啥?我看见那些东西心里就难受,早扔掉啦!”刘俊生忙问:“扔哪儿啦?”徐俊雅用手指指屋后说:“扔到屋后草窠子里啦!”刘俊生接着跑到焦裕禄家屋后草窠子里,捡回一双焦裕禄穿过的破旧不堪的鞋袜,用报纸包起来,放到纸箱里收好。

刘俊生保存焦裕禄坐过的藤椅和穿过的鞋袜,激励他写了不少反映焦裕禄光辉事迹的稿子。每当刘俊生思想苦闷和情绪波动时,焦裕禄坐过的藤椅和穿过的鞋袜,都是他进行自我教育和救赎的灵丹妙药。如今,焦裕禄的三件遗物,已成兰考县焦裕禄同志纪念馆的镇馆之宝,是最能从本质上体现焦裕禄精神和最具震撼力的珍贵文物。

1966年2月7日,新华社播发了穆青等人撰写的长篇通讯《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当时习近平是初一的学生,思政课老师就在班上读这篇通讯,读时几度哽咽,泣不成声,班上的同学也都流下了眼泪。当老师念到焦裕禄肝癌晚期仍坚持工作,疼痛难忍时用棍子顶着肝部,以致办公室藤椅右侧被顶出一个大窟窿时,习近平受到极大震撼。焦裕禄坐过的带窟窿的藤椅,成为焦裕禄光辉形象在习近平心中扎根的重要媒介,藤椅所体现的焦裕禄鞠躬尽瘁、勤政为民的感人精神,始终是激励习近平不忘初心、砥砺前行的不竭力量。

成为新华社记者“发现”焦裕禄的向导

焦裕禄被“发现”,不是径情直遂和一蹴而就的,而是经历了一个渐进的过程。

1964年5月16日,焦裕禄在郑州河南医学院附属医院病逝两天后,河南省委省人委在商丘地区民权县召开沙区林业工作会议,兰考县委副书记张钦礼在参加焦裕禄追悼会筹备工作后,到会介绍兰考沙区造林经验。张钦礼登台发言一开头,就通报了焦裕禄两天前病逝的消息,接着在“跑题”的发言中,生动翔实地介绍了焦裕禄的感人事迹,深深打动了与会代表的心。主持会议的副省长王维群高度评价焦裕禄,要求与会代表下午认真讨论焦裕禄事迹,随后要求与会的新华社河南分社鲁保国等记者,找张钦礼深入采访焦裕禄事迹。

1964年8月7日,河南省委第二书记文敏生,在省委三级干部会议上热情赞扬焦裕禄,充分肯定了通过治理“三害”改变灾区面貌的“兰考新道路”。

1964年10月,新华社河南分社遂成立由张应先、鲁保国、禄祖毅组成的焦裕禄事迹报道小组,前往兰考深入采访。

1964年11月19日,新华社播发张应先等人写的反映焦裕禄先进事迹的人物消息,同时播发一篇供地方报纸刊用的3000多字的稿件。11月20日,《人民日报》在二版左下角,以《在改变兰考自然面貌的斗争中鞠躬尽瘁,焦裕禄同志为党为人民忠心耿耿》为题,用1700多字的篇幅,报道了焦裕禄的先进事迹。当天,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出新华社报道焦裕禄的通稿。11月22日,《河南日报》一版头题刊发新华社播发的焦裕禄事迹“地方稿”,并配发社论《学习焦裕禄同志为人民服务的革命精神》。

焦裕禄精神开始走出兰考,在河南乃至更大范围得到传播。

然而,焦裕禄作为县委书记的榜样矗立在全国人民心中,还是在新华社记者穆青、冯健、周原1965年底豫东之行以后。

这一年快要过去的时候,新华社副社长穆青和国内部工业组组长冯健,到西安筹备国内记者会议,路过郑州时,在河南分社记者会上听周原讲了几个月灾区采访的见闻,很受触动。穆青确定,周原到豫东灾区采访干部群众抗灾情况,他和冯健从西安回来后听线索汇报。

周原第一站先到杞县,不料县里正开三干会,县委书记白天开会,晚上又去看戏,派了个不怎么掌握情况的林业局局长来见周原,这使他大失所望。第二天一早,周原跑到杞县汽车站,在小摊上吃完元宵,扭头看见一辆公共汽车准备开出,抓起提包一个箭步蹿上了车。汽车出站上了路,周原才想起来问:“同志,这车是去哪儿?”售票员用奇怪的目光打量着周原,没好气地说:“兰考。”兰考就兰考,反正是豫东的地儿!

