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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寻川藏公路上的一位无名烈士

作者:魏董华   来源:新华网  

  西藏昌都,怒江天险。一座特殊的桥墩,孤零零立在江边,如同一位战士独自驻守。

2018年,怒江之上第3座新桥通车。60多年前修筑的怒江桥已经拆除,为何独独保留了这座桥墩?

当地人说,桥墩里有一位战士的遗体。为了纪念这位烈士,这座特殊的桥墩被保留了下来。

这个战士是谁?当年究竟发生了什么?

为了逝者那不朽的名,在川藏、青藏公路建成通车65周年之际,我们开启了一段漫长的追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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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8月21日无人机拍摄的怒江大桥旁的桥墩。新华社记者熊琦摄

追寻一名烈士,从一条天路开始

今天,很多汽车兵在经过怒江的这座桥墩时,都会按响喇叭,并点上一根烟,摇下车窗,投向窗外的峡谷。鸣笛和献烟,这个颇具仪式感的举动成为一种特别的致敬。

他们致敬的,正是桥墩里的这位烈士。

众口相传,当年修筑怒江桥时,这位战士因连续作业身体疲劳,不慎掉进10多米高、正在灌注水泥的桥墩里,混凝土迅速凝固,战友们想尽一切办法也未能将他救起,最后只得流着泪将他筑进了桥墩。

今天,许多年轻人热爱骑行或徒步于艰险的川藏线,将其作为一种苦修与历练。他们或许难以想象,他们脚下的这条天路,60多年前,竟是筑路者用血肉之躯和简陋工具开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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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年,筑路大军挺进西藏途中,官兵们在冰冷刺骨的河水中抬运石料(资料照片)。新华社发

1950年初,11万筑路大军挺进西藏。彼时,整个西藏120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没有一条公路。广袤的世界屋脊,仍沿袭着刀耕火种的落后生产方式。解放西藏,更要为西藏人民带去现代文明。担负解放西藏重任的十八军,同时担负起修筑进藏公路的重任。

这是新中国成立后的一项重大“国家工程”,尽管当时国力极为有限。

一边是14座海拔超过4000米和两座海拔超过6000米的大山,数条地质断裂带,一边是钢钎、炸药,甚至常常连吃饭都无法保证的保障条件,世界屋脊上第一条公路就这样开建了。

11万筑路人,4年零8个月。1954年年底,川藏公路正式通车,公路建设中牺牲的3000多官兵和1000多藏汉民工,从此长眠于公路沿线。

全长2255公里的公路,平均每公里牺牲2人。

翻开这段修路史,也打开了一部光荣与牺牲史。

担任爆破任务的小炮班班长张福林在山间作业时被坠下的巨石砸中,伤势严重。醒来后,卫生员要给他打强心针,被这位战斗英雄拒绝,他说,我不行了,要为祖国节省一针药。

正在半山作业的某工兵团八连三排,脚下岩石轰然碎裂,整个排的战士跌入滚滚江水中。排长命令年轻的小战士顺着保险绳脱险,自己则被一个巨浪掀入江中而壮烈牺牲。

正在“老虎嘴”施工的一五七团六连二排遭遇突然暴发的泥石流,9名战士随着塌陷的路基坠入江中,被滔滔江水吞噬……

60多年后的今天,我们与一位位“老西藏”追忆这段历史,当年筑路的壮烈仍扑面而来。

在寻找一名烈士的路上,我们找到了无数的烈士。

他们的故事,一样壮烈。

寻找之路扑朔迷离

汽车拼了命爬上海拔4000多米的邦达机场,山顶最后几片云擦着乱石往峡谷滑去。踏上雪域高原,我们开启了寻找桥墩里英魂的旅程。

寻找的过程几经波折,桥墩里战士的身份也是扑朔迷离。

在邦达机场,我们找到了驻守过怒江大桥的部队。30岁的“老兵”杨涛说,他只知道,这里长眠的是一位十八军的战士,但更多的细节无从得知。

从杨涛17岁当兵来到怒江边开始,这个桥墩就像一名战友,不分白天黑夜地陪着他。“每年都会有退伍的老兵回来,站在桥墩边久久不愿离去。”杨涛说,清明节那天,守桥战士们会通过自己修的一个便道,从险峻的岩岸攀到桥墩旁,扫尘,献花,给这位无名的战友敬上一个军礼。

怒江天险,石谷狭窄且高,抬头掉帽,是被当地藏族群众称为“猴子难攀,野羊不敢下山喝水”的地方。当年,筑路部队被阻挡在咆哮的怒江东岸,千方百计数次渡江均未成功,一只橡皮艇被激流多次冲走。最终把钢丝绳拉过江去、架起便桥,施工大部队才得以开向西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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筑路战士在怒江两岸的悬崖陡壁上辟山筑路(资料照片)。新华社发