车到兰考站,周原发现,县委大院就在汽车站旁边。说来也巧,周原走进县委大院,迎面碰上刘俊生。一问,他正是自己要找的县委新闻干事。刘俊生看了周原的记者证,把他领进办公室,沏上了一杯热茶。

周原呷口茶水,对刘俊生说:“新华社副社长穆青同志,想写一篇豫东、鲁西南、皖西北改变灾区面貌的报道,让我先探探路,打个前站,摸摸线索……”

刘俊生脸上掠过一丝惊喜,脱口打断周原的话:“你们快来吧!俺兰考开展除‘三害’斗争,把县委书记都活活累死了!”

县一级年轻新闻干事,虽说从事新闻工作,一般来说尚属业余水平,但数年农村新闻报道的摸爬滚打,已使刘俊生形成了“倒金字塔”式思维和表达方式,讲问题谈情况,先拣重要的事说,一下子把人抓住。刘俊生开口就甩出兰考除“三害”累死县委书记这一颇能抓人的猛料,的确收到了先声夺人的效果。

周原“咕咚”一声咽下口中的茶水,瞪大眼睛问:“谁为除‘三害’累死啦?”

“俺们县委书记——焦裕禄!”刘俊生声音有些异样。

周原站起来追问:“焦裕禄是怎么累死的?”

刘俊生把周原引进自己住室,取出焦裕禄的旧棉鞋和破袜子对周原说,这是焦裕禄穿了好几冬、补了又补的旧鞋袜。接着又拿过一把破藤椅,对周原讲起焦裕禄肝病严重时,就用硬物顶在椅靠上抵住肝区止疼,时间长了,藤椅被顶了个大窟窿。

周原凝视藤椅上的破洞,仿佛瞬间被击穿。虽然他尚未意识到,这把椅子将开启中国新闻史上一次重大寻访和发现,但18年新闻工作的经验告诉他,焦裕禄正是自己要寻找的人物!头一天的采访使周原收获颇丰。职业敏感告诉他,一个一碰就响的大典型,正在显露出来。周原又在机关和社队深入采访,基本掌握了焦裕禄的情况。

周原急匆匆赶到郑州,恰好穆青、冯健从西安回来。周原随口抛出几个沉甸甸的例子,焦裕禄有棱有角的形象,便赫然矗立眼前。此行中原,穆青曾打算去豫北林县,采访林县人民在太行山腰开凿红旗渠的伟大壮举。周原在兰考的发现,使他看到了那个苦寻无着的瑰宝,正抖落尘埃崭露头角,静静地在大河最后一道弯熠熠闪光。在新中国刚刚走出三年困难时期,国民经济尚未恢复,特别是作为国民经济基础的农业还面临严重困难之际,多么需要报道这样不屈不挠同自然灾害进行斗争、带领群众恢复和振兴农村经济的典型啊!

穆青像一个运筹帷幄的战役指挥员,下决心调整部署挥师豫东,把兰考作为发起新的战役的突破口。1965年12月17日上午,穆青、冯健、周原走进兰考县委大院。

后来,人们忆起发现焦裕禄这一伟大精神铸造关键一役揭幕的情景时,颇有感触:如果说,周原打开了发现焦裕禄的门闩,那么,刘俊生就是发现焦裕禄的向导。

为焦裕禄拍下四张照片

那年月,照相机很少,胶卷也金贵。焦裕禄平时参加会议和到基层社队,都不让人给他照相,但下乡时却时常喊着刘俊生,并且嘱他带上照相机。1963年9月初的一天深夜,刘俊生又接到通知,让他第二天上午带上照相机,到城关公社老韩陵大队找焦裕禄。第二天,刘俊生在老韩陵村北的红薯地里,找到了正在劳动的焦裕禄。

那天上午,焦裕禄披着中山装上衣,露着白色秋衣和土黄色鸡心领毛背心,像个娴熟的庄稼把式在锄地。刘俊生欲罢不能,转身悄悄把镜头对准焦裕禄按下快门,从侧面拍下了焦裕禄锄地的照片。焦裕禄锄完红薯地,又走到一块花生地里拔起草来。

刘俊生透过地头上人的空隙,见焦裕禄抚弄着油绿茁壮的花生茎喜上眉梢,不禁为焦裕禄的生动神情所吸引,迅速调整焦距,拍下了焦裕禄在地里拔草的照片。为了不使快门的“咔嚓声”惊动焦裕禄,按快门时,他故意轻轻咳了一声加以掩饰。

中午,焦裕禄和刘俊生在老韩陵大队吃过派饭,骑自行车由北向南驶去。行至朱庄村南春天栽的50亩泡桐林东侧,只见波荡起伏的沙丘上,新栽的泡桐树已是一爿绿荫。焦裕禄满脸惊喜,支好自行车,兴奋地向泡桐林走去,边走边对刘俊生说:“咱们春天栽的泡桐苗都成活了,长得多旺盛啊,十年后,这里就是一片林海!”

刘俊生被焦裕禄发自内心的喜悦所感染,掏出照相机,趁他不注意,迅速拍了一张焦裕禄站在焦桐树旁,叉腰侧首笑望郁郁葱葱泡桐林的照片。这时,跟在身旁的城关公社党委书记孟庆凯提出:“焦书记,我想和你合个影,留个纪念。”

焦裕禄刚到兰考时,孟庆凯任县委农村工作部部长,面对严重灾情为难发愁。焦裕禄提出,让他到抗灾斗争第一线任职,看看贫下中农是怎样跟严重灾害做斗争的。经过加钢淬火,孟庆凯成为一名优秀领导干部,城关镇涌现出许多抗灾硬骨头队。

焦裕禄满意地看着孟庆凯,笑着问道:“咱们照相有啥用啊?”

这时,刘俊生一直憋在心里的话涌到嘴边,忍不住插话:“焦书记,每次跟你下乡,你都告诉我带上照相机,可为什么不让我给你照相呢?”

焦裕禄说:“让你下乡带照相机,是让你多给群众拍照。广大群众为改变兰考面貌忘我劳动的精神,是很感人的。给群众照相,既对他们是个鼓舞,又很有意义。”

刘俊生讲出一番理由:“要是把你和群众劳动的镜头拍下来,群众看见照片一定会说,我和县委书记照相了!这个是我,那个是他,这对他们不是更大的鼓舞吗?”

焦裕禄被刘俊生变着法儿讲的一番理由逗笑了,挥了一下手臂对刘俊生说:“你讲得有道理,有道理。好吧,你找理由给我照相,那今天就照一张吧!”

“怎么照法?”乐不可支的刘俊生憨直地问。

“我爱泡桐,就在泡桐树旁,给我和老孟一起照个相吧!”

根据刘俊生的建议,焦裕禄穿好上衣,依旧敞怀露着土黄色的鸡心领毛背心,走到几棵泡桐树前,对刘俊生说:“就这样照吧!”说着,右手倒背,左手自然扶住一棵锨柄粗的泡桐树。站在焦裕禄左侧的孟庆凯,举起右手扶住同一棵树的上端。

刘俊生不失时机地按动快门,拍下了这张珍贵的合影。焦裕禄与孟庆凯合影时,两人手扶的这棵泡桐树,就是今天闻名遐迩的兰考景观——“焦桐”。后来,宣传焦裕禄时,报刊书籍使用这张照片,都把立于泡桐树另一侧的孟庆凯隐去了。

焦裕禄在兰考留下的四张照片都摄于这一天。其中,侧身锄地和蹲在地里拔草的两张,系上午摄于老韩陵村的农田;在泡桐树前和手扶泡桐的两张,则是下午摄于胡集大队朱庄村南林地。照片洗好后,刘俊生把四张照片各送给焦裕禄一张。焦裕禄拿着叉腰站在泡桐树旁的那张照片说:“这一张好,这一张好!”

刘俊生把焦裕禄的四张照片贴在日记本首页,压在办公桌玻璃板下面。每当工作疲倦,或思想遇到挫折陷于苦闷时,他总要习惯地看看照片,从中寻找慰藉和力量。

1966年春,焦裕禄事迹在全国宣传后,穆青向刘俊生要焦裕禄的照片。刘俊生感到很惭愧:焦裕禄在领导兰考人民除“三害”中,曾有过多少激动人心的瞬间,自己作为新闻干事却没抓拍下来,这是多大的失职呀!无奈,他只好还给穆青提供那四张照片。此后,各地来兰考采访和参观者,不少人也向刘俊生要过焦裕禄的照片。有的得知焦裕禄在兰考仅留下四张照片,失望之余不免啧有烦言。刘俊生也有苦衷。1966年3月3日,他在上海《新民晚报》发表《在泡桐树下拍的一张照片》,其中写道:

在这里,我要向来兰考参观访问的同志们表示歉意,请你们不要再质问我,为啥给焦裕禄同志拍的照片这么少;也不要再向我要焦裕禄同志的照片底版了!老实告诉您:我拍下他的照片,的确就这么三四张。您非要焦裕禄同志英雄形象的照片底版不可,那么,就请你们到兰考三十六万人民那里去要吧!到全国六亿五千万人民那里去要吧!他们的心里都存放着焦裕禄同志英雄形象的照片底版!