采访渐渐深入,这个口口相传的故事,出现了不同的版本。

60多岁的陈雪康曾在西藏昌都市交通局办公室工作。他的父亲当年曾参加川藏线上的修路民工队。他从桥梁结构的角度对烈士的身份和桥墩的年代提出了质疑。

他翻开《西藏交通公路史》,指着其中一段说,怒江大桥是一座长达87米、距江面33米高的“贝雷式”钢架桥,“当时的桥墩是木结构的。”

那么,这个水泥桥墩是何时出现的呢?陈雪康提醒我们,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原解放军基建工程兵852大队曾重修怒江大桥。

会不会是那个时候修的水泥桥墩?

我们又驱车来到八宿县城,找到一位82岁的藏族老人白玛江村。

老人回忆,当年怒江大桥通车后,他亲自走过,印象中并没有看到水泥桥墩。至于现在这座桥墩什么时候出现在那里,他也不知道。

扑朔的桥墩之谜,唯有一路追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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筑路战士在辟山开路(资料照片)。新华社发

烈士的名字初现

从西藏回来后,通过各种线索,记者终于找到一名当年852大队的老兵。然而这位老兵说,当年他们来到怒江时,桥墩已经立在那里了。

一切又回到原点。

原解放军十八军军长张国华之女张小康的出现,让寻找有了转机。

张小康曾历时8年撰写《雪域长歌》一书,详尽记载了父辈与西藏的故事。书中也提到了桥墩的故事,但记述不尽翔实。

看到我们,张小康十分激动:“当年这件事一直记在心里,但始终没有核实清楚,让我们一起来找吧!”

几位十八军的老人共同确认了烈士牺牲的事实。

原十八军宣传部长夏川的儿子芦继兵,找到了父亲当年拍摄和收集的老照片。其中一张老照片上,当年十八军修的第一座怒江大桥是钢架桥身,下方赫然正是现在这座水泥桥墩;桥墩后方,还依稀可见木结构的桥墩。

芦继兵回忆,1953年国庆前夕,父亲带着国庆观礼团赴京,途经怒江大桥时拍了照,照片上还只是木结构的临时桥墩。1954年底,川藏线全线通车。“这个水泥桥墩应该是通车后,为了加固桥梁,重新修建的,时间应该是1954年到1955年期间。”

芦继兵还提供了一个重要线索——这位烈士可能是刘纪春。

这是他10年前在一个“老西藏”的回忆文章中偶然看到的。“这个事迹太震撼人了,当时我就马上把名字记录了下来,还写到了讲课用的课件中。”

遗憾的是,这么多年过去,他再也没有找到那份记载着烈士名字的回忆文章。

张小康和芦继兵通过多方查证,当年修建怒江桥的部队隶属于十八军54师,彼时工兵5团负责修建桥墩和架桥,162团负责炸山。这名战士应该来自工兵5团。

那是一座座无名的雪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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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2年,筑路民工在甲皮拉山顶铲除冰雪,让汽车通过(资料照片)。新华社记者赵慎应摄

之后的数月时间里,我们不断寻访亲历者和他们的后人,希望能从他们那里得到一个可靠的印证。

然而,我们能找到的工兵5团的老人,大多已经离世,他们的子女对当年的历史所知甚少。

非常遗憾,截至发稿时,记者仍无法确认这位烈士到底是不是叫“刘纪春”。

为什么当时没有详尽的记录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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筑路战士们用绳子拴在腰间,在悬崖陡壁上进行开凿(资料照片)。新华社记者任用昭摄

熟悉那段筑路史的张小康说,当时为了尽早解放西藏,修通路是第一要务。牺牲的人太多太多,通常只能在路旁掩埋,在石头或木牌上写上名字。筑路工程结束后,部队仍然任务不断,后来又历经改编,最终使烈士的故事和姓名湮没在历史深处。

“几千名筑路烈士,许多都没能留下自己的名字。”张小康说,直至今天,仍有十八军后人在寻找自己前辈的牺牲地。“有的留下了姓名,但只有名字和部队番号,什么时候牺牲、籍贯在哪里,都没有详细记录。”

追寻一位无名烈士,却让我们发现了更多的无名烈士。在一个个壮烈的牺牲故事里,我们看到了一个充满激情与奉献的时代,看到了那一代先辈为信仰和理想而献身的崇高精神。

“也许我们再也找不到烈士的名字。”张小康说,但烈士们的功绩不会因他们的无名而消失。

也许,我们永远也无法确定这名烈士是不是刘纪春,但我们相信,他的故事将永远传唱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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