最初的“焦桐”守护人

1965年12月,穆青、冯健、周原到兰考采访焦裕禄事迹时,穆青手捧刘俊生为焦裕禄拍摄的四张照片,仔细端详,反复揣摩,受到很大感染,仿佛打开了一扇通往焦裕禄内心世界的窗口。透过照片辐射出来的丰富信息,焦裕禄的音容笑貌宛如在记者眼前活现起来。穆青看到焦裕禄这个民族脊梁式的典型的时代意义后,感到焦裕禄手扶泡桐树这张照片很有意义,便问刘俊生:“这棵泡桐树还有没有?”

“有啊!”刘俊生说着,马上领悟了穆青提示的含义。中国顶级记者的询问,像一束洞幽烛微的光,照亮了焦裕禄手扶泡桐树蕴含的意义。刘俊生赶紧找到城关公社胡集大队党支部书记胡安民,建议队里采取得力措施,切实保护好这棵泡桐树。

1968年秋,胡集大队干部群众自发拿鸡蛋粮食兑砖头和石灰,在这棵泡桐树旁建起一座纪念碑,刘俊生应邀为焦裕禄照过相的泡桐树撰写了碑文。

几度春风秋雨,亲炙焦裕禄关爱的泡桐树,枝繁叶茂,拔地参天,成为兰考人气甚旺的一处景观。人们看见泡桐树,想起焦裕禄,遂称此树为“焦桐”。1980年,兰考县人民政府把“焦桐”定为县级文物,并正式在树旁立起“焦桐”的牌子。

1986年春,穆青、冯健、周原重返兰考,专程来瞻仰“焦桐”。穆青在枝叶葳蕤的树下流连,举目仰望,凝神结思,动情时双臂合抱“焦桐”,围住了树干的三分之二。

1990年6月,穆青、冯健、周原再次来到“焦桐”树下。穆青掏出卷尺,贴着树干量树围,不由满脸惊喜:树围已达5米!三位焦裕禄的心灵至交欣喜地获悉,每年,全国各地前来瞻仰“焦桐”的干部群众,不下数十万。令人景仰的“焦桐”,成为赴兰考朝圣追思的必看景物。“焦桐”树下流连,穆青三人益发感到,当年在兰考的跋涉和笔耕,其价值都在这里得到了体现;中国共产党人倾力打造的焦裕禄精神,历经世纪风雨,正如“焦桐”一样蓬勃旺盛,生机盎然。

2009年4月1日,时任国家副主席的习近平,在河南调研期间,首次来到几十年心向往之的兰考考察。一踏上这片深刻影响自己人生走向的土地,习近平不顾旅途劳顿,接踵拜谒焦裕禄纪念园,参观焦裕禄同志纪念馆,去焦家小院看望焦裕禄子女亲属,同他们亲切交谈。随后,习近平来到“焦桐”树下。习近平认真地看着那张焦裕禄站在焦桐旁的照片,在场的刘俊生介绍说,这张照片是我当年偷偷给焦书记拍下来的,因为每次下乡,当我把镜头对准他时,他总是摇摇头、摆摆手,不让照。焦书记说,人民群众改天换地的劲头这么大,多给他们拍些照片,多有意义,拍我有啥用!习近平听了之后感叹说,“焦裕禄同志的确心里只装着群众,只想着群众,唯独没有他自己啊!”

随后,习近平还在附近一片绿油油的麦田中,亲自植苗、培土、浇水,栽下一棵焦桐,留下一腔思念,希望生生不息的焦裕禄精神在神州大地永远传承、永放光芒。

那是刘俊生最感荣耀的时刻。从在“焦桐”旁给焦裕禄照相到保护“焦桐”,再到给党和国家领导人讲述“焦桐”,刘俊生的人生因与“焦桐”结缘而闪发光彩。

到2018年,“焦桐”已挺立兰考大地55个春秋,寿命之长,是泡桐家族绝无仅有的奇迹。河南省林业专家认定,兰考“焦桐”,是中国当之无愧的“泡桐王”。

如今,象征焦裕禄精神的“焦桐”,已成为兰考的重要政治地标。人们在“焦桐”树下感受焦裕禄精神,也油然对穆青的敏感和刘俊生的执着报以敬意。

刘俊生晚年寓居“焦桐”北侧的胡集村,这里是他最充实和最具成就感的心灵栖息地。发现焦裕禄,是历史的机缘和偶然。作为在历史偶然变必然中的摆渡人,要言不烦地向记者汇报焦裕禄典型线索,为焦裕禄定格弥足珍贵的兰考影像,珍藏焦裕禄坐过的藤椅,看护和开发“焦桐”,这些非同寻常的闪光点,照亮了刘俊生的人生。

(作者:高建国,系作家,所著《一颗子弹与一部红色经典》获徐迟报告文学奖。本文系中国作家协会重点扶持作品《大河初心》阶段性成果。本版四张焦裕禄照片均系刘俊生所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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